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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趙丹的遺言所想到的
打印機版 | 【投稿／反饋】 【新生6月4日訊】 前幾年，在閱讀一篇紀念已故著名電影演員趙丹的文章中，得知他臨終前說過一句這樣的話：“黨啊，不要管文藝太多！”（大意如此），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以至於其它的內容都幾乎忘得一幹二凈了。我可以想象這並非是他一時的有感而發，而完全可以推測是他以一生中特別是後半生的坎坷經歷的對比而所作的萬般無奈的、十分痛心的絕喊！作為一位堪稱世界級的電影演員，他當時積郁在內心的許多苦楚一定是難以言喻的。我由此而想到，事隔這麼多年，國內的文藝現狀依然是如此天下一言——只準唱頌歌，不能說真話；只準反映歌舞升平的虛幻假象，而不能有任何被疑含沙射影卻能針砭時弊的作品出臺。理由還是“穩定壓倒一切”。
記得有位名人說過，如果一個政權居然到了不能包容不同聲音的地步，那麼，這個政權就已經可以說是缺乏自信而且脆弱的了。我想，為什麼央央大國政府一定要顯得對有如微瀾起伏般的不同聲音如此恐懼呢。自信一些就那麼難以做到嗎？
每次春節晚會將臨，我想必將難為了一大幫導演、策劃們。每一個節目照舊先要自我審度幾番，然後還得提心吊膽地送上邊審查來審查去。這樣又如何能讓藝術家們的靈感揮灑自如呢？他們盡管忙得沒有脾氣了，也還是落得個“年年晚會年年罵”的效果。這就是一切仍然必須以政治審查、以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為前提的後果。試想，如果政府試著放開一點尺度進而讓作家、藝術家們在創作上有一些自由發揮的余地，那可想而知人民群眾的反饋勢必會大不一樣。但這從當下看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為政權的“穩定”要壓倒“一切”不同聲音的。舉凡文藝、新聞等等都必須圍繞著這個原則而運作。而新聞媒體則更嚴厲得在此不必多費筆墨了。
前不久，聽到北大青年學子余傑因為寫了幾本敢於“對當下發言”的散文集，結果畢業後連“生存權”都被剝奪掉，這不是更愚蠢地把他逼向反叛之路嗎？姑且站在維護政府的“穩定”角度來說，這難道是智者的舉措嗎？既然“人權”早已被政府刻意曲解為“生存權”且自栩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如何“完善”，那麼，與余傑原已簽訂雇用合同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辯解也就顯得十分蒼白和賴皮了。這倒可說是政府部門所屬機構公然違犯“生存權”的一個典型吧。
有人說，現在許多中國人已經“習慣了沒有人權”的生存環境，開初聽著一楞，但回過神來仔細一想，好象也不無道理。縱然如此，卻實在令天下所有清醒的、真正在為中華之倔起而呼喚的有識之士為此而深感悲哀。
我想，諸如趙丹這樣的藝術家們臨終之前才敢言及的期待和痛苦的渴盼大概只能在現體制——這一離國際社會發展潮流越來越遠的馬列主義教條模式的產物逐漸終結之後才可看到一線觸手可及的希望的曙光。
摘自大.⒖?br>
發稿：2001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