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尧： 中国经济的内忧（二）

四．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又要化解和防范自身的金融风险，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二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1998年以来，基于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息。这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但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却显得力度不够。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景气不足。以致2002年1—2月无论广义货币或者狭义货币的供应量增幅均出现下降，企业普遍反映资金供应偏紧。今年2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年初下降1．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同比增长10．9％，增幅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1—2月份，金融机构贷款增加769亿元，同比少增加1166亿元。其中，国有独资银行贷款仅增加35亿元，同比少增加1034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金融机构贷款在全部资金运用中的比重，由去年底的73．2％降为今年2月底的65．5％，下降7．7个百分点，1—2月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中，贷款1．28万亿元左右。货币供应量偏紧的趋向不利于遏制经济增长下滑，不利于刺激需求增长。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有所下降。据央行的资料，2001年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4％，比年初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其中，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为25．7％。

但是，如果把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要高得多，距离央行的15％目标相差甚远。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水平过低，因而化解风险的能力十分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这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的抉择。

我国加入WTO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在度过3—5年过渡期之后，外资银行将进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领域，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将面对跨国银行的挑战，市场份额将逐步被吞食，高素质人才将大量流向外资金融机构，优质客户将转向外资银行，银行新业务将被外资银行垄断。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受物价低迷的困挠。即使全面放松银根，投资和消费保持了高速度高增长的势头，物价水平也不为所动。真像是“死猪不怕烫”。去年物价刚稍有回升，今年一季度又再次回落，根据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分析，“通货紧缩”的阴影还难以摆脱。首先市场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依然如故。经过连续五年扩张性经济政策，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过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多达3万亿元之巨，据调查，今年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其次，加入WTO后，我们承诺下调关税、取消部分商品进口限制，外国质优价低商品的竞争，必然会加大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再次，从需求方面看，无论投资或者消费都难有更大的增长。目前，我国投资率已经偏高，消费率偏低。二者比例为38．5：61．5，发达国家约为20：80，发展中国家约为22：78。当前我国就业的压力大、经济效益低，不能不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但消费率长期偏低，投资增长便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最终速度还是会掉下来。所以，目前企图通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最终需求，进而推动物价回升，回旋的余地很小。真可谓进退两难。

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被“通货紧缩”阴影困挠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被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现在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龙”。居民非自愿性的储蓄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变现。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五．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把是否合理分担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

20余年来，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高增长同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由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造成的普遍贫困已经不复存在。1978年—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6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长21．7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2534．7元，增长18．97倍。

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扩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388，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0．457，2000年0．458，10年上升1．62倍。1999年调查，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社会收入的42％，20％的贫困家庭仅占6．5％。二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距。据2000年统计，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相差16．4倍。三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进入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由于各行业收入增幅和工资收入标准拉开档次，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与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收入增长470％，金融保险业收入增长542％，采掘业收入增长206％。四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相对稳定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由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员工（包括不能按时足额领取退休金、退休金低于温饱线）“老少边” 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伤残者等组成。据统计，目前全国城镇低保应保人数约1655万人。这个数字显然低估了城镇贫困问题的严峻形势。因为我国的现行低保标准低于联合国定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贫困人口将成倍增加，估计不低于3000余万人。五是出现了一个靠发不义之财起家的暴富群体。他们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钻体制和法律规章的空子。通过进行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制贩假冒伪劣，大搞“圈地”运动，走私贩私偷税漏税，高息揽储，非法集资等手段，聚敛财富。这个暴富群体与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有产者不同，具有极大的寄生性、腐朽性。他们靠改革而暴富，但他们的利益与改革方向却是根本对立的。

当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或正在演化成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改革的前期，无论是公众或者政府都不需要支付多少有形的代价和成本，人人都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可谓皆大欢喜。用一句经济学语言来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是，随着改革深入，几乎没有一项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不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无论政府、企业和居民都需要付出。我曾经把现阶段改革称之为“付费改革”。广大居民要为改革付费。因此，政府作为改革的领导者面临着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如何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合理地分摊改革成本和代价，要不要在改革成果的分配上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应不应当在推出改革措施、处理改革和增长关系时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承受力。如果不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把改革的代价和成本一股脑都强加到广大工农群众身上，与此同时竭力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那末，改革就可能误入歧途，重蹈俄罗斯覆辙，改革就可能失去广大基本群众的支持。

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实属难免。但出现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则另当别论。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学界深知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早已放弃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实行“效率和公平兼顾”，并且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再分配，重视运用转移支付手段缓解贫富差距。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用“水多了掺泥，泥多了加水”的办法，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指导思想，完善税法，规范分配制度。

