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不過是一場遊戲！

我們愛母親，我們愛祖國，我們愛親友，愛這塊生養我們的大地。愛是一個偉大、純潔的字，是一種真與善的極致境界，我們渴望奉獻自己的愛，也渴望獲得愛。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恥教越甲鳴吾君”…誦讀著這樣的詩句，心中自然湧動起愛國的熱情來。愛國是高尚的，愛國英雄們的光輝事跡和他們的名字一樣，激勵著一代代青年的心。

但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我從愛國一詞中卻咀嚼出一種淒慘與悲憤，間雜著濃濃的受騙感覺：屈原愛國，卻不能挽大廈於將傾，只能絕望地自溺於汩羅江中；岳飛愛國，朱仙鎮大捷後，不能直搗黃龍，卻橫死於宋高宗之手；於謙愛國，曾只手擎天，卻橫遭明英宗殺戮；袁崇煥愛國，北京之圍方解，便被萬刀剮死，罪名竟是賣國！彭德懷要愛國，搞了個對日的百團大戰，卻給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幾十年後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才對此說出了心中的話：彭與自己是七分不合作！

這些人不死於入侵者手中，而死在其一心效忠的統治者手下，說明了什麼？是愛國愛的不夠深，還是不夠多？

其實，這些人的死因，恰恰是太愛國了！宋高宗殺岳飛，是怕迎回了自己的父、兄後，失去了手中的權柄。

統治者賣國，老百姓愛國，這是中國的通病。百姓們為了保家衛國，可以拚上性命，他們只有一個家園。而統治者則不然，他們把國家和人民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任意奪取和拋棄，一切只為了保證自己的最大利益。

人民和土地，仿佛狼群環伺下的羔羊，狼群為了食物拚殺，統治者為了權勢拚殺，狼為爭奪羊羔而戰時，憑得是自身的力量，而統治者在爭奪對人民和土地的占領時，卻高喊著愛國的口號，驅逐著平時被自己敲骨吸髓的民眾去犧牲，這是多麼地虛偽與可恥！愛國一詞從他們口中喊出，帶著令人作嘔的腥臭。

聽多了愛國的口號，看多了害民的勾當，這美麗的畫皮已千瘡百孔：在朝鮮戰爭中犧牲了那麼多的中華兒女，耗費了人民十數年的血汗，為了什麼？是為了被朝鮮人推倒唾罵的志願軍紀念碑，還是某人的萬歲與虛名？

用酷刑逼迫著農民把口糧拿出來送到亞、非、拉，美曰：愛國糧，在那些遙遠的國度裏，有我們的一寸土地麼？幾十年的經援、軍援，除了阿爾巴尼亞的五十萬座雕堡和滿世界的罵名伴隨著空前的孤立，我們的國家得到了什麼？

為了“愛國”，我們對印開戰，對越開戰，為了使以後要雙手奉送的國土肥沃，我們要戰士們用鮮血去澆灌！為什麼？難道個人的虛名與滿足感就這樣重要？難道說發動一場戰爭就是為個人奪取一件給敵人的貢品？

從愛國的口號聲中，可以解讀出許多信息：統治者的愛國，僅是欺騙民眾的宣傳而已，在他們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最重要的。為了這個中心，他們平時壞事做絕，奪民口中食、剝民身上衣，殺民堂上母、淫民堂下妻…

在這個時候，你去對他講愛國愛民的道理，就是與虎謀皮，輕則說是精神病，賣去收容院，重者問個割喉的罪名。

一旦到了沖鋒陷陣或把國家敗壞了，到了大廈將傾時，立馬拿出愛國的金字招牌來，讓你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還不許問為什麼。

當千萬人民的頭顱落地，支持其渡過難關後，狼還是狼，羊還是羊，百姓還是一群只能幹活，不許言論和思考的工具。

那些犧牲者，只活在百姓和親友的心中。縱然也刻在高聳的紀念碑上，徒為統治者歌功頌德而已。

大家看看公仆們的奢靡與驕橫，再看看老區民眾那貧窮無助的眼睛；看看風吹雨打中淒然而立的紀念碑，再看看占地面積驚人的豪華別墅，就會明白什麼是私有制什麼是愛國。

我們也可以看看這幾十年的戰爭，那一場是為了中國人民而戰？不為人民而戰，這愛國二字又該落在何處？當南沙被侵、釣魚島被侵、印尼的同胞被擄掠、奸殺時，我們的豆腐軍隊不敢象美軍或英軍那樣去營救或幹涉時，我們的喉舌也啞了嗎？難道印尼暴徒的黑手已伸到了國土縱深處？我們的愛國思想哪去了？

當我們的權利與自由被剝奪後，我們也被剝奪了愛國的權力與義務，反正都是奴隸，何苦去無償犧牲？要打要殺的事，讓公仆們去幹好了，他們才是最該愛國的人，這個國家的好處全讓他們搜刮去了，國家是他們的國家，只代表他們的利益。打下臺灣來，只會給公仆們帶來利益，就像收回香港、澳門一樣，只有公仆們能拿到單程簽證。對於這種百姓掏錢買票，公仆們代表百姓娛樂瀟灑的惡當，以後再也不想上。誰受益，誰出力，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愛國之謂，奇也怪哉！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臺灣人即是中國人。中國人居中國地，天經地義，與愛國何幹？如果日本人或美國人占領臺灣，號召民眾愛國而戰，必然一呼百應，以愛國的口號來詮釋對臺動武，於情於理都是荒謬可笑之至。它把一個國家內兩個政權之間的利益爭奪，解釋成全民必須支持的愛國行動，如同兩只狼爭奪羊肉，卻號召羊群為其助戰一樣荒唐。

