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運－法輪功：一個生命的真實故事(一)

【明思網】1、西苑100號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終於結束學業，並如願以償,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願――中共中央直屬西苑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當幹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語系77級的小楊、法語系的小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用車接走，我對未來的一切，茫然無知。心底只有一個念頭，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調查部作為職業的起點，與我父親早年從事過地下黨的經歷有一定的關系。記得在文革期間，有一次我父親騎自行車帶我經過宣武門時，他一邊騎，一邊給我講述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參於學生運動，曾在那裏遊行，反饑餓，反內戰的場面。文革期間還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與朋友正玩兒著，突然聽到一位中年婦女對著我說：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兒子，長的一模一樣。後來父親告訴我，那個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求學期間秘密發展加入地下黨的。這些對我這樣的少年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當然，好奇心，以及生來俱有的一種冒險精神也早早地為我後來所選擇的這個職業埋下了伏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讓我沒有象其他同學那樣，選擇去國家機關從事口語翻譯的工作：我覺得那只是去當一個活的語言機器。對我而言，外語不是專業，應該是所從事職業的一個工具。

西苑100號坐落在碧波蕩漾的昆明湖東南不遠的地方。它的東邊是北京中醫研究院。附近還有吳家花園，就是軟禁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的那個地方。那時那裏在夏天到處稻米飄香。到了秋天，天高雲淡，萬壽山上的楓葉紅的依稀可見。從頤和園的佛香閣遠眺西苑，調查部的辦公區就在一片樹蔭之間。

我雖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年年去頤和園，香山，八大處等風景區都經過那裏。但到西苑落腳還是頭一遭。待辦好機關手續，領到出入證，安放好行李，換好食堂餐券，幹部局召集我們開會，通知我們這些新人為期一個月的集訓第2天開始。這時我才發現，這裏沒有工作證，只有那個配有照片並不表示工作性質的出入證。

2、一切以保密為先

除了沒有工作證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強烈的與保密相關的各種信息：

大院門口有攜槍的軍人站崗，穿過家屬區，進入辦公區時，再次由軍人檢查出入證。幹部局大樓內以及我們進出的辦公室都張貼著毛澤東關於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還有保密紀律守則，如：

不該聽的不聽；
不該問的不問；
不該說的不說；
……

接下來這種保密教育始終是集訓期間的要點。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當時的部長羅青常在給我們這一百來人做報告時，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要做好豎著進來，橫著出去的準備。這對我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因為我從沒有想在這個職業上幹一輩子的打算。記得當時的人事部門的領導曾專門講到什麼人可以調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的調動指令。否則，門兒沒有。記得當時我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復是除非機關許可，否則不可報考。

保密教育還涉及到家屬及配偶。根據規定，我們不能告訴家人所在工作單位的情況。年輕人準備結婚，須向機關匯報對象的的背景，得到批準才可成親。後來聽老人兒講，從前談戀愛，中間還得有第三者旁聽才行。

出於保密的需要，部領導反復強調帝修反如何利用財和色千方百計來拉我方人員下水的。在不同場合舉的例子包括駐意大利使館的一位調查部派去的翻譯。說他如何在美色的誘惑下，在使館的接待室裏出事，以及如何及時被發現，調回國內。幾年後，從一位北京外國語學院意大利語畢業的校友，也是調查部同事那裏得知，此人押回國內後就被送到山西的勞改農場。多年後因為發表有關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論文，取得學術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從事情報搜集的方式和方法。大體是關於利用公開身份搜集情報；利用隱蔽渠道搜集情報；以及利用公開的材料進行分析，歸納，從中得到情報。所謂公開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聞、經貿、金融、民航、旅遊、宗教團體、國際組織、文化交流等涉外職業為掩護，從事情報搜集。隱蔽渠道泛指沒有這類中共掩護身份的秘密派遣。這類派遣危險性最大，一旦出事，沒有任何保障。

至於如何搜集情報，除在利用交往中探聽感興趣的內容外，主要是廣教朋友，從中挑選和培養有價值的對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適時施以援手。長期經營，長期培養。一旦對象條件成熟，情報便源源不斷。應該說民族情感是中共情報機構在海外華人中伺機發展情報關系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開放後，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調查部派駐使領館人員必須於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這樣一來許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員被迫改行。紛紛改當記者。由於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傾向選派自己人常駐國外，且有錢有人，調查部在這兩家的人數不斷縮水。只好另辟途徑。《光明日報》和上海《文匯報》以及後來的《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借助調查部(後為安全部)的財力和人力有了駐外記者的。

