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义工王友琴替巴金圆梦（二）

【明心网】

两次迫害高潮杀人无数

她指出，文革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对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6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伍」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被迫自杀。

王友琴指出，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在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纪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而死；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把人杀死。

两年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批示」、修改或者「圈阅」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私设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工作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延续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大量「自杀」行为：「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时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自杀」，没有遗书留下，也没让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像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也有人泄露其中一点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即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的手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后，在绝望中才那样做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持久。大量的「项目组」被建立起来。这些「项目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并且强迫他们写下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

在其它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仍以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以及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为最，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上被记录的绝大部分受难者，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

王友琴强调，「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生命的残害，是文革最主要的罪恶」。

死亡未记录文革被淡忘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王友琴将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以及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作比较，她认为，其性质、规模和程度都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则是文革真相写出来的还非常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因此被淡忘」。

「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对生命的尊敬」。

她指出，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司法系统后，更一直需要记录。这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她说：「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允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进一步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纪录框架之外。

她指出，关于文革死亡纪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受难者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因这种原因的探索，必然涉及文革最高领导人和使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丧失生命，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纪录中，他们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王友琴说，两千年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

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四百六十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认为没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纪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王友琴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幺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纪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几乎没有提到受难者。不过，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留下事实与灵魂的感受

她是从学校做起的。她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她访问所及的学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她写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卡仲耘被害已经20年了。她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纪录，在她的笔记本和计算机里，写出了一个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工人、医生、保母和家庭妇女等。

她说：「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做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在采访过程中，王友琴感受最深的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痛苦，生存者的创伤长期存在文革后的生活中。

她曾经采访文革爆发时的一名中学生。中学生回忆，1966年的「红八月」，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拉出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尸体，十来个被打死的「阶级敌人」，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扇的白色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是在事发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王友琴。

王友琴试图安慰她。她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幺多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是你告诉我此事。我还说我的原则是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x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进入「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网站首页，可以看到除「前言」外设有三个栏目：「受难者名录」、「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下面醒目大字书写「为死难的亲友留下永久纪念，为您见证的死难者留下记载」。

已收录在受难者名录内的七百多个死者，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有的人了解情况较多，也就写得很多。有的人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就只有寥寥数语。另外还约有70人，只知道死亡时间、地点或是某人的亲属，却不知道死者具体姓名，都列在「无名氏」一栏。

王友琴说，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等网站，都是被大陆当局网上「防火墙」拦杀的目标。也就是说，大陆普通人无法进入这个网站。

她呼吁，知道文革受难者故事的人，可以写信给她在网上提供的电子信箱地址，对纪录提出修正和补充。她更希望寄来文章，为所知的亲人朋友，认识或不认识的受难者，「留下事实的纪录与灵魂的感受」。

（待续）

发稿：2003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