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運－法輪功：一個生命的真實故事(二)

【明思網】6、華盛頓歲月

初來乍到有許多事情要從頭做起，包括學習駕駛，申請駕駛執照，記者證，以及如何盡快適應新聞報道和情報搜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許的幫助我很快適應了環境。

美國是世界上最出新聞的地方。根據報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負責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新聞報道，我則負責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報道任務。

當時我們和報社都沒有傳真機，所寫的稿件要靠老許把漢字換成電報明碼，輸入，再經電傳機發回。多虧老許早就把明碼本子熟記在心，故從來沒有耽誤發稿。只是這樣一來超過千字的應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點才能發走。後來，我采用漢語拼音加英語單詞的方法發稿，多少減輕了老許的壓力。

每天我們都要閱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以及《中報》、《美洲華僑日報》和《世界日報》等三份中文報紙。當然，還包括國內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是我們了解最新情況，汲取新聞題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報紙一份最少20多頁。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時國內一份報紙兩周的總和。看完報紙並把感興趣的材料剪下，分門歸類，加以保存，大約要用一個上午。

正是依照這種辦法，我很快搞到一個獨家新聞。當時美國國家航天局的《挑戰者》航天飛機起飛後，我發現七名宇航員中有一位中國出生，後從臺灣來美求學的華裔，叫王贛俊(Dr. 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飛行期間擔任儀表艙專家。我意識到這是國人很感興趣的話題，便不時留意航天飛機的行蹤。5月6日在加州Edwards空軍基地著陸後，我立即給休士頓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打電話，要求與他通話。結果，陰差陽錯，話筒另一端居然傳來了他的聲音。我抓緊時機，請他談了太空飛行的觀感。然後，根據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寫出一篇新聞特寫，經老王修改，及時發回報社。第二天，這篇稿子居然上了《光明日報》頭版，並被中國新聞社轉發到海外中文媒體。這是我從事新聞報道以來頭一次上頭版。

為西苑搞到的第一個科技情報也非常湊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閱讀英文報刊時留意尋找有情報價值的材料。一次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現兩篇從不同角度介紹一種對宇航技術和國防工業有重要功能的新興工業材料。我整理出一份東西，經外交信使隊帶回國內。幾個月後，老王告訴我那篇東西被評定為甲類科技情報。

1985年中共領導人有兩次重要的赴美訪問活動。其中一次是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應前總統裏根的邀請於7月份開始的國事訪問。作為隨團記者，陪同代表團途經各大城市時，經常碰見《中國之春》的民運人士散發傳單。我當時對他們很敵視，與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敵視法輪功的一些人的立場如出一轍。現在回想起來實在為那時被中共蒙騙而汗顏。

在華盛頓期間，我們廣交朋友。這使我有機會從不同側面聽到對中共社會制度的評論。一次一個曾在國內媒體作過記者，後在美國一家報社實習的朋友談了對中美新聞制度的一番比較，入木三分。他說，美國的媒體各有自己的老板而中共的媒體卻只有一個老板。我很受震動，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劇在大陸重演，必須要有新聞出版自由。

那時的我篤信科學，除中醫外，對任何與現代科學發生沖突的現象總是持否定態度。有一次，與朋友聚會時，碰到一位女士，經介紹，知道她有特異功能，可以透視人體，看到經絡走向和穴位分布，還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動。我當時就請她猜猜我那時的內心思想活動。結果，她一下就說中了。與她交談中，我第一次聽到中國的經絡學說是古代醫家依據這種特異功能發現並加以總結和歸納而成的。雖說我對現代醫學就經絡學說的眾說紛紜早就有所耳聞，她的解釋讓我大開眼界。使我看到了現代醫學的局限，同時莫名奇妙的對傳統中醫產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這次經歷為我日後告別仕途，潛心學醫起到了獨特的影響。