在外敵淩辱國土、同胞時，我們需要的是“克制”而非愛國，當幾個臺灣同胞不願在暴政與黑暗中苛活時，我們卻要打要殺，這難道就是所謂的“愛國”嗎？

誰 是 賣 國 賊？

　
常聽到“賣國賊”的罵聲，誰是賣國賊？是那些發表不同見解或不妥言論的同胞嗎？非也！他們只是從自己的立場或認識出發，講了幾句真話而已，他們沒有賣國的能力與事實，有些人連賣國的故意都沒有。那些高喊臺獨或贊美日本、歐美的同胞不是賣國賊，他們沒有賣國的能量，在網上沒有賣國賊。

如果把中國幾千年的版圖進退，以動畫手法作表現，就會發現：我國的疆域在一直變化著，以漢唐、元蒙、清為最大，近二百年又開始縮小。我們如果立體地觀察，還會發現國家的繁榮穩定決定了疆域是擴張還是萎縮。

一個民族在國力鼎盛及立國之初，都是具有充分的活力與擴張性的，到了統治的中、後期，往往保守甚至失守。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有很多，但其根源在統治者身上，一個賢明的開國之君是謙和的，可以與民同利而同欲，做到萬眾一心。而亡國的昏君則不然，私利已閉塞其視聽與心智，他們的種種醜行惡政，都是為滿足一己私利而行。這兩種境界，導演了幾千年的興亡悲喜劇，而無辜百姓們成了替罪羊，承擔著往復無盡的劫難！

這種因果循環的事例在史書上被大書特書，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為集大成者，老夫子想用傾註其畢生精力的著述來為統治階級磨一面鏡子，讓這些肉食者長點智慧，吸取點教訓。

有些批判他的文章指責其著述的目的為統治者服務，是一種反動。我卻認為司馬光是懷著一顆廣博的仁心，一顆對百姓的慈悲心在寫作。他在書中記載了許多人吃人的慘劇，記載了許多失國廢君的悲劇，記載了許多竊國者的鬧劇！他想讓後來的統治者時時警醒：不要做蠢事，不要輕視百姓的力量，否則喪國殺身的慘劇就會重演，做為統治者是沒有退路的。

我敬佩司馬光的執著精神與驚人的毅力，更敬重他的愛民苦心。歷代統治者如果能讀懂書中的真言，並身體力行的話，中國少換幾次朝代，少幾次大破壞，百姓少受多少煎熬與勞役，資源少破壞多少？每個新統治者上臺，足下無不踏著幾千萬顆奠基的頭顱！

中國的積貧積弱，與改朝換代造成的大破壞息息相關。

蜀山兀，阿房出。我在四川旅行時，為秦宮而兀的山嶺還禿著，兩千年的時光，沒醫好一朝的傷口，而此後的殺伐竟連綿至今！經過毛澤東的收尾，李白詩中“但聞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的密林己絕跡，只在一些邊緣之地還長著幾片野生林！

戰爭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是毀滅性的，有些就沒有再生的可能：如森林、水土、野生動物，更令人痛心的損失是時間！

在別人突飛猛進時，我們停止了賽跑的腳步，搞起了血腥的權力鬥爭，一鬥三十年，讓民族落後了兩代人，讓我們失去了一個時代。我們從現在開始分秒不停地追，一百年後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面對這個不爭的現實，我們卻要停下來狂言與歡呼，不覺得可恥麼？

誰是賣國賊？是說了幾句真話或氣話的傷心者還是絕望的偷渡客？造成今天的局面，該由他們負責麼？

讓我們看看今天的統治者集團在幹什麼吧：

一、 利用手中的權力，向國有企業派出親信代理人，將能偷走的一切偷走。造成的惡果便是企業的大量倒閉與破產，讓大批貢獻出青春血汗的工人、職員下崗失業，失去了賴以活命的養老費。

二、 動用手中的權力，通過虛假的項目及材料，從國家銀行騙取或強索貸款。現在暴露或隱蔽的呆壞帳，絕大部分流入官僚及其代理人的帳戶，更多的已轉移境外。驚人的數字，足以導致銀行資不抵債，引起真正的金融風暴。這個問題還沒惡化的原因，是有大量的儲戶存款在支撐著頭寸的運轉，一旦因政局不穩而發生擠提，國家只有印鈔與貨幣貶值的手段。這顆定時炸彈的引信及起爆時間，操縱在統治者手中，而它造成的殺傷，卻作用於普通百姓身上！那些掌握存款大頭的少數人，其信息靈敏度與提款的便捷程度是百姓無法比擬的。這些存款的莊家一撤，死得只有老百姓，他們全指靠那些零碎錢過日子。

三、 通過接管有收費或罰款權力的部門，向人民橫征暴斂，將收入的大部分據為己有。現在出現的交通、公安、稅務、工商、城管等部門的腐敗與濫罰，就是這種手法的體現。

四、 將境外機構的資產及控制權抓在子女親屬手中，為自己營造第二個安樂窩，成為化公為私、轉移國庫資金的橋頭堡、辦事處。現在各省各市及國家各部委，都有各種這類的公司及駐外窗口，看看其當家人，無不與派出單位的老板是親屬親信關系。每年的國家外匯、投資，通過這種渠道流出去，官員們利用境外的法律來把國家資產變成自己的投資。因為在國外沒有國有一說，誰是董事長，誰就是資產的主人。現在以國庫註資的企業，將來其資產就落入派出機構負責人手中，這也是官僚們非親莫守的原因。

