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浩劫（三）：难得的清官惨遭迫害(1)

张方良	荣昌县人民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当地群众议论纷纷，一位在行政单位开小轿车的司机说：妈哟！荣昌县唯一的一个清官被害了，那些贪官反而没事。

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洪传于中国，“真、善、忍”的法理唤醒了有五千年文明根基的炎黄子孙，许多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看到了生命的意义，看到了医治末世堕落的良药，看到了世人得救的希望。张方良一九九七年底任荣昌县副县长，一九九八年初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净化，身患多年的乙肝病不治而愈，终于摆脱了折磨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疾病痛苦，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使他从本质上得到了改变和升华，身心健康了，道德高尚。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以自己的所能为全县人无私奉献。

张方良身居要职，不收红包、拒吃请，在外吃饭自己掏钱、不揩公家油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这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是非常罕见的。后来荣昌县有关部门非法查抄张方良家时，发现张家只有几千元的存款。

一、副县长张方良被迫害致死经过

然而正当他准备为全县人民做更多贡献的时候，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无端迫害。在高压面前他只能在背地里修炼，内心苦恼万分。耳闻目睹了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与法轮功学员一桩桩残酷迫害的事实，特别是江泽民一伙自导自演“天安门 自焚事件”栽赃陷害法轮功，作为一名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者，他感觉不能让罪恶再延续了，张方良毅然走出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向被谎言所毒害的世人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事实。

二零零一年十月六日在铜梁县开会出差，张方良利用工作之余出去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绑架，开始被关押在重庆市公安局，后转移到铜梁县看守所。在非法关押期间，他直面高压迫害，不向邪恶屈服。即使在他身心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他仍向能接触到的一切人讲真相、揭露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坚守“真、善、忍”的信仰。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这最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共邪恶之徒对其迫害不断升级，使他身体遭到严重摧残，手已不能写字。在他请人代笔转交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亲属发现他将有被迫害致死的可能，于七月三日赶到铜梁县看守所，在强烈要求下才得以看到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之久的张方良。

当时张方良是由看守所的四个犯人抬出来接见的，他四肢浮肿，不能站立，行动不便，手不能写字，但思维清晰，能大声说话。亲属提出取保候审的要求，通过据理力争，铜梁县政法委副书记刘安学说，我们已电话向市里报告此情况，市里等我们报书面材料。在家属的催促下，刘安学说当晚将书面材料发传真到市政法委，要求亲人等候通知。

七月八日，张方良的亲人再次到铜梁县政法委等候答复时，早有预谋的中共人员已将张方良转移到铜梁县医院，给身体已被严重摧残的他戴上手铐，并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当家属赶到医院时，张方良已神智不清、精神恍惚，对其在场的亲人已不能辨认，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认识了。

酷刑演示：注射不明药物

看到这种惨状，其妻悲愤地对铜梁县政法委“六一零”的人说：“我的人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在场的铜梁县政法委副书记刘安学心虚地表白说：“你们可以去查处方，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在药物还有部份未输完的情况下，铜梁县政法委“六一零”的人急忙拔掉药瓶，慌忙催促其家属把人接回家去，并前后警车监控跟随。到荣昌县城后，荣昌县政法委书记王臣志出面交接后，双方人员匆匆离去。

张方良被接回家后，思维有过短暂清醒，能分辨家人，但呼吸困难，只说耳鸣厉害，且说话困难。家人见其呼吸困难逐渐加剧，于当晚十一点钟左右将其送往荣昌县人民医院抢救。次日早晨七点在输液过程中张方良慢慢停止了呼吸。医院出具的死亡诊断证明结论是：肺部感染、心力衰竭、呼吸衰竭。

张方良妻子在万分悲痛中将情况告诉荣昌县县长李启松，要求主持公道，调查解决此事。但得到的答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不管”。随后紧接着县委派人出面要求尽快火化，并要求将灵堂设在县殡仪馆，不能设在县计生委（其妻所在单位家属院内）。而且还在当日电话发出通知副局级以上干部不准去悼念张方良，并且在灵堂外有公安人员监视把守，使人们不敢前去悼念。荣昌县有关部门还蓄意制造出张方良是“自杀而死”的谣言。

张方良被迫害致死后，灵车停在计划生育办公室门外不准进入。那正是卖菜的高峰期，一卖菜的农民问：“谁死了？”“副县长死了”，一围观群众答道。菜农哈哈大笑说：“吃老百姓吃多了，该死！”另一围观者说：“不是这样的，他可是一个清官，下乡不吃不拿农民的，挽起裤子下田同农民一起干活，吃会议伙食都自己缴钱，不收红包……”菜农难过地说：“你说的是张方良管农业的副县长吧，他是好人，是清官。”

   更新：2016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