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中國共產黨和三峽大壩工程(下)

【明見網1月4日訊】２﹒３、錢正英不讓討論三峽水庫的淹沒問題

三峽水庫如果沒有水力坡度，那水庫中的水怎麼從海拔１８０米高的重慶，流到６００多公裏外同樣高度的三峽壩址處？有人說，這麼簡單的錯誤，難道中國那麼多科學技術人員，在三峽工程論證審批時就沒有發現？當然不是。有人知道，但是∪上頭∪不讓說。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郭來喜參加了三峽工程論證，但未在論證報告上簽字。郭來喜認為:“三峽水庫建成後，達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蝕基面擡高，水流必然減慢，影響洪水下泄，延長滯洪時間，肯定會加重上遊地區的防洪負擔。更況且，水庫運行若幹年後，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慶朝天門水位可達２０２米，比現在的情形高出７．７米，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長江兩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損失？！”（參見戴晴: 訪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郭來喜）。在全國人大審批三峽工程決策前，郭來喜把自己的意見歸納成十大問題，用電傳發給全國人大，但只有少數代表看到他的意見書。

根據郭來喜的回憶，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下午４時許，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三峽工程展覽室，三峽工程籌建處哈總工程師私下和其密友交談時也不得不承認三峽水庫對重慶淹沒的問題，並且說錢正英部長不讓談這個問題，怕影響論證。

為什麼不讓討論三峽水庫對的重慶的淹沒問題，正說明這裏有問題，而且有大問題。

２﹒４、錢正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對四川重慶代表的保證

錢正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水利專家，六朝元老，一直擔任水利副部長、部長，後擔任政協副主席，以“從中國水利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水利的決策問題”的等文章，而獲得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頭銜。

在１９９２年全國人大審批三峽工程提案時，四川省特別是重慶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對重慶的淹沒問題特別擔憂，中共中央專門派這位水利專家去做解釋和說服工作。

錢正英當然知道李鵬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理論是錯誤的。但是她是不會去指出這個錯誤的，相反，她要千方百計地去掩蓋這個錯誤。因為，李鵬的理論被否定，三峽工程的論證也要被否決，三峽工程的決策也必然被否定。

錢正英向代表們解釋，三峽工程完成後，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１９９米，低於海拔２００米，不會影響重慶主市區等等，這是科學家經過模擬模型論證的。代表們也聽信了錢正英的解釋，因為她是共產黨內的紅色專家，而且還有模擬模型論證。

２﹒５、１９９８年長江中下遊的洪水水位

其實，錢正英在這裏玩弄了一下概念差的遊戲。錢正英說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１９９米。這是幾個模擬模型計算的結果中的一個最低值。模型計算的結果是一個區間值，即海拔１９９米至２０３米，錢正英取了最小值，低於海拔２００米。為什麼海拔２００米這個值對重慶人來說這麼重要，因為重慶朝天門碼頭最高一級臺階的高程為海拔２００米，而且周恩來也曾把海拔２００米作為三峽工程對重慶淹沒的最大上限。但是錢正英也沒有告訴人大代表，重慶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海拔１９９米時，三峽大壩處的蓄水位是多少。是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還是陸佑楣說的海拔１８０﹒４米？許多善良的中國人都以為，最起碼是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因為三峽工程的２２１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和這水位是聯系在一起的。

其實，在計算重慶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時，三峽工程的防洪蓄水位不是在海拔１７５米，而只是在海拔１６４米左右。這個數據可以從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在“（三峽工程）發電”一書的所提供的三峽水庫蓄水過程圖中看出（圖２摘自潘家錚￣發電）。根據錢正英和潘家錚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出，重慶百年洪水位要比三峽壩址處的水位高出近４０米。這和李鵬所說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是截然不同的。

三峽水庫的水位運行圖，三峽水庫在發揮防洪作用時水位只上升到海拔１６４米，資料來源：潘家錚：（三峽工程）發電

如果三峽水庫象陸佑楣所說那樣，發揮防洪效益，動用防洪庫容２２１億甚至２７９億立方米的庫容，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上升到海拔１７５米甚至１８０﹒４米，重慶百年一遇的洪水位還會停留在錢正英所說的海拔１９９米嗎？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已經做過多次論述，不再重復（參見王維洛：三峽工程移民紅線的崩潰等文章）。這裏只想向讀者提高兩張圖，由大家思考，尋求自己的回答。