培訓後期，我利用曾考過社科院新聞所研究生的這段經歷向幹部局表示了從事新聞業務的意願。當時從北京大學中文系、人民大學新聞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畢業生有好幾個，且都是黨員，按常理，派他們去報社順理成章。由於他們需要到調查部的國際關系學院進修英語。這樣當聽說光明日報社外事辦公室需要個年輕人時，幹部局選擇了我。培訓結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聯絡局。這個局負責管理派到北京市內各國家機關兼職的調查部幹部。記得當時的局長姓馬，60來歲。他和我握握手說，小丁同志年輕有為，來日方長。處長和副處長交待過工作任務後，當天我就趕到光明日報社報到。

3、報社“勤雜工”

80年代初是光明日報社在文革之後最為紅火的一段時光。由於78年率先在全國掀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舉沖破了文革遺留下來的“兩個凡是”的條條框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實行農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輿論基礎。報社不僅在當時對共產黨尚存一線希望的知識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譽，也成為關註中國政情走向的外國駐京記者的必讀報紙。

一到報社外事辦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動忙得團團轉。在這兒沒有時間參加“政治學習”，也沒有戒備森嚴的層層哨卡，與西苑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外辦主任是報社自己人，叫王錦，50多歲，是位經驗豐富的戰地攝影記者，但對外事活動一竅不通。副主任老張，煥培，還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張東北鐵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義直言。50年代後期從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分到調查部後又在國際關系學院進修幾年英語。不知得罪了何人，遲遲出不了國門。而他的新聞系校友於恩光和孫文芳，都經調查部派至新華社，成為業務骨幹。80年代後期分別就任安全部副部長。煥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從英語系畢業。我們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報社的外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那時，平均每月都有幾個國外記者團、組經我們接待到中國各地采訪。有些是外交部新聞司委托我們接待的，有些是報社駐外記者安排來華訪問的朋友，；還有些則是海外的情報關系。人手不夠，就從西苑或東風大樓(調查部下屬的研究機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借。我們的業務還包括為報社內部人員應邀出國訪問辦理護照和簽證的申辯手續。由於工作繁忙，82年底結婚時，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點的工作中度過的。

雖然對外美其名曰是記者，但真正的采訪和寫作我沒幹幾樁。有時我戲稱自己是報社的“勤雜工”。盡管如此，這類工作還是讓我學到許多東西。如養成了嚴謹的工作習慣；學會了從容應付來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種不同立場的外國記者，並通過觀察他們采訪，學到了他們一絲不茍的求實態度。這都為我日後從事記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礎。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心血。報社對我們也沒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報社職工其它的各種福利包括獎金，我們應有盡有。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國家機關絕無僅有。記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幹部內部開會時，在民航總局的人抱怨在那兒上班，還得自己花錢買工作服。在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的講，活沒少幹，卻享受不到那裏的任何福利。

4、初見內部傾鍘

外辦的老張看我工作勤奮，且虛心好學，為進一步培養我，向報社推薦我隨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現為人民日報社社長)參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舉行的第12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報社領導二話沒說，簽字同意。報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組建後，在報社工作的西苑幹部統歸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後，關於我的出國報告很快也得到批準。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出國采訪。我們事先到國家體委訓練基地了解情況，作了充分的準備。順利完成了報道任務。

這以後外辦的工作輕車熟路，一帆風順。外辦陸續又調來吳建友(現為《光明日報》駐華盛頓記者)和張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記者站4年)。煥培離開外辦去了勞動人事部，等待派駐國際勞工組織的機會。

大概在1984年夏，外辦發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張突然接到西苑電話，通知回去匯報工作。等幾天後再見時，他判若兩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後來得知，二局局長詹永傑(後任副部長)聽信讒言，不容分辨，硬說老張犯下若幹罪狀，包括在安排報社總編輯杜導正出訪西歐時，故意把日程排的滿滿的，意圖謀害報社總編輯。雙方大吵一架，不歡而散。我知道這實屬誣陷。可我人微語輕，除說些安慰話，沒有一點辦法。很快老張離開了報社。到西苑籌備創辦《國家安全通訊》這份內部報紙。

