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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国家安全不是关在堡垒里能得到的(五)

——回顾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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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

【明心网】

八、华盛顿邮报

联邦法庭法官古尔芬(Gurfein)的禁制令,是命令纽约时报暂停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等待进一步听证。于是,1976年6月16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在原来要刊登第四期五角大楼文件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标题是: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这个事件本身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一大新闻。在星期二法官宣布这一禁制令的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在美国,政府对新闻的案件,不论大小,从来就是戏剧性的。

艾尔斯伯格看到这段新闻,感到失望和愤怒。他倒不是对司法部或法官,而是对纽约时报失望和愤怒。司法部和法官的反应,是他能够预料和理解的,这是职业反应。可他觉得纽约时报过于屈服了。要把这套政府秘密文件轰出来,他是要造成影响,让公众了解真相,形成压力,从而迫使政府结束越南战争。为了这样一个大目的,他认为,作出一些个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他还认为,不仅是他,就是国会议员和纽约时报,如果必要,也应该愿意作出牺牲。他就曾对参议员说过,只要能结束战争,你们应该不惜坐牢。面对法官的禁制令,他认为纽约时报屈服得太容易,他们即使不敢公然违抗这个禁制令,也应该表示不服抗议;即使不敢公开谴责法官的命令,至少可以在报纸上开个天窗,表示不满。这种"开天窗"的做法,他在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报纸做过。艾尔斯伯格似乎忘记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开天窗的做法,你就是开了天窗,美国的读者都不一定看得懂是什么意思。

艾尔斯伯格知道,这个案件早晚会走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怎么判,还很难说,很可能会判决禁止发表偷来的政府机密文件。不管怎样,这都得至少好几个星期。而时间这么一拖,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冲击力就会大大降低,对于结束战争所起的作用就小了。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再找其他媒体单位。

下一念头是电视。电视当然是影响非常大的媒体方式。但是,电视不可能大批地发表文件,如果报纸发表了,电视会作为新闻跟踪。现在,纽约时报不能刊登,如果电视台手里自己有了一套五角大楼文件,它们会不会发这个新闻呢?法庭禁制令是禁止报纸的全文刊登,并没有禁止电视发表新闻和评论。所以他想试试和电视联系。

第一家,NBC,全国广播公司。选他是因为他看到电视上NBC董事长古特曼曾说,他支持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与古特曼联系,古特曼在半个小时里就回话表示拒绝。

第二家,ABC,美国广播公司。他向ABC副总裁联系。这一次,回应来得比较慢。ABC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这个事情,犹豫再三以后表示拒绝。

相比之下,第三家,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反应要好一些,但最终也没有接受他的五角大楼文件,因为这个当口,CBS正遇到一些麻烦。国会众议院正打算表决一个议案,指控在国会调查中,CBS不肯交出以前有关五角大楼的一些原始影带,是犯下了藐视国会的行为。CBS还是化了最长的时间来考虑艾尔斯伯格的打算。也正是根据这个反应,艾尔斯伯格后来答应接受他们的采访,出现在CBS著名主持人克郎凯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

电视网的反应,实在情理之中。这是出于电视业和报纸在接受政府管理上的不同。报纸历史悠久,追根溯源,是欧洲自由城镇的产物,是自由城镇内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所以,西方的报纸,打着地方性和城镇自治的胎记。所谓报纸的新闻自由,其实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国王不能干涉自由城镇的公共事务,也就从来没有干涉报纸的规矩。

报纸的地方性,使得报纸的新闻自由不仅受到没有国王或中央政府的干预,甚至也没有城镇外部的干预。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技术进步,为数不多的大报终于成为"全国性报纸",但是它们不受干预的传统在"全国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失。

电台和电视,出现得比较晚。它们和报纸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必须接受频道和波长的管理。在美国,出书办报,几乎到了你想出、有钱印,就可以出的地步,你要考虑的只是钱和市场的问题:怎么印出来,怎么卖出去。而电台和电视不同,必须有秩序地瓜分电波空间。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这种空间是有限的。简单地说就是,办电台和电视台,必须先取得政府管理部门的许可证。这许可证每年要复审,每年要重新登记颁发。这样,就有了政府拿你一把的机会。

这也就使得电视台比报纸更拘谨,更胆小。倒不是怕政府来查封电台电视台,司法部和联邦通讯管理局还没有这个权力,但是他们毕竟受到多一层的管理约束。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最受震动的,是纽约时报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在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之前精心保密,防的主要是竞争对手。报纸的声誉,和独家报道的质量很有关系。当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由于是星期天,官员们都在家度周末,并没有看到方方面面跳起来。只有华盛顿邮报是真正地被惊动了。

手里没有五角大楼文件,他们在这个竞赛中注定是要输给纽约时报了。按照报界和通讯社早已有的规矩,各家报纸在版式排定付印的时候就要发一份给美联社。其他报纸可以从美联社取得别的报纸的样本,而不必等到报纸在印刷机上印出来,送到街头报摊上才能买到。华盛顿邮报唯一可以做的是,忍辱负重,从美联社尽早取得纽约时报的样报,然后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文件,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资料,"改写"成自己的报道,以满足自己的读者群对这一消息的知情需求。

