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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温病学大家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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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温病学大家王士雄(1808~1868年),字孟英,号梦隐。他曾“居于杭,世为医”,虽“抱有用之才”,却“无功名之志”;虽“操活人之术,而隐于布衣”。他“年十四失怙”,大半生颠沛流离。他父亲临终前对他说:“人生天地间,必期有用于世。你若能有此志向,我便死而无憾了。”他虽顾虑“家贫性介,不能置身通显”,但仍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自勉,从此“究心《灵》、《素》,昼夜考索,直选精微”。

王士雄“年未冠,游长山,即以良医闻。迄今十余年来,车辙千里计,指下所全生盖不知若干人矣”;“能洞彻病情而投剂多效”。如“咸丰中,……吴越避寇者麕集,疫疠大作,士雄疗治,多全活”。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远近目为神医”;“疗疾之神,人莫能测”。他医术高明,且十分勤勉,“视疾之外,足不轻出户,手未尝释卷”;“而视疾之暇,恒手一编不辍也”。

王士雄生年正逢“嘉道中衰”,虽“世有乱征”、吏治衰败、民不聊生;且因“家无担石储,衣食于奔走有年”,但他不改其志,始终肆力于医,且存仁著述、笔耕不辍。他终其一生,撰写了“医学丛书十六种”、“医案十四卷”。其著作“上追《灵》《素》,下纂诸家,抉其奥以显其幽,存其纯而纠其缪,道明世俗之风,说尽暗昧之弊,分混淆,别邪异”,使得“千古流弊,一旦而消,万世蔽蒙,一朝而破”,可谓“功盖前贤”、“有用于世”,不负其父之遗愿。

王士雄著述颇丰,却不为牟利,仅是本着一颗济世安民的仁心。如《霍乱论》,是因他发现被人俗称的“掉脚痧”一症是“霍乱转筋之候”,但“古书未载,举世谓为奇病,纷纷影射,夭札实多”,且“犹虑沉迷者之未尽觉”而作。后重订此书,也是因为“壬戌夏,此间霍乱盛行,求先生书不易得”。他“恻然伤之,慨将原稿重为校订,语加畅,法加详,类证咸备,寓意持深”。

据《清史稿‧列传》记载,王士雄“所著凡数种,以二者为精详”。其一为“致慎于温补”、“医者奉为圭臬”的《霍乱论》;其二就是“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兼采昔贤诸说,择善而从”的《温热经纬》。因“温热一证,庸手妄为治疗,夭札多矣”,王士雄“悯之而作此书”。清代史学家汪曰桢将此“目为宝书”,赞曰“活人妙术,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裘,百衲之琴。轩岐可作,其鉴此心”。

王士雄宅心仁厚,体察百姓之疾苦不仅来自于各种急症旧患,还源于“饮食失宜”。他撰写《随息居饮食谱》一书,正值“石米八千,斤齑四十。茫茫浩劫,呼吁无门”之时,“食糠而充”、“将为饿殍”的王士雄在此书前序中写道,“国以民为本,而民失其教,或以乱天下。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卫国、卫生,理无二致”,可见其身处乱世,却仍“轸念民艰,慨然有救世之志”。

他的好友吕慎庵为此书题跋曰:“书言近而旨远”,“以水始,以蝗终,寓意深矣”。清代画家董耀也题跋曰:“饮不思源,则为忘本,此梦隐《饮食谱》之所由作也。”他认为此书不仅有“救荒之功”,亦可使天下后世“养生却病”。

王士雄所著的医书中不仅有“活人”之术、“养生”之道,甚至还有他自己患病时所亲身经历的神奇梦境。他十二岁那年夏天得了温病,“甚剧,父母深忧之”。他在梦中看见诸神将相对他说:“此一路福星也”,然后他就醒了,出了一身汗,病也好了。

道光十四年,他举家患疫。在病危之际,梦见一淡妆中年妇女,给他吃了一粒红色药丸。他当时大汗淋漓,醒来后口中仍有药香,而病已经好了。

道光二十二年,他又生病了。发高烧时,梦见太阳和月亮一起挂在天上,还垂下来两根带子,他“手挽两带而撼之,日月皆动,遂惊醒,出汗而愈”。

道光二十六年盛夏,他“满额暑疡,续患痢,又患疟”,梦见自己乘风而行,病快好时,飞升到云霄,又突然坠入深渊,随即“汗出如涌而苏”。

道光二十九年夏天,他不慎吸了他人身上的秽毒,“归而即病”。虽然服药后见好,但不时还会梦到自己“身化异类,遍体鳞甲,游泳深渊,腾云而上”。他当时“汗如沐雨”,神奇的是,屋外也在下雨,且“数日不止,江浙因以成灾”。

到了咸丰六年十月初六的晚上,王士雄又在病中梦见法华山来人,为他准备好了冠服和车马随从,要迎他赴职。他“忻然冠带而去,出钱塘门,过昭庆寺,见老少妇女数百人持香拦阻,因停舆”。未久,东岳传令来,要把他送回家。他刚到家门口,就跌了一跤。然后,他的梦就醒了。

王士雄在《归砚录》卷四的最后写道,“附录于此,以存梦境”,足见其真实不虚。说到《归砚录》,亦是这位清代名医的传奇之作。他为此书作序时说,“携一砚以泛于江、浮于海,荏苒三十余年,仅载一砚以归籍”;“虽以砚游,而游为归之计,归乃游之本也”。

他的诸多好友为此书题词,欣赏他“砚田同作归耕计,对榻西窗论道经”的处世之风;称赞他“济时有道同良相,涉世无机是散仙”。或许,这位以“有用于世”为毕生之志的清代神医在“遁世逍遥寄睡乡,回春妙手擅岐黄”之间所寻求的,就是一种出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