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運－法輪功：一個生命的真實故事(六)

【明思網】19、“一國兩制”還是“兩地江治”？

去年6月底，我與朋友飛往香港，“迎接”江氏出席香港“回歸”大陸5周年。鑒於我倆兒早在香港移民局“榜上有名”，且我們的朋友、68歲的紐約法輪功學員旦大姐已於一周前被香港移民局強行遣返，為了避免相同的結局，我們決定不出海關，就在機場內練功、發正念來“迎候”江氏。根據國際航空慣例，過境旅客可以在機場內停留48小時。

我們是29日夜抵達香港機場。30日清晨我們坐在寬敞的大廳正閉目休息時，突然被一陣喧嘩驚醒。我站起來，只見一群移民官員從海關方向疾步從我們旁邊經過。一位中國女士從人群中聲嘶力竭地呼救：“放下我，放下我！你們不能這樣無禮！”透過外面的的移民官員，我看見5、6個年輕力壯的移民官正全力用白色帆布把一個年輕女士包裹得嚴嚴實實、挾持著強行遣返。那位女士顯然痛苦不堪。一位40多歲，身穿連衣裙的婦女正指揮著：“抓緊她，不要松手！”還有一位男性官員不停地用攝像機記錄著這個實施暴力的場面。

我忍不住了，跑過去，大聲用英文呵斥他們必須立即停止暴力，把人放下來，讓她自己走。“否則，我會把這一切全部公布給媒體！”有人試圖阻攔我，其他人慌慌張張地加快了腳步。我跑上一條電動傳送帶，反方向移動，以便與這些步行的官員保持同步。我大聲呼籲來來往往的旅客共同制止這種野蠻行為。加上那位女士拼命掙紮，穿連衣裙的婦女沒辦法了，讓人把她放下，按在地上，並請我去勸說。我闖過去，彎下腰，用中文問她的姓名。她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告訴我：“我叫楊向東，是日本橫濱的法輪功學員。”

我起身質問那些官員，香港不是一國兩制嗎？為什麼向中國大陸看齊，也迫害法輪功？！無人作答。最後穿連衣裙的婦女出於無奈，放棄了這次遣返，允許楊女士站起來，隨他們走回海關辦公室。

我回到機場大廳，找到一個免費電話。剛要給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打電話，投訴香港移民官的劣行，兩位香港佩槍警察出現在我面前，要求查護照。他們記下姓名和護照號碼後，其中一個以警告的口吻用英文說：“Behave yourself!”(“規矩點！”)我對他說：“It is your immigration officials who need to behave。”(該守規矩的是你們的移民官員。)他們沒說什麼，轉身離去。

既然身份已經暴露，也就沒必要再隱蔽什麼了。我先把剛發生的一切通知《南華早報》，接著就和朋友在機場大廳的另一側盤腿打坐，發正念。

下午4、5點我們突然從睡夢中醒來，開始連續不停地發正念。後來從新聞報道得知，江氏就是那時在香港機場降落的。我們不出關，選擇在機場內練功、發正念，顯然讓等候我們出關以便及時扣押、迅速遣返的“各類官員們”大失所望。但礙於機場內中外遊客熙熙攘攘，不便下手，對我們的行動看來一拖再拖。

午夜12點，大廳一片寂靜。在機場過夜的旅客大都進入夢鄉。只有我們倆還在盤腿打坐。突然，一大群移民官員出現在我們不遠處。其中兩個人走過來，要求檢查護照。看過護照，又要查機票。因為我們用的是電子機票，他們沒有查成。他們問我們為什麼不出海關，我們說擔心會被他們的同事用帆布把我們也包裹起來，扔進飛機。所以我們選擇當過境旅客。他們告訴我們，若是過境旅客，只能停留48小時。我們說，還好，還可以繼續停留24個小時。

兩位剛離開，不一會兒又從那群人中走過來兩個人，再次要求查護照。這時那群人已挪到離我們5、6米的地方盯著我們。其中唯一的一位老者恰好是機場宣傳材料上介紹過的當地“名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我想來的正好，便上前兩步，向這位“要人”講起大陸正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迫害。幾個移民官員急忙挺身護住他。我笑笑說，你們20多人還怕我們一男一女嗎？我只是希望他了解文革時期的悲劇又重新在中國大陸上演。