五、 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開發”與“建設”，通過各種回扣與賄賂來肥私，通過這種手段貪汙，是最安全，最體面的。這就是一些人熱衷於形象工程的真髓，也是一條道路年年建年年毀的原因。當報紙及百姓們對年年重復挖路的蠢事批評他們沒有長遠眼光及合理規劃時，某些官僚卻在暗地裏樂不可支。他們需要的就是豆腐工程，一勞永逸？合理規劃？我們吃什麼？在給貧困地區撥款的同時，總有一些形形色色的回扣，這些勾當，財政廳、局的處、科長們最清楚。豆腐工程，扶貧工程，既有政治上的好處，又有經濟上的實惠，讓我們的官僚們怎能不搞？

六、 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農民和市民搜刮錢財，豢養一批忠實於自己的走狗，或恐嚇鎮壓民眾的反抗；或刺殺、打擊政敵；或在經營競爭中擊敗對手，壟斷一個行業甚至一個地區的生財之道。這種個人武裝，可以是警察，也可以是黑社會人馬，在大多數地區，執政的官僚們於此伎已操作有年矣。

再多的形式或更細的例子，我也不耐煩列舉，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希望aa黨明天就死，中國明天就亡的不是民眾，他們最多發點有限的牢騷。如果要找賣國賊，請到統治者內部去挖，那些大肆貪贓的官僚們，那些惡警察的後臺們才是真正的賣國賊，或是幫助賣國的蟊賊，這些人才是不操矛弧的竊國賊。

他們飽噬民脂民膏之後，害怕民眾的清算與追究，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垮要爛，早點就好”。他們怕在亡國之前被揪出來。讓中國一步步地向文明與民主過渡，平穩地走向法制與公開透明的制度，是最令他們恐懼的結局。

為了達到滅亡中國或顛覆現政權的目的，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喉舌與走狗，一會煽動狂熱的“愛國”，一會又策劃出害民的政策，驅使手下的惡勢力向人民下手。煽動戰爭，造成民怨沸騰的局面，制造種種激怒人民的暴行，引起動亂。亂國乃至亡國，才是一些撈足錢財的官僚們日夜期盼的局面。

賣國賊，要在大人物中找，我們老百姓手中不掌握國家的土地、外交，我們手中沒有國家機密，真跑美國去，一問三不知，沒有利用價值，立馬給你遣送了。領導們就不一樣，帶著巨額的美元，裝著國家的絕密信息，到那都是貴賓啊。有些人，在位時就大賣特賣了，不是一般的賣，賣的既偉大又光榮：如毛澤東。

慈禧的賣國，是失敗後的忍辱，是被迫的賣，好象一個迫於生計的妓女。此公是主動而狂熱的賣，連非洲的坦、贊，乃至阿爾巴尼亞，都是他的恩官，雙手奉上從中國同胞口中奪取的財富，換取廉價的稱贊。最今人痛恨的是出賣了中國軍民八年抗戰的勝利果實，讓日本用幾千億美元的賠款重新裝備了軍隊。對於這種空前絕後的大賣國賊，除了雅科夫同志的《討紅太陽檄》外，沒有幾個人去痛罵，是不敢罵還是不當罵？

當局又要把酒滿鮮血的老山、者陰山交給越南了，為了爭奪與守衛這兩座山頭，犧牲了那麼多戰士，現在卻要放棄，為什麼？難道它和臺灣不一樣是我們的領土麼？我相信老山交給越南後，又會修起永固工事，又會伸出北指的炮口！這一點從南沙的沖突中，已經看的再清楚不過了。放棄國土，不可能換來和平，我們這幾十年放棄的國土已太多太多，以致相比較下，臺灣倒成了小頭。但是和平沒有到來，從越南、印度、中亞的局勢來看，我們正面臨著更大而漫長的不安定。

國家富強了，一切邊界問題就好解決，國家衰落時，退卻與戰爭，都是一場惡夢，這樣的事例可不是少數。現在把中國抽血、搞亂的官僚們，他們是最不愛國的，他們才是可以且正在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賊！

　
讓 誰 來 愛 國？

愛國的口號鋪天蓋地而來時，正是一些敗類欲行賣國勾當之時，他們需要口號造成的假象來蒙騙眾人的耳目，掩蓋自己的叛賣醜行。

在一群高呼愛國口號的官員中，我們很有去除偽裝，認清其實質的必要，避免重復上當。

鄧小平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很正確，只是被公仆們念歪了，在這裏可以借用一下：“行動是檢驗口號的唯一標準”。我們不妨聽其言而驗其行，從幾個方面來對高呼愛國口號的人進行行為驗證，看看他們是真愛國還是真賣國，或是誇誇其談的騙子：