第一是１９９８年以及１９５４年長江中下遊從九江到宜昌的洪水水位曲線（圖３：１９９８洪水水位線，資料來源：長江年鑒１９９９年）。九江到宜昌的距離一共為九百多公裏，水位從海拔２３米上升到５５米。三峽壩址至重慶六百多公裏，怎麼能夠象李鵬說說的那樣，三峽壩址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還是海拔１８０米呢？在三峽大壩完工之後，大壩壩址至重慶壩區長江河段的寬度也還要遠遠小於中下遊河段的寬度，過流的截面也遠遠小於中下遊河段的截面，因此大壩壩址至重慶段的平均水力坡度肯定要大於九江到宜昌的平均水力坡度。林秉南院士建議三峽水庫采用上荊江段（圖中沙市至宜昌段的坡度計算）的平均水力坡度萬分之零點七計算（即１００公裏水位差７米）。從三峽大壩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或１８０﹒４米出發，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１９９８年／１９５４年長江中下遊洪水水位線圖，資料來源：長江年鑒１９９９

第二是三峽大壩下遊已經建成的葛洲壩水庫水位變化的情況。當流量為４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時，葛洲壩工程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６３﹒５米，，距壩址７０﹒１公裏的香溪口，水位為海拔７９﹒２４米，一共上升了１５﹒７４米，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二點二（資料來源：唐日長，泥沙研究）。

葛洲壩水庫在流量４萬立方米／秒時的水位線圖，數字資料來源：唐日長，泥沙研究，圖為作者繪制

在建設三峽工程和葛洲壩工程之前，宜昌至重慶的長江河段處於自然河流狀態，宜昌的最高水位為海拔５５﹒９米，最低水位為海拔３８﹒９米，最大水位變化幅度為１７﹒０米，常年平均水位為海拔４４﹒５米；重慶最高水位為海拔１９２﹒８米（１９８１年洪水位海拔１９３﹒７米，但葛洲壩工程已經開始建設），最低水位為海拔１５９﹒５米，最大水位變化幅度為３３﹒３米，常年平均水位為海拔１６５﹒７米﹒以最高水位計，宜昌至重慶間的水位差為１３６﹒９米，以最低水位計，兩地水位差為１２０﹒６米，以常年平均水位計，兩地水位差為１２１﹒２米，平均水力坡度約為萬分之二﹒正是這１２０余米的水位差，才使得浩浩蕩蕩的長江水，以迅猛的流速穿過這狹窄的三峽河谷。李白的詩句：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詩詞描繪了船速（水流）之快，也間接地闡述了白帝城較江陵的地勢水位要高，這是千裏江陵能夠一日還的原因﹒

葛洲壩水庫在流量為４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時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二點二，與川江在自然河流狀態下的平均水力坡度接近，這說明，未來三峽庫區某些區段的水力坡度很有可能超過林秉南院士建議采用的萬分之零點七的坡度，特別是從三峽壩址到重慶一共有十三個峽谷，這些峽谷段阻水和壅高水位的作用很強。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閱讀一下金刀先生的“高峽出斜湖”和任不任不寐的“巴蜀－特大洪災還是特大人禍”等文章。

從這些圖表和簡單的計算中，人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李銳先生要向黨中央建議：“為重慶準備後事”。

６、中國水庫建設中的失誤實例

一位名叫伊文的先生曾對筆者的觀點提出批評￣到這裏我真的懷疑這位王水利專家的水平，怎麼竟會把重慶的水位給算錯了﹒照他這麼一算，重慶的水位就變成了２１７米，那麼重慶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只要稍有流體力學或者水力學基礎的人都知道，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庫尾及其上遊才有比降。

也有不少讀者認為水庫有水力坡度，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他們不願相信，中國的這麼多的工程技術人員，會讓有如此錯誤的工程通過他們的手，而不被發現、不得到更正。他們仍然善意地希望，三峽工程不要出現這樣的錯誤。

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是傻瓜也不是瘋子，而是十分精明的人，否則就不能在那個位置上坐著。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在采訪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時，也提到三峽水庫各地的淹沒問題和三峽水庫有沒有水力坡度的問題。潘家錚沒有敢正面回答記者的問題。

一個普通的人不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大家都會說這個人沒有穿衣服。如果皇帝沒有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大家都說皇帝穿了件漂亮的新衣服。三峽水庫沒有水力坡度，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這是李鵬通過幾天的實地考察得出的結論。潘家錚就是有兩院院士的頭銜，也不敢說李鵬的觀點是錯誤的，也不敢說中央的決策是錯誤的。潘家錚敢說的只是，黃萬裏不懂河流泥沙淤積問題，或是提出水庫水力坡度這個問題的人，不懂水利。

中國共產黨不允許把三峽工程的問題放到公眾媒介中去討論，更不敢公布三峽蓄水的水庫的實際水位，特別是２００４年秋川江洪水時的水位，所以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復這樣或那樣的錯誤。

下面是筆者收集到的一些實例。這些水庫大壩工程在設計時水庫均按無水力坡度計算，所以工程計劃中的水庫蓄水位高，但是施工後才發現實際淹沒損失和移民人數都將大大超過計劃的估算，最後不得不降低蓄水位，以致大壩工程目標無法達到，或是導致工程徹底失敗