移民官拿著我的護照翻過來倒過去，不知在查看什麼。我猜他已看夠，便伸手把兩本護照抓住，收回，還給同伴，把自己的放進褲兜，然後扣上鈕扣。剛放好，我發現那個官員已繞到我身後，我正想轉身，他突然把我攔腰抱住，用廣東話大聲招呼他的同伴。就這樣他們蜂擁而上，把我們二人劫持，連推帶搡地關進海關辦公室。我的護照被他們趁機搶走。

推我最兇的一個人使勁用一只手揉著另一只胳膊，看來很難受。目睹他們這種偷偷摸摸的拙劣行徑，我忍俊不禁，問他們：“難道你們就這樣對待江氏不喜歡的過境旅客嗎？”他們低頭不語。我們要求通知美國領事館和媒體，他們推托了一陣兒，在我們一再要求下被迫同意我們使用他們的電話把這一切通知《南華早報》。

後來他們讓我們在“拒予入境通知書”上簽字，我們拒絕了，覺得十分荒唐：我們不曾申請入境，只是在機場等待轉機，卻被他們強行拉進海關走過場。

香港公務員畢竟不同於中共假惡暴制度下熏陶出的“人民公仆”。上早班的移民官聽了我們的陳述頗感意外，表示了同情和無奈。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人告訴我們他也信佛。我說你看同是信佛之人，可法輪功卻在大陸遭受血腥迫害，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也正在遭受不公正對待。他問我發正念是怎麼回事，我便簡要地把修煉人利用通過修煉而產生的“功能”清除另外空間操縱人的邪惡因素的道理講給他聽。

他們原計劃找一架一早離開的客機，盡快遣返我們。由於座位緊張，沒有成功。只好等下午的航班了。這樣我們在海關辦公室練功和發正念一直延續到江氏下午離開香港之前。

他們沒有對我們動“粗”，但還是動用大批人力，前呼後擁，直到“送進”飛機為止。坐在我旁邊的是位香港老婦人，搭機回多倫多。她對香港政府在中共控制下經濟持續下滑、失業率不斷攀升、公務員變相減薪以及特首強行通過23條頗為不滿。她悄悄說，公務員準備最近上街遊行，抗議減薪措施。我跟她提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正迅速被“兩地江治”所取代。大陸瘋了似地鎮壓法輪功，香港當局緊跟其後。她指著《蘋果日報》的圖片，對使用暴力遣返臺灣法輪功學員十分不滿。我掏出《拒予入境通知書》，講述了我們如何在機場內不曾出關就被劫持的經歷。她聽了目瞪口呆。她告訴我在多倫多經常碰見法輪功學員，知道他們是非常好的人。

今年7月1日香港50多萬市民上街大遊行標志著中共在香港推行“兩地江治”的破產。祝願更多的香港市民珍惜他們的民主權益，為了香港的未來，共同抵制實為陷阱的“23條”立法案。

20、重上天安門

當人落水時，我該如何做？當殺人放火出現在眼前，我又該如何對待？的確，我可以站在岸邊呼喊他人來救人，也可以扔出繩索或想出別的辦法去營救落水之人；對行兇者我也可以站在遠處高喊“抓壞人！”但這不是我的為人處世之道。如果說，1989年我可以挺身而出為絕食學生講句公道話，做件公道事，那麼，當這場危及中華民族和人類未來的邪惡迫害甚過殺人放火千百倍時，我豈能袖手旁觀，隔岸觀火。作為一個信仰真善忍的修煉人，我必須挺身而出，維護真理，窒息邪惡。這是我的義務和職責。

很多事說來容易，一旦付諸行動就顯得阻力重重。但是，這迎面而來的阻力對修煉人來說，卻又是心性提高的修煉過程。

2000年2月我申請到護照。隨即到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申請簽證。結果被拒簽。理由是：作為出生在中國的美國公民首次申請簽證回中國，必須出示中國的出生證或中國大陸簽發的旅行證件。看來命該去不成，我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後來我隨一對法輪功夫婦去紐約中共領事館會見中共外交官，呼籲中共停止迫害。這位官員與我年齡相仿。我談起6-4，談起有關我過去的一切，包括如何逃出大陸以及如何從修煉法輪功得到益處。也談到我申請簽證，但被拒簽的經過。他看來很受觸動。在我們結束會面時，他居然向我們索取《轉法輪》。

