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襲共產黨真面目(一)：造假經典

【明見網1月26日訊】為了讓善良的民眾明白法輪功真象，5年來海內外廣大法輪功學員和正義人士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時至今日，仍有相當一部分民眾還在繼續受著官方謠言的欺騙。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對中共的造假歷史與造假本性缺乏足夠的了解。

自從1949年中共取得統治權之後，大陸幾十年間政治運動始終不斷，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每次政治運動中中共為了整人，必定要使出兩大殺手鐧，一個是政治強權，另一個就是造假謊言，其中後者又扮演了前者的開路先鋒和辯護者的角色。中共造起假來手段其之嫻熟水平之高，令人不能不為之嘆服，而這一切歸根結底又都是由中共的造假本性所決定的。只要中共一搞政治運動，必定謊言滿天飛。由於造假有術，又有一整套信息封鎖的嚴密措施，每次政治運動中，上當受騙的也總是大有人在。一旦人們認清了這一點，再回過頭來審視法輪功在今日中國大陸的遭遇，你就會明白，江氏集團關於法輪功的一切宣傳其實都是謊言，他們如此誣陷法輪功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

一、中共政治運動中的造假經典

中共統治大陸的歷史，既是一部典型的政治運動史，也是一部經典的造假謊言史。

從1949年到今天，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中共就要搞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每搞一次政治運動就要制造一批冤假錯案。如今，絕大多數冤假錯案都平反了，沒平反的只剩極少數。但不管是已經平反的還是沒被平反的，當年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共都曾給冤案的當事人扣上過一頂頂莫須有的大帽子，而事實業已充分證明，這些帽子無一不是中共用謊言制造出來的，沒有一頂能夠成立。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也僅僅在於，對於那些已經平反的冤假錯案，中共已明確承認了自己的造假事實；而對於那些尚未平反的，他們則仍然還在不同程度的堅持著當年的謊言。

下面列舉的就是這些造假謊言中有代表性的幾例典型。

1、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在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一案中，中共給高崗、饒漱石扣上了兩頂莫須有的大帽子，一個是“反黨”，另一個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中說，“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以及這一活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達到頂點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活動是我國階級鬥爭形勢復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在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極大仇視；美帝國主義正在繼續侵占我國的領土臺灣，並積極利用臺灣和其他軍事基地對我國進行顛覆活動和準備侵略戰爭。在另一方面，國內的反革命殘余分子和資產階級中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動分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也正在加緊他們的反革命復辟的陰謀。但是我們的敵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勞動人民中間享有無限的威信，是我們國家的領導力量，只要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地堅持著社會主 義事業，敵人的任何進攻就必然遭到徹底的失敗。因此敵人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的黨，並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中國共產黨的分裂和蛻化上面。這是任何一個具有革命政治常識的共產黨員和黨外愛國分子都能認識的真理。高崗、饒漱石等人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面結成了反黨聯盟，向黨的中央委員會首先是中央政治局舉行進攻，企圖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久經考驗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以便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 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其實，高崗、饒漱石都是中共的開國元勛和有功之臣。高崗1926年加入中共，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北滿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饒漱石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是年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1948年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建國前後，高崗、饒漱石與劉少奇、周恩來在許多問題上政見不一，加之二人又都是權力欲極強的人，終於演出了一場針對劉、周的奪權之爭。

因此，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盡管至今未被平反，但許多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他們兩人根本就不是什麼反黨聯盟，而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屢見不鮮的宗派集團；他們所要反對的也不是他們心目中無比偉大的“黨”，而是和他們政見不一，歷史上一直有矛盾的劉少奇、周恩來。作為堅定的共產黨人，他們當然更不是什麼“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只不過在與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鬥爭中，由於毛澤東偏向了後者，兩人終遭敗北，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2、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

1955年初夏，毛澤東在他親自為《人民日報》所寫的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

文革結束後，中共重新審查了胡風一案。1979年1月，胡風被釋放出獄。1980年9月，中共決定撤銷“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86年1月，中共公開撤銷了強加於胡風的政治歷史問題方面的不實之詞。1988年6月，中共為胡風的文藝問題與文藝活動問題平了反，撤銷加在胡風身上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宗派主義等罪名。從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為胡風三次平反，歷時整整7年9個月。

被平反後的胡風在人們的視線中終於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原來，早在30年代初，胡風便在日本便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參加了左翼東京支部。回國後，他跟隨魯迅繼續在左翼文藝工作。在40年代重慶國統區，他從來被視為進步文藝的重要人物，並長期領導了全國文抗的工作，與周恩來、喬冠華、邵荃麟等共產黨人，都有密切往來。1949年後，他更是由衷的歌頌共產黨和毛澤東。試想，這樣一個典型的左翼人物，怎麼會一下“反黨”，而且還有一個“反黨集團”呢？！

