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黨與槍

◎ 吳稼祥

如果說整個“六四”事件是一頭完整的象，我們每個參與者，包括中共官方，都是“盲人”，只能摸到這頭“象”的某個部份，摸到“象牙”的人說六四是根棍子，摸到“象腹”的人說六四是堵墻壁，摸到“象腿”的人說六四是根柱子。都是六四的一部份，但不會是完整的六四；都是“真相”的一部份，不會是全部的“真相”。以官方文件為主編篡成書的《中國“六四”真相》，也是一種摸法，一種印象。

我摸到了“槍”

我也是個“盲人”，我摸過六四，也“摸”過這本書。在這本書裏，我摸到一個又冷又硬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槍”。還摸到一個東西，象豬象狗又象虎，象風象霧又象雨，定神一想，原來是“黨”。摸到這裏，我嘆息了一聲，原來六四不僅是國家的悲劇，民眾的悲劇，也是執政黨的悲劇。悲劇的根源在於：槍指揮黨。

請看這段記述：“鄧小平：……我與陳雲、先念、彭真等同志商量，我們的一致意見是，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戒嚴。”（《中國六四真相》第481頁）鄧小平當時只是個普通黨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他能決定中共中央都決定不了的事：用野戰部隊來對付和平居民，用“人民弟子兵”來對抗人民。誰給他的權力？你可以說，是他的威望，這話並不錯，只是沒有說到根本點上。他後來威望也不低，怎麼只能自己“南巡”，不能讓江澤民“面北”？關鍵在於，六四時，他手裏有槍，是中央軍委主席；六四後，槍到了別人手裏。他的權力是槍給的。

槍桿子拜物教

我這個觀點並不新。毛澤東早就說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槍桿子裏面不僅出黨的執政權，也出領袖的領導權。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做的。他成功的經驗在於，當他沒有黨權時，他讓槍指揮黨，通過控制軍隊來控制黨，遵義會議開了中共黨史上槍指揮黨的惡例；當他獲得黨權時，他強調黨指揮槍，通過控制黨來控制軍隊。但終毛澤東一生，他都手不離槍，他把中央軍委主席從生前當到死後。這表明，毛澤東從來就不相信他自己說的話：黨可以指揮槍。

更不相信這個話的是鄧小平和楊尚昆。中共13大前，鄧要全退的意志相當堅決，楊尚昆一句勸留的話就讓他動搖了。楊說，“你準備讓誰來當三軍統帥？你放心，我還不放心呢。”放心讓那人當黨的總書記，但不放心讓他當三軍統帥。可見他們骨子裏並非共產主義信徒，而是槍桿子拜物教信徒。

鄧留住軍權是悲劇的根源

手裏有槍的人，手心總要發癢，總想把“槍權”兌現為“黨權”。即使鄧小平不這樣想，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及其弟弟楊白冰會這樣想，他們在中共14大前還說要讓軍隊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其潛臺詞是要讓槍來指揮黨。只是因為當時的總槍把子已經掌握在江澤民手裏，他們才敗下陣來。讓槍權和黨權分離，鼓勵腰裏別著手槍的野心家分裂黨的野心，這是六四事件的黨內政治起因。而槍權不服從黨權，用槍指揮黨，要挾黨，威逼黨，把黨的領導人當人質，直接導致一次悼念活動災變成一場全國全黨全民族的大悲劇。

就事論事來說，如果鄧小平在中共13大上辭掉軍委主席職務，便不可能發生六四悲劇。就中共的政治體制來說，因為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因為有黨和軍隊的不正當關系，才會有槍權黨權分離，才會有槍指揮黨的事情發生。要想避免再度發生六四那樣的慘案，有兩件事是必須做的：

防止江不全退

第一，絕不能再讓辭掉總書記職務的人不同時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也就是說，再也不能讓任何人有條件用槍來指揮黨。中共16大明年召開，如果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不想被別人當人質，如果新任總書記不想再象趙紫陽那樣在軟禁中度過余生，如果全黨不想再發生六四那樣的悲劇，就一定要讓江澤民同時辭去黨權和軍權，他如果保留住軍權，就保留了民族的禍根。

第二，要想從根本上斷絕黨指揮槍的禍根，最好斷絕黨和槍的不正當關系，把軍隊還給國家，使共產黨從一個“玩槍”的暴力政黨，轉變為一個“玩權”的現代政黨；使中國軍隊從一個意識形態化的宗教軍隊，轉變為一個忠於國家利益的國防軍隊。

這兩件事做起來難度都不小，但最緊迫的是第一件。如果說鄧小平當年保留軍委主席職務還有一點點理由的話，江澤民保留軍委主席職務則一點理由都沒有。他一沒有鄧那樣的威望，二沒有象鄧那樣打過江山，三根本不懂軍事。在我看來，江澤民不退可能是他個人的悲劇，而半退則可能是又一次民族的悲劇。屁股後面卦著小手槍的太上皇，要比手裏搖著羽毛扇的太上皇危險得多。

2001年4月17日於美國麻省康橋。

原載香港《信報》


發稿：200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