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原設計正常蓄水位海拔３６０米，在建設過程中調整為“按３６０米設計，３５０米施工，３４０米運用，３３５米移民。”２００３年渭南洪水時，三門峽大壩壩址處的水位僅海拔３１６米，低於原設計的３６０米４４米，卻造成渭南地區歷史上最大洪水災害。如果三門峽大壩按照設計方案正常蓄水位３６０米執行，如今西安市一定已經被三門峽水庫所淹沒；

遼寧渾江上的恒仁水電站水庫：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３２０米下降到３００米，下降２０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陜西漢江上的石泉水電站水庫，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４３０米下降到４１０米，下降２０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 浙江飛雲江上的珊溪水利工程水庫，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１６０米下降到１４２米，下降１８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

湖南沅江上的五強溪水電站，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１２０米下降到１０８米，下降１２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

有的水庫因為淹沒損失問題則采取所謂的分期開發，逐步加高水位，逐步加大移民人數的辦法，把問題往後推，如：

如湖北漢江上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設計水庫正常蓄水位為１７０米，先期按１５７米建設；現在為了南水北調再增加壩高和蓄水位；

紅水河上龍灘水電站的正常蓄水位設計４４０米設計，現在按４４０米設計，３７５米建設，比正常蓄水位下降了６５米；

四川大渡河上的龔嘴水電站，設計水庫正常蓄水位為５９０米，先期按５２８米建設，低於正常蓄水位６２米。盡管如此，龔嘴水庫一期完工後，由於泥沙淤積，水庫上遊水位擡升，已經影響到位於海拔５９０米以上的成昆鐵路的安全。

有的水庫大壩雖然按照計劃建設了，但是在運行中，卻不敢把運行水位提高到正常蓄水位處。

新安江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１０８米，從１９６０年投產以來，水位就沒有升高到海拔１０８米。在１９９９年６月底，新安江水庫第一次蓄水到海拔１０８米，淳安縣新安江水庫庫區的２７個城鎮，３１５個行政村和６萬多居民卻被洪水圍困，需要緊急轉移的有３萬多人。換句話說，新安江水庫在開工後的４２年，蓄水上升到正常蓄水位，還需要再安置６萬多居民（原移民已達３０萬）。

３、三峽工程決策的錯誤

３﹒１、工程目標之間的矛盾

三峽工程的目標有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區域發展等等，並有排渾蓄清、開發性移民等措施的保證。將這些目標和措施分割開來，一個一個地論證，可以描繪出一張張美好的圖畫，防洪可以保護長江中下遊的安全；發電可以照亮半個中國；航運可以使萬噸船隊直達重慶；南水北調可以解決北京、天津以及華北地區的缺水問題；三峽水庫采用排渾蓄清措施不會出現泥沙淤積問題；采用開發性移民措施，可以保證移民在當地安置，並發財致富……但是只要把這些目標和措施放在一起分析，分析目標和措施之間的關系，即互補、相容和矛盾的關系，就會發現三峽工程中的目標和措施之間大多互相矛盾，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防洪和發電矛盾，防洪和航運矛盾，防洪和排渾蓄清矛盾，發電、防洪、航運與移民矛盾，發電和排渾蓄清矛盾，航運和排渾蓄清矛盾，南水北調在目前的蓄水位下，根本不能實現等等。此外，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遠遠大於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僅僅是三峽水庫蓄水導致水流減緩、水體自凈能力減弱、水質變壞而造成的損失，超過三峽工程的發電的經濟收入。

在宣揚三峽工程某一目標的效益時，必須考慮對其他目標的影響。陸佑楣說如果三峽大壩已經建成，長江中下遊將不會出現１９９８年的緊張局面。這時就要考慮防洪對水庫上遊地區的影響，重慶的淹沒會是什麼樣？蓄水位升至１８０﹒４米，對下遊防洪有利，但要考慮這會增加多少移民，增加多少淹沒損失？水庫上遊的城市是否可以承受得了？

有人認為只要降低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就可以使重慶不受淹沒，就保了重慶。這個措施可行，但也宣布了三峽工程的死刑。降低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比如將正常蓄水位下降２０米或３０米。水位降低了，萬噸船隊就不可能直達重慶，發電能力大為下降，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也不能發揮（不可能有２２１億防洪庫容了）。此時人們就要問，建設三峽大壩，到底是為了什麼？三峽工程的問題，是工程目標內部的自相矛盾，就好比一把兩面刀。如果三峽水庫水力坡度小，小到接近零，這對減少移民和淹沒有好處，但是三峽水力坡度小，三峽工程如何實現排渾蓄清、解決泥沙淤積問題？反過來，三峽水庫有水力坡度，水力坡度大，對解決水庫泥沙淤積問題有利，但是這樣對水庫上遊各地的移民和淹沒十分不利，重慶也難保。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林秉南院士建議的平均水力坡度萬分之零點七是否太大或太小，而是大有大的問題，小有小的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李鵬提出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結論，中共中央接受了這個結論，批準了三峽工程；三峽工程論證也是在這個結論的基礎上做出的。李鵬提出的結論是錯誤的。