1985年初到華盛頓不久，我就趕上了聯邦調查局接二連三地破獲間諜案件。上半年抓獲了為蘇聯提供情報多年的John Walker情報組，四人落網包括他在海軍服役的兒子。年底又捕獲了為以色列提供情報的Polard。最讓公眾感到震驚的間諜案卻是中共潛伏在中央情報局達30年之久的金無怠(Larry Wu Tai Chin)。據媒體報道，金早年就讀燕京大學，學生時代已加入地下黨，1946年為美國駐華軍調處做翻譯。朝鮮戰爭爆發後，加入中央情報局外國廣播新聞處。一幹就是30來年，1981年退休。由於享有中情局內部最高保密等級，可閱讀有關中共方面的絕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膠卷，通過在多倫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轉到中共手中。與此同時，美國媒體還報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導致金的被捕。按理說，對這樣一位為中共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老情工”，中共會破例為他“求情”，采用交換在押間諜等形式，把他營救出來。這種事例在美蘇間諜戰中已屢見不鮮。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政府發言人為了面子，死不認賬，一再否認金與中共有任何關系。86年2月4日法庭開審，2月8日聯邦陪審團定罪所有17項指控，並定於3月17日宣布判決。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決期間，他接受了《世界日報》的采訪，呼籲中共拿魏京生作為籌碼，交換他出獄。當他得知中共對他依然矢口否認後，他絕望至極，於2月21日在囚室內用垃圾袋裹住頭，拿鞋帶勒緊，窒息而死。

金的結局令海外為中共長期潛伏的間諜極為緊張。因為他們實在無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們的情況。1986年初從臺灣劫持波音貨機到廣州的王錫爵就屬於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後來得知，安全部的那個叛逃者叫於強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處長。最為滑稽的是，安全部後來希望利用借刀殺人的手段除掉於。1986年夏國際關系學院派出的一個代表團，內有一名說客曾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工作，與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華盛頓期間，專門拜會老Bush，聲稱於“很壞”，“一旦跑到蘇聯那裏對美中關系十分不利”。當該團知情者把此事告訴我們時，大家對使用這種小把戲哭笑不得。

於的叛逃讓我意識到安全部對部內年輕出國幹部的防範一定會大大強化。我愛人來美事看來很難有機會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婦87年初休假歸來後，我從他那兒得到了證實。我當下決定，提前結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遠離故鄉25個月之後，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親人身邊。

7、棄仕從醫

兩個月的休假結束，我先到光明日報社向國際部匯報工作，再到外事辦公室交回護照。而後跑到西苑向二局三處還有局長詹永傑匯報工作。沒想到兩年來，老詹對我緊盯不舍，一然如顧。

“你是不是到華人家偷看過黃色錄像？”，我簡要匯報完，他張口這樣問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便把一美籍華人把我及常駐華盛頓的其他中共記者，《北京電臺》的小藏，《文匯報》的老陳還有《人民日報》的小景請到他家過周末的事介紹了一下。當他給我們放黃色錄像片時，我首先婉轉地表示拒絕。他只好作罷。

詹沒有再說別的。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氣，向他遞交了早已寫好的請調報告。我的理由是“覺得已不適合在這樣重要的國家機關工作。”詹的最初反映大概以為我不滿意光明日報社，想換個地方。所以，他說，想不想去《人民日報》或《中國青年報》還個地方。我明確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離開安全部。其實，我當時的真正緣由是兩個，一是覺得他們不信任我。我那時推崇的原則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愛人出國事上屢次出爾反邇，有些人對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過了。我實在沒必要為“五鬥米折腰”。二是覺得中共的媒體都一個樣，充當黨的傳話筒，要麼粉飾太平；要麼小打，大幫忙。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當然這些是不能講出口的。

接下來聯系好的兩個用人單位都被西苑先後拒絕，尤其是對第二個單位的調函，安全部人事局是這樣答復的：用人單位必須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為我註冊，否則不會放人。當人家悄悄告訴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內容，我倒吸一口涼氣，看來我已被他們懷疑成美國或臺灣的特務嫌疑了。

原來安全部的熟人，極個別的除外，看見我都退避三舍，仿佛我染有傳染病似的。我請求辭去公職，結果被告之他們有拒絕我辭職的權力。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三天兩頭找詹永傑，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響他工作，威脅說要對我實行黨記處份。我只好告訴他那得先發展我入黨才有可能。此後我不再去他的辦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談。詹沒辦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卻半年”。

我明白象我這樣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門被委以重任了，也沒有可能再到國外工作或讀書了。我該如何調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學電腦，也想去經商。但想來想去覺得電腦和經商都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最後我想起了學習中醫。應該說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願。

