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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称自己更像中国人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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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炪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传教士。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他曾描述自己:“我更像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司徒雷登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他对中国传统神传文化有着独到的认识。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曾这样描述:“中国传统的文学的核心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谐,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

杭州司徒雷登像


司徒雷登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918年他受邀国民政府,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位中西合璧的教育家的理想,是要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哈佛耶鲁。在燕京大学33年的校史中,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如钱穆、杨绛、费孝通等。1952年,随着燕京大学被中共拆解合并到北大、清华、中财大等院校,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亦魂散未名湖。

司徒雷登是基督徒,对于神的笃信,使他对共产主义有着比同时代的人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中有着极为精辟的论断:“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它们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人有灵魂。它们宣布一切事物都是物质,一切的行动都是唯物主义。它们强迫全人类接受它们,并运用武力及欺骗手段达成其目的。共产主义要吞噬一切以达成自己的生存,它的欲望永无满足之日,任何善意与温情都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对于这个扰乱世界的恶魔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非中国,窃政后的中共奴役中国人的恶行,同样有着惊人的认知:“中共政权是苏俄共产集团的一部分,它们将中国的民众关押在铁幕中并将之成为赤化世界的帮凶,以侵略者的姿态侵犯了一个个邻国。”

对于二战后雅尔达会谈与波茨坦公告中美国政府向共产主义妥协而达成的对中华民国不利的结果,司徒雷登十分失望。他曾建议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要坚持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而不是对中共的承认,并警告美国政府,“任何外交政策切莫受到利益交换以及虚伪不实的承诺,一切政策应当建立在我们的立国基础及精神。”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国家的使命。”

司徒雷登对中共清醒的认识,影响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主导编写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关于1944~1949年时期》(简称《美中关系白皮书》)观点基调。艾奇逊说:“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1949年8、9月间连续发表五篇攻击美国政府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叫《别了,司徒雷登》。毛党魁在这五篇新华社社论里把当时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骂成“滚蛋大使”。从此,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外交家,在中国人的眼里就变成了“反动典型”、“人民公敌”。毛写完《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又提笔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谩骂是为战斗埋伏笔,一直斗了70年,8000万中国人为此而丧生。

通常骂人是出于气愤,但中共骂人是为了挑起气愤,煽动仇恨。中共的骂从来都是只有文革式的口号与标语,没有原因与理由,只有扣帽子、打棍子的定论,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逻辑与推导。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明白被批判者的错误与荒谬,而是要让人服从批判者——党的意志,因为中共就是真正的谎言、错误与荒谬的制造者,仇恨的煽动者。谁跟着中共骂的最泼最狠,谁就最革命、最爱党爱国。这种举国体制性的骂戏、哭戏,中共演了几十年了:骂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反动派”,也骂自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骂美国,也骂苏修共产国际。骂今人,也骂古圣贤,骂孔子。骂天骂地骂神佛,骂完爹后又骂娘,党把谁放在了眼里?什么“反动派”、“万恶的资本主义”、“万恶的旧社会”、 “臭老九”、 “黑五类”、“反党反社会主义”、 “人民公敌”、“暴徒”、“邪教分子”,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骂变成了向党表忠、站队表态的一种方式,骂讲阶级性,不讲伦理与人性。骂甚至成为入不入罪的标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信仰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派出所警察、610官员强迫法轮功学员骂师父、骂法轮大法,不骂就劳教、判刑。

2008年11月17日,在美国国务院官员护送下,司徒雷登生前的秘书傅泾波之子、美国首位华人将军傅履仁带着司徒雷登的遗骨抵达杭州,安放在半山安贤园内,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美国时任驻华大使雷德致辞说:“司徒雷登先生出生在杭州,中国是他热爱的国家,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他又回到了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