　
一、 一個愛國者，首先會孝敬父母，熱愛自己的兄妹，這是被騙子們經常忽略的破綻。一個人的生存與成長，多與自己的父母、家庭息息相關，如果對生養自己的父母和同胞手足都尖酸刻薄，或忤逆不敬，證明他已失去了感恩報德的習慣。對那些沒有報恩意識的人來說，只有他自己的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其他人都是可以欺騙與犧牲的利用工具。如果發現這種對窮父母或窮親戚不孝不親的人，哪怕他舌綻蓮花地對你感激涕零，勸你別信他，他正在或準備利用你。這一點，已被歷代賣國賊們驗證了無數次，看看那些死心塌地幫助日本人的鐵桿漢奸吧，多半是鄉親們嘴裏的逆子。這幾十年裏提倡的是告密與出賣，為了“進步”與入隊、入團、入黨，從同學、親友、父母賣起。從小就在拍馬諂媚及叛賣氛圍中薰陶了十幾年的心靈，能開出聖潔的愛國之花嗎？看看某些中學、大學中的學生，明明家境貧寒，但為了自己的面子與欲望，對父母兄長百般需索，拿著父母血汗錢亂揮霍的舉止，我們可以相信他能愛國愛民嗎？一個人對自己的親人都不愛，怎會去愛路人？一個不愛人民的官員，又怎會去愛國？這是古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原意，也是今天的教育制度不造就愛國者的原因。

　
二、 在和平年代，國家的安全與國力是成正比的，為了國家的強盛，可以犧牲一點個人的享受，一個能愛國的人，首先要能克制自己的貪欲，只有能戒除貪欲的人，才有舍身舍利以愛國的可能。在觀察官員時，我們可以從他的行頭入手：

官員的座車，奔馳、寶馬的舒適性比國產車強得多，但以桑塔納和富康的駕乘性能與舒適度來說，己完全可以滿足公務用車的要求。我們有必要花大筆納稅人的錢去進口、走私大量的高級轎車嗎？如果掌握著國家購買權的官員們真愛國，不用暴斂的民脂民膏去追求個人享受，我們還怕外國汽車的入侵嗎？還會造成今天這種：“有路必有日本車”的局面嗎？政府、司法、軍隊、武警等花費國家財政的部門，進口車的比例之高，舉世少見（汽車生產能力不足的國家除外）。難道這些部門的官員們不知道買中國車與日本車對國力的影響嗎？每年幾千億的購車款，可以辦多少希望小學？可以救活多少被重稅逼上絕路的農民？可以拉動多少個民族汽車工廠的發展？難道協助日本的經濟侵略，就是他們的愛國行動？

官員的辦公樓，為了追求個人的享受與升遷、收取工程賄賂，他們讓辦公樓越修越高，越修越豪華，早已遠遠超過了辦公的需要，一方面是大量的市民無房住，一方面是大量的辦公樓群空置。造一棟豪華辦公樓的錢，可以造五棟相同面積的經濟適用房，如果各級政府能三年不建樓堂館所，不考慮精簡人員的因素，官員的衙門也決不會擁擠，節省的支出就可以解決城鎮無房居民的最低住房要求。

在處理這些現實問題時，官員們缺少的不是常識，他們少的是人性和良心。他們不會不知日本鬼子是誰，不可能不知該怎樣愛國，只是在其心中，愛國與個人享受的比例太懸殊了。這種極端自私自利的人，在大敵壓境的生死關頭，他們會舍身取義嗎？

　
三、 行為模式，唯權是爭，唯利是圖的人，做不了愛國者，真正的愛國者，不僅要有威武不能屈的膽氣，還要有權、色不能誘的操守，才不會被收買。一個愛國者，在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發生沖突時，可以舍大利或生命來捍衛民族大義。在這點上，我佩服北洋軍閥吳佩孚，他就拒絕了日本人的十萬支步槍、兩千挺機槍和百萬大洋的誘惑，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東山再起的機會，保全了個人的操守，甚至為此丟了性命。這種愛國舉動，比近幾十年中那些為了個人權位，不惜發動政治動亂，制造民族浩劫的狗屁偉人強一萬倍。那些為了權位、鈔票、女人而不惜行刺同僚或上司、販私、販毒的利益集團成員的嘴臉，拿這面鏡子一比照，何其臟汙！但是愛國的高調卻是他們的獨唱與絕響，這種高喊愛國口號的黨國要員們，會愛國嗎？

四、 屠夫、酷吏，這些沒有人性的野獸，在它們的頭腦裏只有嗜血的原始野性和追腥逐臭的貪婪，為了一紙獎狀或升官，可以泯滅人性地去陷害良民，致人於死地。這種充滿獸性的群體，正破壞著國家和民族對個體的凝聚力，毀滅著人民對這塊土地的最後一絲依戀之情。他們做的傷天害理之事，讓臺灣臺胞聞統而膽寒。哪有近者偷渡而遊子來歸的神話？如果讓它們肆虐下去，恐怕有舉國大逃亡的一天，沒有了人民的國家，誰來愛國？是貪官還是屠夫酷吏？

如果用這些照妖鏡過濾一下，那些高喊愛國的官員中，還能剩下幾個不賣或還沒有賣國的人？這點微弱的中間力量，怎能抗衡腐敗大潮和賣國大軍？

在一個司法體制與司法機構敗壞的國家，守法公民飽受惡法酷吏的迫害而沒有一點安全保障。在一個貪官肆虐的國家，人民得不到一點國家帶來的好處，卻承受著無盡的壓榨與掠奪。在百姓大眾對生存環境近乎絕望的恐慌中，用愛國的口號能激發出多少愛國的熱情？

宇宙的毀滅與新生，源於失去平衡的大爆炸，大爆炸的發生是對高壓的自然反應，不知公仆們知道不平與高壓的危險否？官員們在征稅收費時窮兇極惡，為幾十幾百的欠款，可以逼死、打死一個個農民，為什麼就不可以少揮霍一點，留貧苦工農一條活路？為了自己也為了社會，這也是一種愛國方式啊！

