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從身邊的報應故事想到的

【新生5月13日訊】讀了網上登的歷史上的報應故事，想起文革時發生在我身邊的兩件事。寫出來，希望能引起讀者特別是中國大陸讀者的思考。

先說第一件。我的叔公文革時在東北某市教育局當科長，為人老實，工作肯幹，因為出身地主，更是事事處處唯唯諾諾，對上面的指示不敢有任何想法。一日，上邊命令他帶領“紅衛兵”去砸孔廟。他心裏知道這事不好，可是沒有勇氣說不，讓他害怕的事太多了。他硬著頭皮去了，完成了任務，除了當時良心上的一絲負疚之外，什麼也沒有發生。

平靜的日子過了幾個月。有一天，他的臉開始抽搐，頭擡不起來，繼而右手、右腿不聽使喚，去醫院檢查，診斷為震顫麻痹。叔公從此以藥為伴，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與疾病的抗爭。我結婚後見到他時，他已經由半身麻痹轉為全身麻痹，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整天低著頭，顫抖著身子，生活不能自理，誰看了都替他痛苦。他就這樣痛苦地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在我認識他的十年中，沒見他擡起過頭，沒聽他說過一句完整清楚的話，更沒見他笑過。

每次見到他，我都想問問他：為了那短暫的安逸，遭受這樣的折磨，值得嗎？不後悔嗎？可我不忍心讓他傷心，他那痛苦的表情和不斷的呻吟足以說明他的悔恨。對他來講，往事不堪回首，誰能說這不是上天對他的懲罰？雖然表面上看好像有開脫自己的理由：不是我要幹的，是上邊讓我幹的，我也沒辦法呀。可是天理無情，誰做誰當。所謂“不知者不受其害”，正是搞政治的邪惡之人用來害人的伎倆，多少無辜的人被這種愚見所害而不自知，可悲可嘆啊！

天神懲罰人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的是“現世現報”，有的是在後來的什麼時候，有的也許反映到家人身上。我要講的第二件事就是這樣。

我小學的數學老師姓江，音樂老師姓孟，孟老師的妻子姓張，也在我們學校教數學。江老師、張老師、孟老師和我媽媽都是師範學校的同班同學。文革中搞政治運動，江老師、張老師平時很要好，又都是地主出身，同病相憐，來往密切，無話不說。

一日，張老師和丈夫吵架，小兩口頂到氣頭上，有些失去理智，孟老師抓起茶杯摔在地上，張老師心疼，一股火上來：你摔，我也摔。伸手去抓茶壺，不想一下子把桌上的毛主席像（陶瓷的）刮掉地上，摔了個粉碎。事後在一次談話中，張老師無意間把這事告訴了江老師。

學校開始大批鬥，區裏下達任務，要揪出幾個“走資派”、“反革命”。領導找江老師談話，因為她業務突出，有“資產階級”嫌疑。江老師害怕挨批鬥，那真是太可怕了。已經和家庭決裂了，領導還是不放過她，因為“上邊壓力太大了”。她哭哇，也不行。領導誘導說：“你有其他立功表現也行。”她猛然想起張老師說的主席像的事，為了解脫自己，“不得已”把這事告訴了領導。

於是張老師、孟老師被定為“現行反革命”， 當時張老師正懷著七個月的身孕，也被趕出家門，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和農民一起幹最臟最重的活。不久張老師早產，生下一男孩兒，取名孟歌。後又生一女孩兒，取名孟蕊。在那些日子裏，他們受的苦可想而知。文革結束後，張老師得到平反。孟歌孟蕊後來雙雙考取北師大，張老師一家也去了北京。

江老師因為“立功”免遭批判的厄運，卻失去了最知心的朋友和往日的歡笑。更令她苦惱的是，她生了兩個兒子，都是先天性癡呆。伺候兩個白癡兒子成了她後半生擺脫不掉的負擔和煩惱。

不知江老師是否意識到她出賣朋友與後代不幸兩件事情的關系，但我聽旁人提到她的時候總是把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

對中國大陸的人來說，搞政治的年月人人生活都有壓力，當這壓力和人的良心、善良本性相抵觸的時候，是為了眼前利益出賣良知，還是維護真理正義，這的確是關系到自己未來命運、甚至子孫後代命運的大問題，任何借口和托詞都不能逃脫天理。誰做誰當，無人可以替代。明白因果，實在是為了自己生命負責所必需的呀！


發稿：2002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