灵魂哭泣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自古以来，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绮丽的山水风光而闻名于世。作为‘十朝都会’的南京，两千多年间，多少回战争的烟尘在这里升起，多少次王朝的更替在这里进行。她有过虎距龙盘歌舞升平的繁华，也有过潮拍空城无人问津的冷落。‘人事有代谢，过往成古今’。岁月在这里留下了烟雨楼台，柳堤禅房，也留下了城垣陵阙，遗苑故垒。它们妆点着南京，使这座城市具有一种特有的历史氛围。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实现现代化’的各种口号下，南京变了。历史的遗迹被铲平，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古城的宁静与柔美被喧哗和拥挤所取代，失去了往日的倩影和端庄。现在的南京，喧闹和嘈杂，搅得死人也不得安宁。日夜轰鸣的推土机和打桩机使得陵墓惊魂。南郊雨花台望江矶公墓失去了往日的寂静和肃穆，埋葬在这里的几千名共和国的英雄们的遗骨被挖掘，坟墓被摧毁，令人心碎。

　　１９９７年７月，我接到童年的朋友何天陵从南京写来的信。她告诉我，南京市人民政府要将市郊的公墓改建成花园以吸引游客，于当年三月中旬在报上刊登迁坟通知，规定公墓东半部所有坟墓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迁走，逾期一律作无主坟处理。天陵的父亲是继我父亲在１９５６年逝世以后，第二个去世的南京市委老干部。之后不久，我母亲亦因病去世，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孤儿。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许家屯和市长彭冲，用上等的楠木做棺材，给予他们厚葬，并根据他们生前的优秀表现，报请党中央批准，授予他们‘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天陵的父亲被埋葬在公墓的东山头，隔着一条共青团路，与埋葬在西山头的我父母的墓遥相对望，就象我们两家在兰园是隔条马路的邻居一样，他们死后仍然是门对门的邻居。我们两家的子女以前经常在清明时节结伴一起去扫墓。

　　　　天陵的母亲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兄妹几人将其母骨灰葬在了父亲墓旁。现在，东山头首先遭劫难。要迁墓，势必毁棺。无奈，父母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叫他们搬，这组织的命令焉能不服从？然而，公墓不再‘公’了，共产党不管了，一切费用由家属自出，自找新墓地。天陵兄妹分头四外查找，在牛首山下寻得一个村落，名叫‘何家大地’，与他们同姓，看来是同一个老祖宗。加之村里有片墓地专供南京人迁墓使用，天陵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墓地，于是大家凑钱花了两万元买了一块不足两平米的土地，准备迁坟。谁知还未来得及动迁，新墓地附近的农户却找上门来索要看坟钱。他们自称是‘坟亲家’。就象其它地方分田到户一样，他们的生产队将卖出的土地‘分墓到户’，每户按人口分得十至十五座墓不等，让他们滥发死人财。墓主若不肯给钱，那些人辱骂的话语就不堪入耳，甚至扬言不给钱就捣毁墓地，让你的家人死无葬身之地。他们个个凶神恶煞，趾高气扬，让城里人望而生畏。墓主若找到迁坟办事处评理，他们却说此事不在我们责任范围内。真是无法可依，非法法也！墓主只有忍气吞声，交钱给‘坟亲家’，动辄几百上钱元，买个清净。至于那些下了岗的经济困难的墓主，自身的生活都无保障，哪儿还拿得出大笔的金钱去孝敬‘坟亲家’呢？他们只有愧对死去的亲人，望天长叹，听天由命，任人处置了。

　　　　天陵兄妹为父母迁坟的那几天，正值清明期间，‘哗哗’的大雨连续多日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赶在政府规定的期限之前将墓迁走，他们只有加倍花钱，雇请工人冒雨挖棺掘墓。可是刚挖的小坑马上就成了个小水塘，水面几乎与地面平齐，无论众人如何齐心协力向外舀水，水塘还是水塘，就是不露底。天陵想，这一定是父母不愿搬家，故而老天垂怜，落雨阻挡。她不由得仰头对着苍天大喊：“帮帮我们吧老天爷！我们是按党的要求办事啊。”顿时，咸咸的泪水混合着带有腥味的雨水流进了她张着的嘴里，就象老天在逼她吞咽一杯苦酒，那潺潺的雨声就象是墓中父母的灵魂在哀伤地哭泣。此时，天陵最害怕的，就是一旦期限到了还未完成迁坟而被政府统一处理。只得再花钱调来一台抽水机，边挖边抽水。工人们砸开坟墓的水泥盖板后，他们发现其父棺木已被白蚁侵蚀，只好拾骨装入事先买好的水泥盒中，与母亲的骨灰盒连同两块墓碑一起运往新墓地，深埋地下三米。掩埋好以后，他们与其他迁坟至此的人家一样，在地面插上木排，写上父母的名字。新墓地里树起了一排排这样的木排，倒也整齐肃穆。他们悬了个把月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对着父母的新坟，他们默默地祈祷着，希望父母能在新居里得到安宁。