遭受苛捐重稅壓榨而幾近破產的農民和被官蛀吞噬資產後逐出企業的下崗工人，對執法機關與基層部門的仇視已到了接近爆炸的臨界點，讓他們去為加害他們的人賣命，可能麼？一旦發生戰爭或社會動亂，這是兩座噴發力最強的火山。

看著官僚們為驅使民眾為其火中取粟而聲嘶力竭的表演，聽到百姓們：“打吧！要死都死！打光了從頭開始”的詛咒！這種發自民眾內心的聲音，雖然弱小且隱蔽，但所蘊含的毀滅力卻最令人寒栗！中國的毀滅恐怕起源於集權下的經濟化變革，加速於腐敗之濫行，終於酷吏們點燃的某個導火索。

難道中國已到了毀滅或該毀滅的境地？難道aa黨就不能修正自己的歧誤，就不能清除自身腐敗而浴火重生？治國諸公們就不能舍棄一點個人的權、利與面子，俯聽百姓的心聲？

由於對江澤民三個代表的口號還存有希望，還相信aa黨的改革舉措在後面，就寫了這些破爛文字，希望用觀察行為的笨辦法來對照某些人的愛國吶喊，以圖揭穿那些公仆們假愛國真賣國的把戲，以免愛國同胞又讓漢奸們騙賣了。野夫

最後的官子：西部大搜刮！ 野夫

現在宣傳的西部大開發，確如鄧繼紅先生所言，只有官員熱衷，因為這是他們百年不遇的機會到了。這些年向東部沿海貪官學習來的經驗和教訓，結合自己所在地的關系與實力，針對本地資金、資源的控制，令公仆們興奮的睡不著覺，決心拋棄過去那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的小兒科行為，堅決與上面的腐敗分子合作，爭取在中國崩潰之前幹凈徹底的撈一大把。

世事如棋，國事亦如棋，在改革之初，大家忙於創造根據地，控制大局，故行棋搶要點，步伐簡而疏，以求搶占權力制高點，劃分勢力範圍。

稱為布局階段，這時的百姓們，在官僚無暇顧及的角落，可以求得一些實惠。故少部分農民和個體工商戶都和累了一些原始資金或生產資料，出現了一些老板、萬元戶。大多數百姓也感覺到了生活的寬裕，在生活水平上進入基本脫貧期，銀行儲蓄存款的上升，多數是百姓增加的收入。

棋局進入中盤時，在百姓的叫好聲中，官僚們已不動聲色地鞏固了自己的地盤，形成從中央到省市、縣的派系權力體系分布，每個集團都取得了一定的政權區域。在百姓們還悠然如草地上的野羊，啃吃著青草，進行脂肪積累時，對他們的包圍已經由四角到邊拉起了柵欄，由各種官僚集團編織的權力之網已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全國百姓圍個密不透風。

於是激烈的利益爭奪戰開始了，官僚們從最肥的地盤開始掠奪，首選當然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原先埋伏在金融、工商、稅務、軍警線上的集團成員全方位出擊！在與民爭利的經商戰中，利用特殊權力與身份在土地、房產、金融、走私等壟斷領域，官僚們大獲全勝，賺了個盆滿缽溢。

積累了雄厚經濟資本的官僚集團把經商領域能撈的實空和好處一網打盡後，其貪欲一發而不可收！於是轉移目標，有權的抓銀行、企業的控制權，資本雄厚的進軍證券金融、通訊領域，利用手中的權和錢，通過對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操縱股市、推行房改幾步棋，把百姓手中大部分的錢合法地轉移到了自己手中。僅房改一項，中國百姓就弄得十室九空，其實是將工人們幾代無償奉獻血汗換來的狗窩又奪回去，重新賣給其主人，頗有綁票的意味。

至此，十幾年積累下來的市民財產，多數被剝奪，他們辛勞積蓄的血汗，被官僚們一紙布告給搶個精光。這就是銀行統計中5%的人能控制60%儲蓄余額的原因。

而農民的積累，在土地資源和人口數量、知識水平等因素的制約下，已開始停步不前，所有潛力挖掘殆盡。在農村裏取得基層權力的村、縣官僚在上層的默許及示範啟發下，發動了針對農民的野蠻掠奪，可謂地盡其力，人盡其用：

搶占農民開發荒山荒地而成的林場、果園、經濟園，收回承包土地、出賣集體土地及資產、強迫農民種植指定的作物，強行壓價收購，賺取差價。每到一種有市場的作物成熟，在縣鄉公路上滿是官僚走狗，對不甘賠本的農民連搶帶罰，農民維護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每年被殺、被打、被抓、被罰的不計其數。

在官僚與黑社會勢力相勾結的農村，農民已多年虧本，種地成了餓死人的行業，從前的積蓄已被苛捐攤派吞噬一空！農民階層已大部分破產，他們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世紀農奴，許多人家靠兒女們的匯款接濟生活。他們的兒女沒有受過教育，只有向城市出賣自己的生命或肉體本錢。傷殘、艾滋病及過度勞累的摧殘，正在吞噬著這群逃離土地的農民後代的心靈與肉體。城市、警察、老板的殘酷與兇惡，教育了他們，一旦發生動亂，埋藏在內心的積怨與絕望，城市社會將遭致他們可怕的報復。