六．农村深化改革和发展举步维艰，农民近期增收苦于无门，已成为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障碍

我国是有94000万农村人口的农民大国。“三农”状况如何，是制约社会经济全局的头等大事。80年代初，改革从农村起步，并且正确地按照生产力性质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不仅避免了社会震荡，而且实现了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效果。但是，进入90年代，农村改革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粮食供给短缺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甚至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和发展应当围绕这个主题做文章。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首要问题。

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7％水平。但后来却出现了始料不及的递减颓势。1985年—1988年降为4．9％；1989年—1991年又下降为1．9％；随后又出现徘徊和持续下降，1992年—2000年年增幅为4．6％，1997年—2000年年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4．4、0．3、0．5、1．7个百分点，从1996年的9％降为2000年的2．1％。尤其是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收入出现绝对数下降。前者从1998年的2034元降为2000年1933元，后者从2031元降为1980元。2001年，全国50％的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到2000元。2001年湖南省有近半数的县市未达到小康标准。

由于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对农民消费增长和农业生产发展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1997年—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仅为1．08％，同期城镇人均消费年递增却为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户的生产投入也相应地减少。1996年—1999年，农民户均经营支出年均递减5．45％，2000年比上年略有增加，但仍低于1996年的水平。农村人口占64％，但农村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六五”的58．8％，下降到 2000年38．2％，比80年代初最高水平下降了近26个百分点。农村储蓄余额所占的比重不到1／4。农村与城镇的消费水平相距大约15年左右。

充分发挥农村市场的巨大潜能，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近期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农村需求，却难以找到有效的办法。

——农村人口城镇化：远水不解近渴。

发展小城镇，推动农村过剩人口转移，这是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人口城镇化并不是农村人口大搬家。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自发产物。这实际上是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不是短期就可成就的事业。而且推进这项艰巨事业需要巨额投资。农村人口降低到50％以下，需经历10余年。所以，对于农民增收和扩大农村市场来说，这一办法远水不解近渴。

——提价增收：此路不通。

80年代前期，依靠农产品提价，农民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再用这个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一是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已不复存在，主要农产品的供应有的相对过剩、有的结构性过剩；二是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小麦高25．1％，大米高17．6％，玉米高36．8％，大豆高38％。入世后，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外国优质、廉价农产品的竞争，而且，政府对外国所作的承诺中许多条款均超过了WTO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特殊规定。例如，对美国关注的86项农产品的关税，到2004年我国将下降到14．5％；农产品关税平均税率由46．6％降低到1999年的21．2％。在WTO所有成员中，我国的关税降幅是最大的。又如，发达国家对出口农产品都由政府给予巨额补贴，我国政府却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所以，农产品价格不仅不会提高，相反可能下降。这对农民无异于雪上加霜。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力不从心。

提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品种，发展无污染农业，拓展农产品加工深度和广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也是农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但是，提升农业生产结构实际上是传统农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成就此项事业，必须以资本积累、增加投入为前提。在当前的条件下显然力不从心。

——进城务工：遭遇挑战。

目前有一支人数约 7500—8000万人的流动性农民工队伍，在各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近几年进城务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大约有1／3的现金收入来自外出务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市场风险，有些地区的政府已经着手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工的输出，为进城择业的农民提供从培训到安置一条龙服务，实行定点、定向派出。这项举措既有利于减少人力资源流动的盲目性，降低就业成本，又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是，目前由于每年有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待业，而城镇就业岗位又有限。因此，农民进城务工遇到了严峻挑战和竞争。有些城市政府为了优先安置当地下岗职工，甚至对使用农民工作出种种限制。所以，眼下这条路越走越窄。

——振兴乡镇企业：陷入困境。

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主要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但早期乡镇企业从整体上看基本上属于手工业工场形态，效益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本应普遍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以提升乡镇企业层次，却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工厂，使许多地区乡镇企业遭遇“全军覆灭”，大批农工重新回到田间，农村出现了返贫群体。但是，关闭“五小”工厂并不意味着乡镇企业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应当寿终正寝。采取关闭“五小”这一极端强制措施，如同城市纺织业“限产压锭”一样，是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生产技术结构的升级。然而，当前资金和市场却成了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难以突破的“瓶颈”。

——减轻负担：突不破的“瓶颈”。

农民负担重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调节分配和再分配，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拓展农村市场的一剂“速效救心丸”。但是目前普遍推广安徽等地农民减负的经验却十分艰难。原因在于“吃皇粮”的人过多，财政包不了，也包不起。减负遇到了减人这道迈不过的坎。这个坎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可见，近期农民增收要走出徘徊的困境，依然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未完待续，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发稿：200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