这种常规做法,在外人看来也可以了,重头内容不多不少,只是晚了一天时间。在报业同行看来,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沦为二流。这种状态,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同仁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可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你不可能回避这个新闻。就象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执行编辑不无夸张地形容的:"我们一边做,一边抱头痛哭。"

华盛顿邮报一开始的运气真是不好。艾尔斯伯格除了将五角大楼文件给了富布莱特参议员,还部分给了一些反战的学者,所以,民间其实还有一些途径是可以通往艾尔斯伯格的。星期一早晨,也就是纽约时报发表第二期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编辑接到一个波士顿朋友的电话,说他理解华盛顿邮报目前所处的占下风的形势,而他可以帮助他们得到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摘要。这编辑激动地连忙安排会面。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位不告知姓名的女士步入此编辑的办公室,无言地留下一包资料,转身离去,消失无踪。

这是一包直接从五角大楼文件中抽取的复印件。可惜的是,华盛顿邮报必须派内行专家来研读判断。他们白天接着晚上分析,等到得出这是可靠真文件的结论,纽约时报的样报到了。他们得到的文件的大部分内容将在下一天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华盛顿邮报的失望,可想而知。

作为华盛顿邮报,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寻找可能的来源,也搞到同样分量的文件或消息。在纽约时报遭到法院禁制令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反而加强了寻找来源的努力。他们看到,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如果能找到文件,他们可以发表纽约时报没有来得及发表的部分,在新闻报道上扳回一点分数;再说,他们知道现在新闻自由遭受挑战,新闻业在这一点上同命运,他们可以在新闻自由这一点上扳回一点分数。

作为一家大报,他们的记者编辑也并不孤陋寡闻。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建是媒体评论出身,熟悉新闻界人事。他是在写了一篇尖锐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以后给招募进来的。他以前认识艾尔斯伯格,他们曾在兰德公司同事。当纽约时报出现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他马上就连想到了这个热情的鸽派研究者。

巴迪建立即设法联系艾尔斯伯格,奇怪的是总找不到,电话没人接。这人象是失踪了一样。一直到6月16日星期三晚上,巴迪建接到自称艾尔斯伯格的朋友的电话,但是什么也不说,要求巴迪建到外面找个公用电话打回去。

巴迪建自然理解这是为什么,怕窃听。他们在谈论的毕竟是国防部失窃的机密文件。他在黑乎乎的马路上找了个投币电话打过去,在明确表示华盛顿邮报有兴趣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以后,对方又给了他另一个电话号码,要求他换一个公用电话后打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可以联系到艾尔斯伯格。

这回,终于和艾尔斯伯格说上话了。巴迪建在电话上再一次向艾尔斯伯格表示,华盛顿邮报在得到五角大楼文件后会发表报道。然后,艾尔斯伯格说出了一个复杂的安排,象地下党接头一样。艾尔斯伯格要巴迪建当夜从华盛顿飞波士顿,"别忘了带一个大箱子。"

巴迪建立即回到报社。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那天不在,当家的是一个叫帕特森的总编。他们俩并排坐着商量,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怕惊动了其他人。巴迪建问:如果我今夜弄到一捆五角大楼文件,我们会不会在星期五就发表?这时候是星期三的夜里。

帕特森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他沉思良久,开口答道:会!去弄来!

不过他们又一致同意,夜里打个电话给头头布莱德利,要布莱德利通过。

巴迪建立即起身。报社在场的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在进行。但是按照新闻业的规矩,谁也没吭声。

巴迪建赶往机场,可惜,头一班飞波士顿的班机赶不上了,等下一班。在机场等着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执行总编布莱德利。布莱德利是当时报纸事实上的当家人。他的回答是:如果华盛顿邮报不肯发表,就请他们另外找一个执行总编吧,他就不干了。

这一态度,在此后的48小时里成为华盛顿邮报,也成为其他涉及此案的许多新闻业编辑和记者的共同声音:在新闻自由上决不妥协,不成功便成仁。

巴迪建半夜下了飞机,经过一段复杂的接头和转换,终于拿到了艾尔斯伯格打算给他的东西,那是一大堆复印的纸,没有装订,也没有顺序,甚至没有页数号码。这些纸装在一个大纸版箱里,巴迪建带来的手提箱根本没用。他临时向旅馆帐台要了一根别人用来栓狗的绳子,把纸版箱好歹捆一捆。马不停蹄,打道回府。

艾尔斯伯格在向第二家媒体交出这批偷来的机密文件时,条件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纽约时报不打架,由于这是涉及三十年的历史文件,两家可以在报道的内容上叉开;第二,不把这些文件弄成轻描淡写的小新闻,而是展开持续的系列报道,造成影响。