　　　　谁知，等待他们的却是更沉重的打击。１９９８年５月，我又收到天陵来信。她告诉我，这年清明，他们兄妹去新墓地探视父母，新墓地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五十米宽的新修的公路，蜿蜒伸向远方。对他们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政府在征用这片土地修路之前，竞然没有通知墓主，就将木排全部拔去了！虽然天陵他们知道，父母的骨灰就埋在公路下面的某个地方，但是却永远也无法找到其确切的位置了！迁坟所花的钱都白扔了不说，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打击简直无法形容。他们心头那对父母的愧疚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更是一言难尽！作为良民的他们，从来没有对抗过政府的决定，党叫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党却从不顾及他们的感情，如此粗暴地践踏他们的人权，他们感到深受伤害。

　　　　天陵还在信中告诉我，由于我父母的墓地与‘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项英、袁国平和周子昆这新四军的三巨头的陵墓毗邻，沾了‘三烈士墓’的光，不在动迁范围内，叫我放心。这个消息确实使我感到了一丝欣慰，只要我的父母能有安息之处，就好。

　　　　岂料好景不长，我的父母也遭厄运。１９９９年６月，我接到弟弟卫国的来信说，政府有令，‘三烈士墓’周围所有坟墓都要在年底之前迁走，父母的墓亦在必迁之列。他原以为父母的墓与‘三烈士墓’葬在同一边，安然无恙，所以前不久刚刚花费五千元大修了一下，用钢筋加固，修得非常结实。父母墓旁其他几家的墓也都步卫国的后尘，全都大修过。时隔仅一年，父母以及其他为共和国献身的战友们在公墓中已无一席之地了，他们将被扫地出门。因我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文革’之前，他们的墓都是公家出钱维修的，而‘文革’后便无人过问了。有什么办法呢？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卫国说，他已与其他几户需要迁墓的人家在一起开了会，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最后他们一致决定，为避免今后再遭不测，还是把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永存心里，砸墓毁碑，骨灰撒江，不再修墓。

　　　　我接信后大惊失色，立即拨打国际长途给卫国，交代他迁墓时，墓可砸遗体可火化，但是无论如何不可砸毁父母的墓碑，找地方妥善保存好，等我回去再一起从长计议。因为父母的墓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南京市人民政府所立，是用自然界里已很少见的整块花岗岩做成，每快碑高达一点二米，重达千斤以上，并有政府聘请第一流的书法雕刻家，将父母的生平简历用篆书刻写在碑的反面。那两块墓碑是整个公墓中绝无仅有的珍品，极具收藏价值。卫国听了表示同意，我便以为万无一失了。当时我在英国因出书的事物繁忙不得脱身，无法回国，便电汇三千元给卫国作为迁坟的费用，并打电话给在南京的朋友天陵，拜托她给予关心。我的姐姐安东几年前已故去，无法出力尽孝，全靠卫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四处张罗，联系砸墓事宜，确实难为他了。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上旬，我接到卫国来信，向我报告迁坟经过，信中还夹寄了及张墓被砸毁之前拍摄的最后的纪念照片。看着照片上那端庄大方的陵墓，想到它们已不复存在，我禁不住一阵心酸。卫国告诉我，他好几次雇请了卡车开到墓地山下，司机一听是上山起坟，掉头就走，预付的钱款根本不退。最后终于花大价钱雇到了愿意拉死尸的司机，才带上四名工人和四位朋友一起去砸墓开馆。因父母的墓修得太结实了，及名工人半天都未打开一个缺口。多亏其中一位身强体壮的安徽小伙子，他在读了父母的碑文后，大受感动，随即脱光了上衣，抡起大镐，硬是震裂了双手的虎口，砸开了一个窟隆，其他人再一起努力，从上午忙到下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了父亲的幕墙。

　　　　这时，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付崭新的楠木棺材。打开棺盖后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内棺，内外棺之间放有上千小包的防腐剂。内棺打开后，奇迹出现了。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付骨架，而是一具保存得极为完好的遗体，４３年过去了竟然一点都没有腐烂，就象刚刚放进去似的，开棺的工人还看见了父亲微张着的眼睛里的眼珠，只是一见了风，眼珠变迅速凹陷下去了。父亲去世时，卫国只有五岁，他对父亲的记忆全凭照片。现在他终于见到父亲了，与１９５６年他躺在灵床上拍摄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内棺里面很干燥，父亲身上穿着的西服和盖着的红缎被都是崭新的，连棺材的油漆都是崭新发亮的。卫国和工人们将父亲的遗体从棺材里小心翼翼地抬出来放在地上，从头到脚抚摸着父亲，心中涌起无限的爱。我读着信流泪了，边读便译给身旁的先生听，他听着也哭了。卫国说，父亲的肌体是软软的，体重亦基本上保持了他逝世时的七十斤左右，没有减轻多少。卫国想与父亲在一起多呆一会儿，实在舍不得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可是工人们催促着他，他只好又令人打开了母亲的棺材。由于母亲死于父亲五年之后的１９６１年，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一切材料质量都很差，所以遗体已腐，与衣服粘连在一起了。但卫国还是清楚地见到，妈妈的鼻梁上还架着一付眼镜。

