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真相！

每到春節，除夕夜的廣播和電視中都要播出一出戲：《白毛女》。

說起《白毛女》，即使在港、臺和海外華人中，聽說過這出戲的恐怕也不少。它問世於抗戰後期的華北“根據地”，說的是這麼一個故事：佃戶楊白勞因還不起地主黃世仁的債被逼自盡，其女兒喜兒被用來抵債，被迫到黃家做工，遭黃奸汙，後逃進深山，以廟中供果充饑，頭發變白，被村民稱為“白毛仙姑”。後來喜兒由過去的戀人，現已參加八路軍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開鬥爭大會，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想當年，解放軍打到哪裏這出戲就演到哪裏，它的上演成了白與黑、善與惡的分水嶺：從此一個“舊”中國結束，一個“新”社會開始。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一出戲享受過如此殊榮，在朝代更叠中產生過如此大影響。然而，若是細究它的由來，揭開其“創作”過程的內幕，還有很多應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說這個題材的由來。晉察冀一帶民間好幾百年就一直流傳著一個“白毛仙姑”在夜間顯靈向村民索要獻供的傳說(大陸《人民政協報》1993年7月13日曾載流沙河先生的長文詳細考證古籍中的這一傳說得流變)。抗戰時，有些“根據地”的“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使得鬥爭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註意到了這個題材，為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裏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民間傳奇，其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眾”，此為“白毛女”的雛形。

其次說它的演變。延安的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文人對這題材局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他們組織了以賀敬之為首的創作班子，冥思苦想，無中生有地發掘其政治意義，終於將它升格為一部表現“階級鬥爭”主題--即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起而反抗的戲劇。此為《白毛女》創作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

1948年8月，周楊建議將這出戲作為向中共“七大”的獻禮，對其主題再次“提煉”，這回歸納的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象、瑯瑯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的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當時中共高層對這出戲非常關心：時值抗戰尾聲，民心所向將決定“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這出戲將中國劃為陰陽兩重天，由於據說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難辨，因而被視為宣傳戰中的一顆重磅炸彈。中共高層示意戲的結尾要反應中共政策的轉變，即“土地要分掉，黃世仁要槍斃”。因為抗戰要結束，“減租減息”和“團結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階級”所取代了。

善良天真的人們往往對這出戲的所謂“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對很多人來說，盡管他們身邊沒有“黃世仁”也沒有喜兒，但他們卻認為這不過是自己的孤陋寡聞罷了，在那“黑暗的舊中國”，這樣的悲劇一定多如牛毛。

確實，多少年來中國的觀眾習慣於在舞臺上看到一些單純的故事(盡管故事中可能含著某種理念)，有誰會想到一出鼓吹懲惡揚善的戲劇的背後有如此復雜的政治背景呢？有誰想到自己作為觀眾的義憤填膺恰好是某個黨派所精心策劃和一手操縱的結果呢？這就是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相結合所產生的特殊效果，從而激起純樸民眾的義憤和熱望。應該承認這是20世紀的“奇跡”，也只有深懂人性的弱點，絕無道德的顧慮，不擇手段只為奪取權力的宣傳老手才能做到這一點。

到了文革的時代，每年的除夕，廣播中都要播出這出戲--因為這出虛構的悲劇正是以地主在除夕派“狗腿子”去楊家逼債開始的--以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在大雪紛飛的除夕之夜，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就在此時，無處不在的喇叭裏卻傳出了幽怨的“小白菜”---現在叫《白毛女》---的旋律。要讓人們在與“萬惡的舊社會”的對比中獲得虛幻的滿足，並產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白毛女》式的悲劇此刻正在上演。這裏隨手掂來一例。1993年10月29日上海《新民晚報》有一則《沙漠“白毛男”》的消息，說的是在中英聯合探險隊對“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幹沙漠的徒步穿行中，意外地發現了一塊“文革”時代留下的“活化石”。記者這樣寫道：

“在‘死亡之海’的腹地，在古老遙遠的牙通古斯村，有一個全村唯一的漢族人，一個被動亂年代逼迫而成的“白毛男”，“他臉龐削瘦，一頭白發，身子被日月折彎了腰，兩眼深凹像是滿懷希望，又像是在傾說什麼。他就是我們要見的漢族人，名叫鐘劍峰，今年59歲。采訪是用特殊形式進行的。他跪著說，我跪著記。他用蒼涼的嗓音，訴說悲傷的過去。”

鐘氏原籍廣西，“文革”時因成份問題被造反派通緝。他逃至新疆喀什，又藏在裝貨物的卡車上逃進沙漠，一直逃到與世隔絕的牙通古斯村，一住就是24年。1993年10月24日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漢族記者，又燃起回鄉的希望，年近六旬的老人像與父母失散的幼童一般顫聲說：“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類似鐘氏這樣離奇而悲慘的遭遇，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裏難以計數，但絕大多數早已湮沒於無聞。這裏補充一則由同一記者同一晚報去年披露出來的另一慘劇(也發生在荒無人煙的大西北)：

“在羅布泊南岸，有一個叫紅柳谷的地方，六十年代有一群女知青在這兒紮根落戶。當時，這些女娃娃只有十五六歲，受苦受難時特別想家。有一天，四個女娃娃偷偷跑出來，她們一心朝著東方走，朝著故鄉上海走。可惜只走出75公裏，一個女孩倒地渴死了。沒走多遠，還有三個女孩也渴死了。生命垂危時，三人抱成一團，臉面仍朝著東方，朝著家鄉。(上海《新民晚報》98年1月13日)

也許，中國現代史上最殘酷之處就在於真實的苦難被虛構的罪惡所掩蓋。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代真正把人變成鬼的話，那也只有這個我們曾經和正在經歷的“新時代”。在此意義上，“白毛女”的所謂人變鬼鬼變人的主題，倒成了某種令人恐懼的箴言。


發稿：200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