不久之後，我意識到我不能因為拿不到簽證就順水推舟，放棄回國抗議邪惡迫害的機會。我想既然為了個人的自由可以偷渡來美，為什麼不能為維護真善忍的信仰偷渡回去哪？想到此，我辭去工作，買好一張單程票，告別了家人，來到香港。

當地的煉功人勸我先到中國旅行社試辦簽證。結果，一下就拿到了。原來一抵達香港就算第一次進入中國。從香港再申請赴大陸的簽證，原來那個限制便失去了效力。就這樣，我於2002年6月2日下午在紅□坐上北去的列車。

上車後我躺下就睡。不知過了多久，蒙朧中被人叫醒，發現車廂裏只有我和兩個大陸警察。他們要我立即從上鋪下來，隨他們出去。原來列車進入深圳後要在邊防站停車，檢查身份。我竟渾然不知。邊防人員看過我的護照，盯著我使勁地瞅，然後又連忙翻著一個本子，對照上面的照片。沒有發現破綻，放行了。我心想看來紐約的那位外交官沒有見利忘義，把我的一切通報給中國政府。

軟臥車廂除了我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的中國文學史教授，剛從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回來。另外兩位是僑辦的官員，一老一少。經過這番檢查，我困意全無，便拿出袖珍版《轉法輪》，坐在下鋪讀了起來。正讀著，旁邊那位教授忽然問我：“看的是什麼書”？“《轉法輪》”，我答道。“什麼，”他有些緊張。我把書的封面遞給他看。“快收起來，這是禁書”，他面部肌肉抖動著“為什麼？這本書教人向善，使無數人身體健康，道德回升。為什麼不許看？”“不許看，就是不許看！”僑辦的老太太在一旁幫著腔。我凝視著教授，問他：“您教中國文學史，想必對中國歷朝歷代文人墨客修佛修道的故事知道不少。修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內容。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有何不對？”教授說不出話來。

“89年6-4您大概也在北京。共產黨明明血腥鎮壓民眾和學生，卻誣陷學生和市民為‘暴徒’，還說天安門沒死人。您為什麼相信和順從這個靠謊言和欺騙混日子的政府？”

教授和老太太都不再說話。我便和僑辦的年輕人聊了起來。女列車員也不知什麼時候停住腳步，依著門框聽我們談著法輪功。就這樣從法輪功在海外洪傳到國內的血腥鎮壓，我們談了近一個小時。最後我告訴他們我會在第二天到天安門去練法輪功。教授和老太太又吃一驚，勸我千萬不要去，說去了也沒用，還說抓起來就回不去了。我告訴他們：“如果去了真沒有用，我也就不來了。既然來了，我就沒想著再回去。”

6月3日傍晚，列車駛進北京。當晚在朋友家過夜，第二天一早，悄悄溜出，乘頭班公共汽車，趕到天安門廣場。在晨曦中，我從容走上金水橋的主橋，站到武警的後面，放下背包，開始做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彌勒伸腰，
如來灌頂，
……

從前我家就在南河沿大街上，離天安門近在咫尺。走路去天安門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從小到大，我來這裏上萬次而不止，卻從未有過象那天清晨那樣的殊勝和莊嚴。因為我在用生命捍衛著真善忍，捍衛著無所不在的佛法！

遊客駐足觀看，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和異樣的表情引起武警的註意。他回身發現了我。他想用手把我頭前抱輪的雙手強行按下，沒有得逞，便用對講機呼叫同夥。不會兒，一個身材短粗的便衣匆匆走到我跟前，掄起拳頭照我的肝部狠狠打去。砰的一聲，我竟紋絲不動，也不覺得疼。我繼續抱輪。他們各自拉住我的一只胳膊，強行把我往橋下一輛面包車那兒拖。一群人圍觀著，我開始大喊：“佛法無邊，法輪常轉！”