　　　　当父母的遗体运至火葬场时，整个火葬场轰动了，人人奔走相告，纷纷赶来观看父亲那被埋葬了四十多年还保存完好的遗体。本来父亲的遗体可送医学院做科学研究，可是天色已晚，来不及联系，又无人帮助，只好火化。火化过父母的遗体后，卫国又与工人们返回墓地搬运两快墓碑，却发现那床盖在父亲身上的红缎被已不翼而飞，估计是被附近住户拿走，权当是对他们的一点生活帮助吧，算了。还是抬碑要紧。谁知墓碑出人意料地沉重，八个男人都抬不动一块。在他筋疲力尽之时，卫国对着墓碑束手无策，又恐一旦人离去会被人盗卖。想到共产党如此无情无义，他心灰意冷，于是狠下心来，忍痛叫工人们用大铁锤将父母的墓碑砸毁了。他说，那一锤又一锤，砸碎了墓碑也砸碎了他的心，大滴大滴的泪珠‘刷’地滚落下来。雨花台，这片浸透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土地，如今又浸透了烈士家属们痛惜的泪水。当我读信读到此此处，得知我心中的无价之宝已毁，嚎啕大哭，痛心疾首，不能自己，就象第二次失去父母一样悲伤。我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放下手中的一切飞回去亲自坐镇指挥迁坟？只要我在，墓碑就一定在！可是再悔恨也晚了，纵然哭干了眼泪也无济于事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中国，任何时候老百姓的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政府服从党的利益。不管你有理无理，共产党的原则就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人民的喜怒哀乐算得了什么，党的需要才是最大的道理！而在西方，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埋葬着先人的公墓，在人们心中极其神圣，没有公众的同意，政府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前几年，英国政府曾因财政支出的限制，打算将安葬着马克思陵墓的那座地处伦敦北部的公墓管理权卖给一家资金雄厚的私人公司，由私人公司出钱修缮和保护公墓。本来这是出于好意，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力物力使公墓得到更好的照顾。可是英国人民不信任私人公司，唯恐他们获得管理权后，会将公墓的土地挪作它用，牟取商业利益，从而破坏公墓，使得埋葬在那里的死人的灵魂不得安宁。人们情绪激动地抗议政府放弃管理公墓的责任，认为这是对全体英国公民的不尊重。英国政府只好收回公墓管理权。在英国人民看来，公墓，顾名思义，就是公家管理的墓地，理应由政府负责。政府若有任何推卸责任的举动，人民都是不允许的。而这才仅仅是出让公墓管理权，就已惹恼了公众。倘若是象中国政府一样，干脆将公墓平毁，那英国人民是一定要闹翻了天的，首相非下台不可。

　　　　在英国剑桥，我参观了一个庞大的美军墓地。当我看到那一排排整齐洁白的墓碑，静静地站立在鲜花草坪之中，不禁百感交集。二战中牺牲的盟军战士们，安宁地躺在政府为他们修建得极好的墓冢中，得到安息。他们的墓地受到政府小心的保护，不仅他们活着的亲人能够经常来此寄托哀思，而且年轻的一代也都能够前来缅怀和凭吊先辈，激扬爱国热情，奋发斗志。而在中国，为共和国献身的英雄们，我的父母极其战友们，革命先辈们就这样凄惨地被中共无情地抛弃了，不再过问。今后，我们连清明时节为他们扫墓的机会也永远地失去了！

　　　　英国每年都隆重纪念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将士们。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英国大规模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几百架战机穿过蓝天白云，在空中排成一个巨大的５０，飞越伦敦，接受女王检阅。几千名白发苍苍的二战老兵们，身着戎装，佩戴勋章，昂首阔步地走过怀特豪尔大街，甚至几百名受伤致残的老兵们也坐着轮椅参加了游行庆典，女王向他们频频招手致意。这种场景令我激动不已，深受感动。而令我不解的是，最应该庆祝抗日胜利的中国却冷冷清清。除了南京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纪念活动外，中国的其它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动静。中国的一些党的高官们，为了吸引外资，对日本人竭尽奉迎之能事。在中国，幸存下来的抗战老战士们，如今都已退休。他们默默无闻，许多人晚年凄凉。他们被冷落和遗忘。他们的待遇使我心里难过。比比他们，我因父母墓地的动迁而引起的悲愤逐渐平静下来。中国政府对活着的功臣尚且如此无情无义，何况对待死去的英雄们呢？

(转自华夏文摘)

发稿：2001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