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缺乏诚信（下）

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个“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

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说：“你能指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

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缺乏智力的”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住沉默，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贬讽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

（略有改动）

发稿：2002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