這件事讓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誣陷並批鬥我母親的那段經歷又出現在眼前。原以為，文革結束了，這類誣陷罪名，殘酷打擊的事情也會隨著歷史的流逝而壽終正寢。沒想到這類誣陷居然又發生在我身邊！

我想去幫老張辦這張小報，調出二局，遠離那些人前講人話，人後講鬼話的家夥。老張知道後，勸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將來到的出國工作的機會。

5、再出國門

老張的勸告很有道理。因為不久前，二局副局長孫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編輯戴夫之(Robert Delfs)的邀請，去當實習記者一事，讓老張轉告我：“那兒是個特務窩兒，不要去。小丁很快會派上用場。”要知道，他那時專門負責安全部駐外記者的派遣。想到這些，心裏踏實了許多。

老孫曾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在中東和西歐長駐多年。安全部組建後，他剛好結束《光明日報》駐倫敦記者的任期，馬上被任命為二局副局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光明日報社國際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為配合中央領導人出訪，組織了兩個記者組，以新聞采訪為名，分別到西歐和東南亞搜集這些國家的政要對中國情勢的看法和對策。整理後上報中央，作為制定政策的參考。在籌備這兩次活動的過程中，我曾陪同他拜會過幾個使館的新聞官員，並為記者組作了其它一些後勤準備工作。總之，他多少對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張離開外辦不久，剛剛在堪培拉記者站幹完四年的張澤權坐上了老張的空位。沒等我們彼此之間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國際部陳克勤悄悄告訴我：

“老王要你去華盛頓記者站。”

“什麼？”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華盛頓記者站是眾目睽睽的地方。爭著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輪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開玩笑。

“不信，你問問老王吧。”

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樣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給華盛頓記者站發去了一個電傳，探聽虛實。

老王那年52歲，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早年參加“抗美援朝”，在志願軍總部做翻譯。回國後進入調查部。50年代先以中國民航的名義在緬甸首都仰光工作，後調去新華社。60年代初以記者名義到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被驅除出境後，在國內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結束，他才得以重返國外。先後在敘利亞和埃及工作多年，功績卓著。84年離開新華社，來到光明日報社，擔任國際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華盛頓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發回電傳，問我什麼時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馬上回電：“一經報社批準，會盡快成行”。與此同時，二局聯絡處處長史地打來電話，要我第二天到西苑報到。

第二天一早乘機關班車趕到西苑。剛進老史辦公室，她就邊說邊笑地把我領到老孫那裏。拖著濃重的山東口音，老孫說：

“老王點名叫你去。他寧可自己一人幹，也不接受別的提名。你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我想了一下，說：“一個月後”

“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長夢多。另外，不要對他人提此事，不然風言風語不好招架。”

接著他問起我愛人的工作情況，並說：“你們先去問問她的單位可否把她借調出來。”

見過老孫，三處(美大處)副處長和鄔秀基又帶我去見局長詹永傑。見面頭一句就是：“我聽說你在報社工作期間，經常遲到早退，還用報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家具。有沒有這些事？”

我註視著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測月前他指控老張時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緩慢地對他說：

“我的確經常遲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聽說我結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於拿報社的木材做家具，根本是無中生有。實際的情況是報社要處理一些新聞紙的包裝箱，鼓勵大家拿回家。我覺得不能免費白拿，特意花錢買了一點。事後我曾專門向外辦的老張作過匯報。他對我的作法表示過肯定。”

他一時無語。

“聽說你人還沒去華盛頓，就已開始張羅你愛人的出國日程了，啊？”我笑笑說：

“我根本沒有張羅什麼。是老孫主動問起的。”

詹永傑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囑咐我出去後，要服從老王的領導，當好他的助手，並定期給黨組織寫思想匯報，爭取早日入黨。

離開詹的辦公室，鄔秀基悄悄對我說：“幸虧你講明白了，否則老詹會記你一輩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剛過完28歲生日，中國民航的客機就把我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著陸前透過機窗，只見機翼上方星空燦爛，下面的曼哈頓高樓林立，燈火輝煌。天地似乎渾然一體。

（待續）

發稿：200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