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一号文件」解决得了农村问题吗？

【新生2月18日讯】历朝历代，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不是认识不到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农业区域相当广阔，人口衆多，问题复杂严重。但是，农村问题最直接表现是严酷的剥夺，农民被榨取得乾乾净净。同时，农民的人权被剥夺得乾乾净净，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境况，也能折射出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一家人一天的伙食，常常是几个馒头、一碗清汤；逢年过节的时候，被城市的中共官员驱来赶去，或罚款，或遣送。在一些恶吏的眼里，打死一个农民就像打死一条狗。

由于自古农民都在社会最底层，千百年来养成逆来顺受的性格，专制机器总是贪得无厌地指向社会的这部分人，以满足自身永无餍足的欲望。当然，农村问题的爆发，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也是历代专制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到了中共手里，农民的低下地位由户口制度固定下来，榨取农民成?中共“制度化”行?的一部分，逐步加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目前的中国，榨取农村的程度之所以越来越严重，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农民的人权最受践踏，被完全忽视，以至无法自我保护。在作?橡皮图章的中共各级人大，也几乎找不到?农民说话的人。

以往，中共?了表现对农民的关注，每年都会下发关系所谓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事隔多年，中共新领导又开始下发“一号文件”。但是，这次的“一号文件”并不新鲜，只是十八年前的旧文，看来问题至少又堆积了十八年。人们不禁还要问：这段宝贵的时间里，老江整天都在干嘛？？？

很明显，现代社会的问题，都是在法制轨道上解决的，也只能如此。中共缺乏解决问题的法制手段，没有立法、执法合理运作的制度环境，守法经验缺如，整个机构也没有法制观念和意识，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中共所谓宪法的现状，是最典型的注脚。

政府的政策，需要法律根据，政府的创新政策，还需要一系列立法支援。在现代社会，任何社会问题的长久解决，都需要法制手段。政府行政的依据是法律，行事的工具也是法律。但在中国，不仅行政所必需的法律欠缺，政府官员也根本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观念陈旧、落后。

中共缺乏廉洁、能干的干部，制定的政策谁来执行？多年的逆向淘汰，这时发挥作用。结果形成普遍性问题：中共官员或贪或愚，或两者兼备。中共无法?自己的政策找到能胜任的执行者。

由于中共的社会专制，资讯流通受阻，并且严重歪曲。中共从上到下无法及时了解真实的情况。报上宣传的成绩，大多是一些编造的假新闻。因此，中共的各部门在半聋半瞎的状态下，哪里还能办什麽事。

在现有体制下，中共实际上解决不了农村问题。由于中共向来舍本求末，陷入枝节泥潭，这次的“一号文件”与往昔一样，当然还是解决不了什麽问题。

中共的专制制度，根本就算不上制度，无法无天。人治严格说来不是制度，本质上是随意的胡作非?。因此，中共的专政机器，只适合搞“运动”，不能用来作?治理国家的手段。即使偶尔一时得逞，终究必会落空。毛的年代用“运动”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已全盘失败。江的思维跳不出旧框框，也想靠“运动”来树立权威，结果还是自讨其辱。最好的例证是学习“三个代表”运动，非常虚f^，白白花了许多金钱、人力、时间。不过，老江倒是因?“卖”书挣了大钱，荷包塞得满满的。

不知道中共是否真正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不管严不严重，与中共高层每个人的私利都无直接关联。不过，认识到危机还只是最初级的层次，因?中共农村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其解决几乎并不在农业本身。对这个问题的深层认识，也在就事论事之外。这就超出中共官员的认识能力了。不能真正认识问题，又怎能解决问题。

解决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根本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行动起来，改变陈腐、落后、低效、邪恶的政治制度，以法制?根本，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

（《议报》）

发稿：200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