一上車另一個警察便連踢帶打，一直把我打到最後一排才停手。可我還是不覺得有絲毫的疼痛。“兜裏裝著什麼？”他呵斥著。“《轉法輪》。”“交出來！”他吼著。這本書是香港學員借給我的。我曾告訴她，只要我活著，我就把書帶回來。我怎能交給惡警呢？！“你交不交？”他再次吼著，做出準備動手的架式。我一邊雙手護住褲兜，一邊斬釘截鐵地說道：“你要敢搶，老子就一頭撞死在這裏。”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準備動手的時候，坐在駕駛座位上的警察突然對他大喝一聲：“你給我住手！”他停住了。我猜他可能從我的背包中發現了我的護照。

車子開到廣場上的另一輛警車旁，我被押上那輛車。後排坐著兩女一男。他們向我合十，原來都是修煉人。一警察不知為何突然對其中一位女士大打出手。我拍拍他的腿，說：“朋友，請不要打人了。”他看我一眼，真停了下來。接著我們被押送到天安門派出所。

這個派出所坐落在廣場東南，歷史博物館西面。這裏原有一座小紅樓。1976年4-5運動爆發時，曾是鎮壓的指揮中心。不知何時拆了重建，改為天安門派出所了。警察把大陸學員關進一個鐵籠子裏，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簡單登記後就不在理我。我趁機回到鐵籠子那兒和裏面的5、6個修煉人交流。他們分別來自河北的保定和廊房地區，還有一位50多歲的男士，來自寧夏，是個音樂學院的老師。和他們交談，我看到自己的許多不足。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修煉人各自攜帶的能量場強弱不同所造成的。在他們身邊，能感受到一種不可言表的祥和與美好。

很快我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從他們對我姓名的反復盤問，我再次確信紐約的中共外交官沒有為中共盡心。既然如此只好請他們按護照提供的信息整理備案了。他們有些惱羞成怒，又是給我照相，又是做指紋記錄。外事處的一個科長揚言一定要把我查個水落石出。

外事處的其他幹警對我都很客氣。他們看我練功根本就不理睬。一個幹警在值班時甚至向我借《轉法輪》閱讀。他告訴我他一身病，也想學法輪功，但又怕丟了“飯碗”。我勸他先偷著練。他告訴我他們已離休的老處長就練法輪功。我問是不是那位“塔山戰鬥英雄團”的戰鬥英雄，他說正是。

說起來很有意思。89年6-4期間，在建國門外交公寓附近，有一“解放軍”中彈喪命。戒嚴部隊非說是公寓裏有特務打冷槍所致。結果朝著外交公寓一通開火。事後戒嚴部隊責令公安局外事處立即實地調查。那位老處長帶著一個年輕翻譯和一個彈道專家跑上跑下地調查此事。最後從彈道分析發現，致“解放軍”於死命的子彈來自死者身後幾十公分之內。也就是說子彈跟幾十米外的外交公寓沒有任何關系，完全是另一個“解放軍”開槍或走火所造成的。當報告上交到戒嚴部隊指揮部，一位大校拒不接受，認為絕不可能。老處長為此哭笑不得。

外事處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找人想從我口中套出我從北京哪個大學畢業的。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第二天晚上，科長找到我，問我準備怎麼辦？我說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我在天安門練法輪功被你們的人連踢帶打，抓來兩天，居然還問我怎麼辦？他又說，要抗議去美國白宮，幹嗎來北京？我說，誰讓江澤民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來著？！

最後他沒辦法了，說，“我看你就煩，趕快走。”說著，就教人把我押到北京機場，塞進當晚的最後一班國際航班，經上海送到法國巴黎。幾小時之後，又飛過大西洋，回到我的第二故鄉。

後記

終於了卻一個長久的心願。但願此文能幫助讀者對江氏四年來殘酷鎮壓法輪功的邪惡本質有更清醒的認識，同時也能對法輪功有進一步的了解。若能達到此目的，寫作的辛苦則什麼也不是了。

江氏對法輪功的迫害仍在繼續。但在無數法輪功學員頑強地和平抗爭下，愈來愈力不從心，且大勢已去。

最後謹向在寫作期間對我給予鼓勵和幫助的朋友表示誠摯的謝意。

丁柯

2003年8月14日清晨於新澤西家中

（全文完）

發稿：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