在掠奪盡農村與城市百姓的財產後，官僚們開始了結局前的幾步，也就是收官階段，這需要精細的算計能力，在中國這塊棋盤上，只有幾十年劫掠工農血汗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國庫和西部資源三大塊可吞噬了。

國有固定資產已在“變現”及“優化配置”中以現金或股份的方式完成了向官僚集團的轉移。國庫的黃金與外匯，為了不驚醒國人，在上飛機前再提，官僚們急於把西部的地下資源變現脫手。

西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是中華民族遺留下來的最後一份祖產，也是官僚們出走前放不下的最後一桶金。他們已沒有心思和時間去自己開發利用，他們要利用西部開發的口號來幫助轉移國庫，要用西部的資源來招商尋租，把西部變現出賣給買的起的大老板。一般的百姓與民間資本去趟渾水，是自己找死。面對西部餓狼般的政府官員，已有幾個不明就裏的投資人血本無歸。可以斷言：去西部掘金的人群中，只有從國庫洗錢的利益集團最後獲利。有些愛湊熱鬧的無腦之輩，忘想憑著幾個錢去收買合作，從虎口奪肉，恐怕搭上一只手或身家性命！

我們歷數那些與官僚集團合作分贓的民營企業家們，還有幾個沒墊背替死？富豪榜上已換了幾茬新面孔，紅極一時的“傑出青年”安在？只有官僚集團的資本在不動聲色中以幾何數級繁殖。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血統與權力的婚生子，才是永遠的黑馬與俊傑！那些官僚集團以外的奮鬥者，縱然幾代人胼手胝足的辛勤積聚，也難逃被吞吃的命運，我們可以看看身邊或印象中的奮鬥者，有誰能逃過這十年之劫？

鄧繼紅先生呼籲：停止或暫緩開發西部，既不可能又顯迂腐：這道官僚集團登機前的最後大餐，刀叉齊備，開胃酒畢，怎能罷手？怎能割舍？這列運載最後庫存去瑞士的高速機車，已在權力與金錢欲望刺激下呼嘯而發，焉能因你看出破綻停下？它將載著中華民族的最後一絲希望絕塵而逝。誰想阻礙這條黃金大道，必被壓的粉身碎骨！
野夫在此默禱：

為了西部貧苦的農民和工人，讓開發的結局，在我這烏鴉嘴上抽一記響亮的耳光！

漢 文 化 的 墮 落 與 悲 哀

當漢語在叢林中初創時，是為了傳遞信息和表達感情的需要，這是一種實用的語言。倉擷造字是為了記錄的用途，想把歷史或事件真實地用符號留傳下去。在先秦典籍中，在戰國百家的爭鳴裏，語言與文字是符號，是載體，它用來表述與承載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由於條件限制，我所能讀到的先秦文字極少，只有《春秋》、《詩經》及莊子、韓非、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對其不敢造次評價，只是感受到作品中充滿了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在這些流傳千古的詩歌文章中，沒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文法，只有一些質樸天然的比興與諷喻，宋玉、莊子的文章，也僅是為了增強感染力而稍加修飾。捧讀時，感受到的是作者恣肆飛揚的靈魂與思想，毫無炫目喧囂之氣。一杯茶，一把扇，可以在瓜棚，可以在深堂，讀得暇思彌遠，讀到兩翼生風，讀到會心一笑時，讀到惕然四顧處，仿佛千萬年的時光物境，盡在掩卷一嘆之間。

這個階段的漢語文，是時代生活與歷史興亡的寫照，也是人情思想的縮影，樸素如未描之素面，隱然閃現著真實的美與健康。簡樸的是文字，華美的是情思：“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言一句，真話直說，沒有也不需要雕飾，作者為自己一時一地之念想而歌詠，毫無名利幹謁之意。這是個思想活躍百家爭鳴的年代，太上只求制其心，用自己的言行來教化、感化百姓。於是深山之巔、大澤之畔，宮廷、街肆，人人得而歌之，或雅、或俗、或歡愉的情歌：“將仲子兮，無喻我裏…”，或痛疾之斥罵：“碩鼠”作焉！

這個時期的作品，在技巧與理論上是初級的，沒有人教你或逼你寫什麼，怎樣寫。但是那種真率與語文功能的淋漓發揮，卻是後代，特別是現代語文望塵莫及的。每個作者都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和文字，寫著、說著真正自己想說想寫的一切，一個自由到令今人痛恨與嫉妒的時代！

漢語文象荒原之野火，跳躍著、飛舞著，滿載著先民的悲歡喜怒在這塊土地上旋動。雖然文字普及率很低，又歷經戰火與歲月的劫難及歷代統治者的瘋狂毀滅，使絕大多數作品沒能留傳下來，但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在藝術質量與思想性上，依然傲踞五千年民族文化史的高位。

終於有一天，語文的火焰燒痛了秦始皇英明偉大的屁股，也將其殘暴、邪匿的行為與陰私照亮，於是有了焚書坑儒，太上開始制言。
到了漢唐時期，隨著五言、七言詩及辭賦技巧的發展與成熟，漢語文的功能出現轉向，對理想與民生疾苦的反映被部分山水、遊仙內容替代。而科舉制在為朝廷選拔人才的同時，也產生了命題文章與言論束縛的弊端。