3、所謂“資產階級右派”

1957年4月27日，中共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運動開始後，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懷著對中共的滿腔熱情，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對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不料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他撰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卻出爾反爾，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註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這篇社論為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定了性，指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認叫囂要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回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從此，中共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所謂反擊右派的鬥爭，在這場運動中全國45萬真心向中共提意見的黨內外人士打成了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此時的中共雖然仍堅持“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並未從根本上徹底否定反右運動，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場運動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近50萬右派，當年根本就不曾反對過共產黨，反對過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

4、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

1958年，毛澤東發起三面紅旗運動，實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從四方八面收到生產捷報，形勢一片大好。但一向實事求是的彭德懷卻懷疑實際情況，親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鄉烏石鎮彭家圍子，步行數裏在田邊數稻稈，又詢問鄉民，發覺地方幹部都虛報產量，“吹得很厲害”！所謂大煉鋼，是“大兵團作戰”，煉一點鐵，集中了全社人力，丟開農業生產，讓稻谷爛在地裏，甚至拆毀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後，他又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跟著他又去了30年前起義的地方──平江縣。他吃驚地發現當地幹部竟把1957年的高產數字公布為1958年的產量．而把1958年較低的產量當作是1957年的，從而向外證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嘆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廬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員認知大躍進之不切實際，地方上已有災情出現，若不糾正，將成災難，但卻無人敢向毛澤東直陳。彭在分組討論會議上已多次直言，列舉地方上報農業生產數字之浮誇，煉鋼之浪費。但小組工作人員把彭最尖銳的言詞都刪去了。彭為了人民，不希望大躍進使中國陷於災難，於是單獨再給毛澤東本人寫了一封信作參考，希望毛能註意大躍進的失誤，及時糾正。怎料這封私人信件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他把廬山會議延長，把這封“私人信”廣為印發，讓與會者討論，最後發動對彭的批判，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打成“反黨集團”。1971年，毛澤東又把這定為中共黨內的第八次路線鬥爭。彭德懷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牽連者更是不計其數。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是這樣給他們定性的：“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決議》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綱領”，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決議》並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決定為彭德懷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舉行了彭德懷追悼會。當年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終於恢復了“優秀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領導人”的面目，被贊頌為 “熱愛黨，熱愛人民”，“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群眾，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世人感嘆，以上種種，本是彭德懷“四十年如一日”的行為，為何到他死後四年才得公認？

5、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

在大陸政治運動中被打倒的最大的最有名的人物當屬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是中共元老，所謂新中國的開創者之一。他於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歷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副主席、國家主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附件《罪證》，將劉少奇定性為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給他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莫須有的大帽子。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決定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復查的結論推翻了文革中強加於劉少奇的所有罪名，據此中共為劉少奇恢復了名譽。以下是復查結果的主要內容：

（1）原審查報告說，劉少奇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養病”，“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十二月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湖南軍閥趙恒惕親批“斬決”，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條件”，“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隨後，“奉趙恒惕的旨意，捧著趙恒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鉆進黨內來”。據復查，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冬在長沙曾經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和投敵叛變的問題。

（2）原審查報告認定，劉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緊要關頭，竊據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職位，充當內奸，破壞工人運動。列舉的“罪名”是：１．在“四．三”慘案發生後，為日寇保鏢；２．與汪精衛、陳公博勾結，被指定為“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向敵人獻策調走武漢工會骨幹，解散工人糾察隊；３．為掩蓋其“內奸面貌”，還演出了一場假逮捕的“苦肉計”；４．在武漢“七．一五”事變前，受汪精衛指使，“躲往廬山”，“繼續進行叛賣勾當”。據復查，這些罪名都與事實不符，或是誣陷，或是虛構，不能成立。

（3）原審查報告說，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陽奉天紗廠被捕後，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省委領導成員和所屬黨組織，並且向統治階級“積極出謀獻策”，張學良“頗為贊賞”，因而釋放；由於他提供情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還說他按照敵人旨意，“利用中東路事件配合進行反蘇反共”，等等。經復查，這些“罪名”都是無中生有的偽造。

6、所謂“六四反革命暴亂”

1989年春夏之交，成千上萬心系國家、關心改革的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要求反官倒、反腐敗、反特權，得到了全國各界人士和群眾的廣泛同情與支持，遊行的學生每到一處，沿街群眾無不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人甚至自動加入遊行隊伍。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很快發展成全民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一向視權如命的中共不僅不加以愛護和引導，反而完全站到學生和群眾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將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誣陷為莫須有的“反革命暴亂”，並以此為借口對運動的參與者不惜進行血腥鎮壓。在這場鎮壓中，所有敢於進行抵制和反抗的正義之士均被打成“反革命暴徒”，連眾多無辜被打死打傷的百姓也同樣蒙冤。

（待續）


發稿：2005年1月26日    更新：2005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