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意識形態在中國可以被“虛置”嗎？

【新生5月20日訊】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中國進入意識形態虛置時代”的文章，說在抗非典戰役中出現了一個多年來少有的現象，即官方媒體很少有關於意識形態的宣傳，連三個代表也很少提及，尤其是北京市新任領導在公眾場合只以親民形像出現，絕口不提意識形態。文章認為這種作風將會被很多官員仿效，代表了中共政局變化的一個“熱潮”：“這種熱潮的基本表現是，在公眾場合，除非萬不得已，一般都不會采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而是采用一種更家長裏短的公務態度來進行與民眾的溝通。意識形態話語會逐漸只限於黨內會議。這對聽慣了口號式的意識形態宣傳的大陸民眾來說，不光是耳朵有福，隨之而來的政治文化的變革將有助於民主、自由思想的進一步深入普及。”

無疑，文章作者的觀察是有根據的，也很有可能代表了相當一部份人的看法。“非典”確實給中共傳統的的統治方法造成了強烈的沖擊，不改是不行了。但問題是，假定這種變化真的具有代表性，而且在“非典”過後也被官方接受，那麼由這種意識形態的“虛置”所產生的“政治文化”對於“民主﹑自由思想的進一步深入普及”究竟是福還是禍？再進一步，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意識形態話語只限於黨內會議”究竟是正常現象還是變相的極權主義？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究竟什麼是官方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嗎？是共產主義嗎？是毛澤東思想嗎？只要對當今中國稍有一點了解的人都不會天真到相信這些東西還是真正的官方意識形態。那麼真正的官方意識形態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不是別的，就是種種為一黨專制甚至個人獨裁辯護的理論，包括偽民族主義和新左派﹔而非官方的意識形態就是種種從自由民主人權的立場出發挑戰一黨專制的言論，其先鋒和要害--如胡平所一再強調的――是爭言論自由權。

那麼，這種意識形態被“虛置”的“政治文化”究竟是否值得人們歡迎呢？這個問題如果放在20年前，那麼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共產黨的統治地位還不是一個問題，成問題的是“姓社姓資”，所以意識形態被“虛置”有利於改革力量的立足和發展。但在今天，明眼人――尤其是中共自己――都不會傻到還在姓社姓資上糾纏不已，誰都看到成問題的是中共的統治地位和大限。因此在這個時候“虛置”意識形態就成了閉口不談政治改革和不容許向一黨專制挑戰的另一種表達。甚至很有可能是以守為攻：現在是共赴國難的時候，我已經不談意識形態了嘛，你幹嗎還要在政治問題上糾纏不休呢？

再說，如果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的“虛置”是由少數政府官員說了算，那麼官方意識形態的“實置”就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那裏。新左派喜歡用“霸權”這個詞，這個詞用在政府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上倒是恰如其分。今天中國需要的決不是“虛置”意識形態，而是要打破政府對意識形態的霸權。說到底，意識形態不是哪個政黨的私有物，想灌輸就灌輸，想虛置就虛置。人民有自由談論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的權利。政府心虛了，當然可以“虛置”官方意識形態，但不能因此而把整個民族的意識形態話語都“只限於黨內會議”中去。如果是那樣，那只說明政府以“虛置”的方式仍然在壟斷意識形態，因此不過是一種變相的極權主義。

其實，在非典中出現的這種所謂”親民”和意識形態的“虛置”在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相比，明顯淡化了意識形態的色彩。但問題是：如果說“三個代表”是“君權神授”的話，那麼“新三民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載舟覆舟”。壟斷意識形態的人如此翻雲復雨並不奇怪，但升鬥小民也跟在後面慶幸“耳朵有福”就讓人看不懂了。

作者為任教於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的中國學者

（《觀察》）

發稿：2003年5月20日    更新：200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