隨著政治流氓的登場，為掩蓋統治者種種醜惡之“諱”，史書中的“屈筆”大量出現。

在焚書坑儒及黨錮的陰影下，雖然因文獲罪的事偶有發生，但言論的自由程度還是很高的，不僅有漢周昌之“期期不可”，還有三國禰衡的“擊鼓罵曹”及唐魏徵之諍諫，統治者深諳：可以馬上得江山，不可馬上治江山“的道理，對言論持寬容態度。這種廣開言論的結果，便是中華歷史上最輝煌的漢唐盛世，民族凝聚力的加強和漢文明的成型與固化。

國家的強盛，造就了愛國熱情的自然高漲：“漢家煙塵在西北，漢將辭家破殘賊”“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誓不還”…投筆從戎的班固、輪臺夜雪的岑參們在吟唱，血戰睢陽的張巡、擊楫中流的壯士在吟唱…沒有人“教育與引導”也造就了漢語文的空前繁榮：文人、武人，王孫、市民，販卒、娼妓、戍卒們在中華大地上盡情地吟唱！可以諷歌“陟彼北邙兮…”，也可以輕吟“巴山夜雨漲秋池”，有陳琳辱曹操三代的罵文，也有令武後嘆絕的《為徐敬業討武照文》。有郭震的寶劍篇，也有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沒有割喉的利刃，也沒有專政的牢獄，那時的中華民族在自由地吟頌與痛訴中，唱得長安成了世界的心臟，唱得唐詩漢賦成了民族文化的燈塔、漢語文遙遠而光榮的夢境…

這個時期的漢語文是民眾的喉舌，是承載生活悲喜劇的工具，就象草原上散放的馬群，可以在一定的範圍中嘶鳴馳騁，有原始的野性與沖動，可以有“快走踏清秋”的思想欲望。國家還是民眾與君主共有的井田，賦稅徭役之外，民眾有絕大多數的自由。統治者還自覺或不自覺地抑制私欲，內庫與國庫區分，以圖國運長久。

及至宋明，隨著流氓政治與流氓統治者的泛濫，國家被統治者私有化程度的加重，各種禍國害民的舉措直接導致了國勢不振、山河破碎的局面。國勢虛弱加上私欲惡性膨脹，促使流氓統治者竊取國庫公帑，批發烏紗帽等醜行接連不斷。面對朝臣民眾的抨擊與非議，他們只有依靠特務組織的恐怖手段和剝奪國人言論自由來封閉視聽，達到愚民的目的，以求在內外交困中茍延殘喘。

在制言、制文的環境中，百姓已無歌可唱，文人也只有風花雪月可吟，一片失國失言的苦痛中：只有“尋尋覓覓，淒淒慘…”的哀嘆，或“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的詛咒。有“奪泥燕口，削鐵針頭…鷺鷥腿上擘精肉”的貪官酷吏，卻沒有能“拚將十萬頭顱血，誓把乾坤力挽回”之人！在這樣的精神狀況下，民眾已冷卻了熱血而麻木，縱有慨唱：“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嶽元師及一幹“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英傑，也只有發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浩嘆！

民眾已經一無所有，已經沒有可以失去的東西了，他們沈默著，他們被迫閉嘴，他們的命運與國家土地失去了聯系。一個與人民對立的政權，一個失去民心的國度，縱有多少滿懷“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身後名”的愛國者，失去了民眾的響應，只有“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悵恨。

統治者要的是歌舞升平的粉飾，愛的是“暗香浮動月黃昏”、“小園香徑正徘徊”的雅韻，要的是“盛世無饑饉，何須耕織忙”？的頌屁之作，恨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莫去倚危欄，斜陽正在柳煙斷腸處”的警告。西湖歌舞，揚州明月，掩卻了明王宵獵的火光，伴襯著佛貍祠邊的神鴉社鼓！

宋明的漢語文資源，已被風月與無病呻吟的需要發掘殆盡，又遭儒官雅士們歌頌之褻弄，變得油滑而粉膩，不倫不類、不尷不尬，仿佛長街賣唱的粉頭卸妝未盡，卻挽著銅板唱“大江東去”，高音喊過，又擠出一掬胭脂血淚。

一個末世的社會，一個瀕危的民族，有程朱理學的方正嚴謹，又有“梅子黃時雨”的輕痛。漢語文就在為官為民的歧路上與百姓分道揚鑣，留給我們的只有“淚眼問花花不語”！

再往後的歲月裏，漢語文連風月也免談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無心之言，也惹來文字大獄，更休想發那震聾發聵之聲。在異族刀槍環伺之下，識字少的，去抄抄水牌，記個流水帳，多識幾個字的，最多去故紙堆裏消磨、考據，津津樂道於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

國家？民族？那一個港口是漢文化的安全港？辛亥前後的地球上，能給漢語文自由的土壤，只有在敵國東瀛或歐洲。

辛亥之後，漢語文又借白話文浪潮復興於一時，但新聞與言論卻在內爭內戰中被當作政治武器來操縱，這種控制愈演愈烈，以至到了文革之時的一支筆，一個聲音。

在這場民族浩劫中，文字獄已太平常！使用漢語文寫文章或說話的人有罪，是現行犯；鉆進故紙堆中一言不發、一字不著的讀者更有罪！是思想罪，是靈魂深處不革命之罪！是歷史罪！是種種罪！歸根結底一句話：知識有罪！