巴迪建这次化名在机场要了两个头等舱座位,一个自己坐,一个放那个破纸版箱。哪知道一上飞机就碰到一个熟人,这人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以前一起工作还是上下级的关系。他来找巴迪建聊天,发现非常奇怪,巴迪建不把纸版箱挪开请他坐。他恍然大悟似的说:"啊,你弄到它啦!"巴迪建一脸无辜:"弄到什么了?"接下来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沉默,再也不提。

这一天,是艾尔斯伯格转入地下生活的第12天。也就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发出通知,泄漏五角大楼文件的人,叫艾尔斯伯格。

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来说,为消息来源保密是理所当然的职业规范,即使有时要和法律发生冲突。最早在报纸上宣布艾尔斯伯格是泄密人的,是一个叫Zion的杂志记者。他原来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熟人很多。结果在纽约时报编辑部探到了这个名字,忍不住自己的发表欲,在杂志上公开了泄密者的名字。艾尔斯伯格本人并没有生气谴责,他说他一开始就打算承担自己行为的所有责任,而且,这一事件很快成为妇孺皆知的大事件,谁也不再回想,一开始这是多么秘密的一件事。Zion的名字却被新闻界同仁牢牢记住,受到各方谴责。Zion以前在纽约时报的同事说,这家伙再也别想把脚踏到我们报社来。

这些都是后话了。

巴迪建回到华盛顿,已经是6月17日星期四的凌晨,他在机场就打电话给总编布莱德利,"东西到手了"。布莱德利非常激动,要巴迪建直接去他家。同时,他也把报社的一批能人召到家里。他们要讨论,怎样处理这批五角大楼文件。

布莱德利还请来了为华盛顿邮报提供法律服务的RKW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就在那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对要不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发生分歧,产生激烈争论。

巴迪建带回来的破纸版箱里,有大约4500页机密文件复印件。华盛顿邮报面临的法律问题在于,纽约的联邦法庭已经对纽约时报发出了暂停发表的禁制令。如果华盛顿邮报坚持发表,可能被解释为对抗法律。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禁制令,华盛顿邮报参与发表文件,就在捍卫新闻自由的抗争中,走到了前列。这里,既有新闻职业的利益,也有风险。

华盛顿邮报还必须考虑的,就是一些涉及公司法的顾虑。纽约时报也是一个大报业集团,华盛顿邮报却是所谓媒体集团的龙头老大,这种媒体集团一直受尼克松及其手下人的攻击。媒体集团一大,它下属的单位接受政府法律管制的地方也就多,政府要找茬就比较容易。

就在这样争论的同时,布莱德利已经安排了一干报道越战问题最出色的记者在另一个屋子里写稿子,另外一班人在对那一大堆文件进行归类分析阅读。

律师事务所来的法律顾问坚决反对发表政府机密文件。他们提出,在现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必须等待纽约的联邦法庭对纽约时报一案的结论出来以后,再决定怎么处理五角大楼文件。

反对发表的人还提出,华盛顿邮报可以根据文件的内容撰写自己的新闻报道,甚至可以说这些新闻来源于五角大楼文件,但不直接引用文件,更不全文照发地公布文件。

巴迪建后来回顾这次争论说:

"全国所有的报纸,不应该感到自己受政府对纽约时报采取的行动的束缚。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决定,我们的手里有着对公众利益至关紧要的信息。我们有最出色的记者正在撰写报道,他们在这个领域从事报道十年到十五年了,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什么对国家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危险的,他们每天都在处理这一类的新闻。他们熟悉这一类文件。这个问题涉及新闻自由,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发表,就会显得好象我们不支持纽约时报。"

巴迪建说出了一句被人记住的话:"坚持报纸有发表权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表。"

整整一天下来,到傍晚的时候,律师和编辑似乎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延迟二天,不在星期五,也就是第二天,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是给司法部长发个通知,来个先奏后斩:"我们得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正在准备,将于星期天发表。"

这时,在书房里起草稿子的记者们饿了出来找吃的,听说这个妥协,顿时大哗。记者们说,这是这辈子听到的最混蛋的主意。德高望重的记者罗伯茨指责编辑和律师"匍匐在司法部长面前"。他说,如果华盛顿邮报不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他就将立即辞职,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而且还有两个星期就退休的报社,他还将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和华盛顿邮报的决策撇清。

巴迪建也对执行总编布莱德利说:"你如果不发表,整个报社就要反了天了。"他低声地求他的上司:"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发表的。"

布莱德利脸色越来越灰,终于决定,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董事长凯瑟琳.格兰汉姆。由于报纸的总编负责制,格兰汉姆的家其实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却至今为止还没有惊动她。现在,他决定请老板亲自拿主意了。

在汇报了两派的意见,把这个困难的决策提出来以后,这些见多识广的编辑记者和律师,等待一个女人作出决定。格兰汉姆回答:"OK,发吧。"

这时候是半夜12点25分,离开报社的截稿还有最后5分钟。

第二天,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发表著名记者罗伯茨的报道,通栏大标题是: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美国在54年企图推迟越南选举。在大标题上面是小字:系列报道第一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