３﹒２、中國共產黨錯過了最後一次機會

三峽工程論證，將黃萬裏先生排除在外，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三峽工程咨詢上失去了一位能不顧個人利益得失而大膽死諫的謀士。共產黨喜歡利用的是象張光鬥教授那樣的，為了個人利益、可以出賣靈魂的人（張光鬥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後，建議黨中央不要將這個錯誤告訴中國的老百姓）。

黃萬裏先生多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寫信，闡明他對三峽工程主要問題的看法:“在此我願再度鄭重地負責地警告：修建此壩是禍國殃民的，請速決策停工，否則壩成蓄水後定將釀成大禍。此壩蓄水後不出十年，卵石夾沙隨水而下將堵塞重慶港；江津北碚隨著慘遭洪災，其害將幾十倍於１９８３年安康漢水驟漲２１米，淹斃全城人民的洪災。最終被迫炸壩，而兩岸直壁百米，石渣連同歷年沈積的卵石還須船運出峽，向下遊開曠之地傾倒。航運將中斷一兩年。不知將如何向人民交代。論經濟效益，此壩每千瓦造價三四倍於一般大中型壩，其經濟可行性並不成立。對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壩，設此壩施工期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０年，連續１５年，按１９８６年物價，每年２０億元中浪費達１３億元，等於每年拋扔大海４００萬噸糧食。此舉遠比美國胡佛總統１９３１年只一次沈糧於海以示眾，還要壯烈。完工後十年內陸續回收發電效益７８１億元，未必能抵償炸壩運渣，斷航，及淹沒損失。詳情請閱前送的《簡釋》。據說三峽問題規定不準公開爭辯。此事關系重大，願向諸公當面解說。單談卵石塞港問題只需一小時。若再談經濟問題，則外加半小時，質詢時間在外。擔保講得諸公都明白。”可惜，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層沒有給黃萬裏先生這個機會，錯過了糾正三峽工程決策錯誤的最後一次機會。

黃萬裏先生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

３﹒３、可悲的歷史重演

伊文先生思維論證的方法是，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是傻瓜也不是瘋子，所以三峽水庫沒有水力坡度，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結論是不可能有錯的。這種思維方法是中國教育體制培養的結果。 大躍進的倡導者毛澤東深信糧食畝產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於是中國大地糧食畝產不斷放衛星，畝產幾萬斤、畝產十幾萬斤一直到四十一萬斤，糧食產量的紀錄天天被刷新。那時的中國人也不是瘋子更不是傻子，可是從中央到地方又有誰敢說這是不可能的呢？所以發生這種事情，要有一定的條件。 第一，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第二，說這話或是倡導此事的人是個獨裁者；第三，有一大幫中央到地方的官員為這個理論擡轎子；第四，有一大幫重量級的所謂科學家為這個理論提供所謂科學的論證；第五，不能討論這個理論的正確與否；第六，新聞媒介大量單方面的報導。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俗語，也是一個樸素的真理。但是三峽水庫這根沒有水力坡度的移民淹沒紅線，在三峽庫區到處可見的移民淹沒紅線，從１９９２年起到現在整整１２年了，有多少共產黨的官員從這根紅線旁邊走過，有多少科學家從這根紅線旁邊走過，有多少中國人從這根紅線旁邊走過，他們根本不會去想，這源自李鵬理論的移民淹沒紅線，就和毛澤東的畝產幾萬斤糧食一樣，是錯誤的。

三峽庫區的海拔１７５米移民淹沒紅線。此處距離三峽壩址４００多公裏。三峽壩址處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這裏的水位也是海拔１７５米？這兩座建築物能逃脫被淹沒的命運？資料來源：王以培：三峽記憶

三峽工程是一個涉及中國社會、經濟、環境、文化的工程，是涉及中國幾億人，涉及中國人的子孫後代的大事。既然李鵬能提出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理論，為什麼不敢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的理論辯護？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要制定這樣規定，三峽問題不準公開爭辯？既然三峽工程真有這麼多的利，而且利於千秋，難道還害怕一群既不懂這個也不懂那個的人，向三峽工程的叫號嗎？

三峽工程，一個禍國殃民的工程！

（大紀元“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征文參賽作品）

發稿：2005年1月4日    更新：2005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