在政治流氓眼中，漢語文是他們的私人物品，民眾是沒有使用權的。未經特許與審查，誰使用漢語文就是大逆不赦之罪，輕者拘留、系獄，重者割喉槍斃。

政治流氓們已不厭足於鉗口與止言，他們要控制中國每一個下層民眾的靈魂與思想，為了愚弄與攝心術的需要，他們瘋狂地焚毀民族典籍，因為這些歷史鏡鑒照出了他們遮羞布下的真面目！他們已不滿足於塗改近代史，更要修改五千年的民族史，為自己兇殘而奸邪的言行服務。

這個時期的漢語文，已是個集天下邪惡於一身的巫女，被流氓們肆意輪奸之後，或刀架在頸上逼其自辱，山呼萬歲，或投入火坑，付之一炬。民眾不僅沒有使用漢語文的自由，連思想自由的陣地也被插滿紅旗。有人誇贊文革之時，稱其路不拾遺，不知這位知否：當時的中國人（當勢者與獲利者除外）連無形的思想都被奪走，還有何可遺之物？

在他們制定的漢語文使用規則中，孩子們從幾歲起，就要學習喊萬歲，學習在日記、作文中編造謊言，以求獲得老師的獎賞與青睞，學習向老師、上級、幹部們歌功頌德，以拍馬編造的水平，來得到錄取深造的機會。

一旦升入大學，不僅歌頌與吹拍之術不能懈於練習，巔到黑白、弄虛作假的技術更要精進，起碼要有一加一等於八的算術讓上下級學友心儀。

如果可以做到將謊話說得大義凜然，令對手心虛臉紅的境界，就有希望參加辯論賽，在全世界面前用抑揚頓錯的聲調、流利清晰的口齒、慷慨激昂的作派，輔以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手法和顛倒黑白、子虛烏有的事例與數據擊敗反方對手，驗證安全套與校園愛情之因果。
如此則既秉承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之傳統，又一展今日漢語言百變千幻、出爾反爾之犀利風采，方不負男兒十載寒窗，當官報國的鴻鵠之志。

畢業之後，或為上級的數字、政績添油加醋；或做虛假廣告騙取百姓錢財；或徇私買放或篡改法律條文、案卷，為落網貪官出罪；或騙取銀行貸款，蛀空企業；或將學到的生物、醫學、物理知識在公民身上做酷刑試驗；或在網上對憂國之士汙言穢語圍攻辱罵；或將一灘灘鮮血用墨水塗成灰色，將人禍說成天災，將殺人魔鬼美化為慈父；或為暴君酷吏們洗刷，用鱷魚的眼淚遮掩餓鬼的呼號；或為漢奸文學助威叫好，把屠夫與羔羊並列，讓我們與侵略者兄弟血濃，“相逢一笑泯恩仇”；或將失業美曰休假，將農奴稱作主人；或在媒體上制造光明繁榮之假象，叫吃不起稀湯的饑民去買肉，叫失學兒童進貴族學校…！

如果你泯滅人性，遵循他們制定的漢語文使用規則，在享用百姓脂血的歡宴上鼓竽吹笙，便可分一杯殘羹，獲頒繼承民族文化的美號。

如果你師授不出此門，又不守泯滅良心、歌功頌德的守則，一味要講真話，那怕事實、證據昭昭在目，也難逃割喉、系獄之災，或橫死酷刑酷吏之手的惡運。

在歷代統治者的高壓與輪奸之下，漢語文迅速膨脹與歧化，形成了今天龐大雜亂的字庫，以適應屈筆之需要。文字已不再是記錄歷史與情感真相的工具，已淪落為歪曲事實，玩弄殺人遊戲的幫兇。文章由詞藻、概念、主義或虛假的數據與事實堆砌；詩歌晦澀而不知所雲，仿佛職業妓女的叫床聲，技巧熟練而不真實。已完全背離詩言志，言為心聲的初衷，成了乞食或邀寵的玩意。

這些文字遊戲的產物與貪官們臺上激昂的反腐報告一樣，充斥著假、大、空的貨色，都是一堆大眾耳熟的套話，只需聽音辯色，不計較其內容，已對其“精神”嘴臉看得入本三分了。

流風所及，連民歌民謠、日常用語都不能幸免。我們每日從屏幕上看到的民歌與童謠，有哪一首出自民間？連信天遊、花兒等民歌中，也被人強植入偉大與萬歲！

在這虛假肆虐的年代，人們連說真話或聽真話的知情權都沒有，何來人權與人格尊嚴？文化的昌盛與國家的富強，有希望麼？我們經歷了舉世無雙的民族災難，卻沒有一篇真摯沈痛的著作來反省，我們可以動員全民族來破壞與滅絕自己的傳統文化（這也是環宇珍聞），卻不敢或不許人揭露這可恥的一幕！面對流血的傷口、被蹂躪後青腫未消的肌體、沒有清算的筆筆血債、張狂肆虐的文革獲利集團、遍地的貧困工農，我們卻急著狂言：中國可以說“不”！

悲慘的漢語，悲哀的漢文！我曾拜倒在你的足下，為你驕傲與自豪：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字，最簡直明晰的文字，你有最豐富的營養與內涵，有最優美的音律，沒有哪種文字可以像你一樣組成格式音韻這樣整齊的詩篇…

但我今天卻不能不厭惡你，你的模糊與圓滑，晦澀與歧誤百出，令到在國際法律文書中不具有證據地位，一種被世界六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語文，失去了國際信用。

看著你滿是汙垢的臉，聽著你虛假的聲音，我難道不該痛惜與追問：為什麼？

(文章來源: 淒慘與悲憤 於 文學城：我的中國)

發稿：200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