我從小體弱多病。大了之後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數最多的一個。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幾乎讓我從此殘廢。後接受長達兩年的脫敏註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鍛煉，我才恢復了健康，並得以到農村插隊。半年之後又在農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轉成慢性的。就在西醫徹底拋棄了我的情況下，著名中醫孔牧民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我的癥狀很快全面改觀，半年後得以康復。當時我曾壯著膽子請求老人收我為徒，誰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這時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恢復了。在準備高考和自學中醫之間，我舉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訴我，隨他學醫，沒有文憑很難立足，鼓勵我去高考，並說他願當我的醫學顧問，保證我學業成功。

就這樣我放棄了頭一次學醫機緣。“現在不正是學醫的最好時候嗎？！對！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我還可以把中醫古籍翻譯成英文，介紹到海外”一想到此，壓抑在心頭的煩惱和苦悶一掃而光。我馬上騎車跑到孔爺爺家，向他說明了來意。雖年屆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遞給我一本《藥性歌括四百味白話解》，說，先把它背下來。從此我天天跟這本書幹上了，無論是騎車還是步行，只要腦子有空就在背書。半年後把那本書的四百味藥基本上背的滾瓜爛熟。

1988年夏，西苑終於放我走了。他們安排我回光明日報下屬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兒的前提是因為出版社的總編輯陳清泉許諾我可以利用上午時間去進修中醫。不過在辦理調出安全部的手續時，我不得不簽署了一份協議書：保證15年不會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爺爺為了讓我系統學習中醫，建議我自費到北京中醫藥學院開辦的第12屆中醫進修班學習兩年。很快我辦好了手續。

出版社老陳對我格外開恩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幫他處理與澳大利亞通訊社合辦的中國新聞信息中心的文字編審。我們的任務是每日向對方提供10來條譯成英文的中國經濟新聞。譯文請中國日報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選新聞和審核譯文。

就這樣，我上午到地處東城區寬街的藥學院上課，下午到位於宣武區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門是每天騎車的必經之路。

8、民運之初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陳到北京飯店會見澳大利亞朋友。下樓時，我在電梯內碰見了香港《文匯報》駐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頭沈重得象壓上了石頭。

這時每日騎車經過天安門突然具有了特殊意義。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發地在那裏聚集，借悼念周恩來發泄對“四人幫”的不滿。誰能預料胡耀邦之死不會引發“大地震”哪？

廣場上一天一個大變化，花圈越來越多，尺寸越來越大，悼詞越來越尖刻，直指官僚腐敗和老人政治。

與此同時，報社同仁也傳聞不斷：先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被撤職，導報停刊；即而征集在京新聞從業人員簽名，呼籲上海市委撤銷相關錯誤決定。接著就是醞釀上街遊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學生陸續走出校門。而《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火上澆油，把大學生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接著學生開始了絕食請願。

此時，我照常上午上課，下午上班，中午途徑天安門廣場時，關註著那裏的變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聲吵醒，才知道李鵬宣布對北京實行戒嚴的命令。公共汽車那天停開。我不得不截了輛卡車來到天安門，根本沒看見軍隊的影子。搭車來到城南的大興縣境內，只見人山人海圍在一長串坦克和裝甲車周圍。我跳上其中的一輛，接過一個手提擴音器，就對現場群眾和軍人講了起來。那時腦子裏沒有恐懼，只有一念：盡我所能，聲援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從而避免流血情況。離開時，當地人特地找來一個年輕人護送我搭車回到市內。我就近去了光明日報社。

報社大樓位於虎坊橋，對面是前門飯店。我到時正是早上上班時間。只見樓前聚集著幾百人。走近才發現大家在聽四、五個北京航天大學的學生演講。他們急需新聞紙，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們流著眼淚，苦苦地等待著答復。可人們卻象被什麼施了魔法給定住似的，一言不發，一動不動，毫無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來保衛處處長周xx和人事處處長林國棟都在現場盯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因遇羅錦《春天的童話》一書而被撤職的前副總編馬沛文也站在那裏，毫無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學生們跟前，對他們說：“來，我帶你們去拿紙去。”

在印刷廠，我請廠長把所拿的新聞紙全部記在我的賬上，從工資扣除。他二話沒說，就招呼我們動手搬。回到大門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見了。學生們把紙裝進一輛機動車，滿載而去。

（待續）

發稿：200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