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镇压法轮功与腰斩中华民族文化（下）

科学的发展有另外的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修炼文化。西方科学发展走的是和体育锻炼一样的外求路子。他的知识和技术更新就象体育锻炼中的新陈代谢一样，维持了一时的繁荣，“强壮、往上”，表面看起来一直处于“最佳状态”，实际上却是消耗式的、得不偿失，付出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非常大。技术的更新是有限的，现在所使用的能源的储备也是有限的。人类现在不断在寻找新的能源，象地热能，海洋能等等，人也不知道这么利用和消耗能源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和自身健康的影响有什么后果。

中国古代的科学非常发达，发达的程度是现代科学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因为他象气功修炼一样，走了内求的路子。举个例子说，人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妙的，人通过修炼可以修炼出各个空间的身体。如果人想利用哪个空间的能量，看穿哪一层的物质结构，用同等层次空间的身体就可以完成，就像我们在这个空间利用机械能一样方便。李洪志先生在芝加哥讲法时曾经说过：“那么每一层粒子都有眼睛存在的形式。修炼人就是使那个眼睛能够发挥作用，能够起到和人这边沟通起来，你就看得到了，这是从另外一角度讲天目了。”这种科学的方法，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过，只不过没有那么明白，他讲“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所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没有现代西方科学所表现的那么轰轰烈烈，也不表现在这个空间，但是有许多东西，象鲁班用木头削一个鸟就能飞三天，这是《墨子》中记载的，《三国志》中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使用的是什么能源？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

西方的科学也认识到了，目前学科不断细分会使人割裂许多本来相互联系的因素，所以也发展了一些诸如“混沌学”的理论去研究不同领域的联系。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还是比较机械的。中国古代完全是走了天人合一的路，对于物质、人体、生命和宇宙的认识是全息的。他找的是自然界所有这一切复杂表现背后的规律，而不像西方科学那样限于表现当中。

这里再举个小例子，刘备在荆州吃饭，蔡瑁要杀刘备，刘备就跑，后来跃马檀溪，跑到水镜先生窗外。水镜先生当时正在弹琴，刘备就站在窗外听。刚听了一会儿，水镜先生就不弹了，说“琴韵清幽，音中忽起高亢之调。必有英雄窃听。”这个事情在不修炼的人来说听起来很玄，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古代音乐和五行是有对应关系的，五音“宫商角征羽”对应著“金木水火土”。那时候人弹的琴叫“瑶琴”，本来也是按照小层次宇宙的数造的，所以从琴的声音可以听出一个国家“君臣民物事”的状况。

另外，人的五脏也对应五行，情绪对应五行，时辰、方位、颜色等等都和五行有对应关系。这就是表面纷繁而且不相干的事情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就把外部事物沟通起来了。古时候有许多关于琴的传说，象有一次孔子鼓琴于室中，颜回从外面进来说“我怎么听琴音之中有杀气啊”。孔子说：“我方才弹琴的时候，见猫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所以杀气就从琴声中传递出来了。” ；《东周列国志》记载，春秋时的乐师师旷可以通过琴声占卜战争吉凶等等，还有象“高山流水”这样的故事不一而足。这里面的道理要给不修炼的人解释起来又是一大堆，修炼的人不用解释都能明白。

中国古代人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处于一个修炼的氛围中，盖房子讲风水，婚丧嫁娶要讲黄道吉日。人看病就得看中医，象中医就有很多人体修炼的成分在里面，作为常识人也都稍稍懂一点。小时候认字都是学四书五经，如果学《易经》的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宇宙观的熏陶。就连行军打仗的兵法，象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三略六韬，其中《三略》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六韬是姜子牙写的，而黄石公与姜子牙都是道士。

讲到我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其中有许多奥妙玄机。举例来说，从武王伐纣算起，历朝历代辅保奉天承运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谋臣都是道士。周武王的身边是姜子牙；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是张良；唐太宗身边有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风；宋太祖身边有苗光义；明太祖身边有刘伯温。二十四史中对这些人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都属于道家一脉，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预言家，象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元朝和清朝属于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了，但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自向道家修炼者丘处机请教治国方略；清朝的皇帝则是喇嘛教徒。

我在给不修炼的人讲历史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问，中国科学和文化那么发达，为什么后来就变得落后挨打了呢？这和中国那个地区的道德变化有关系。佛家思想，李洪志先生讲法中提到过，儒教思想在宋代后就一直往里掺杂。道家到了明代以后，主要盛行点金术和炼外丹，红楼梦里的贾敬就是那么死的，也就是说，这些道家的门徒也不是修炼，就是为了寻求人中的富贵或修炼的捷径。而儒家呢，本来隋朝以前，谁要做官靠的是人品好，叫“举孝廉”，就是说这个人孝顺廉洁就出去做官。隋唐以后开始科举，本来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到了明朝就弄出八股文了。读书的人不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就是把它当成理论，读好了书好去做官，所以道德就越来越走下坡路。修炼的人都知道道德不行了，允许知道的宇宙奥秘和生命奥秘就少了。

科学退步了，语言也退步，出现了白话文。李洪志先生在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时说，“中国古代的语法能说明问题呀，文字简练，说明的意义又深刻，包含的内涵又大，是最好的文字。过去的人讲是天上的话，天上的文字。现在人类道德败坏了，不行了，也就使用白话了”。

任何语言和文字所表达的感觉和情感，都要依托听众的经历和体验。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什么是“甜”？字典上的解释是“糖或蜜的味道”，其实这种解释与没解释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一生就没有吃过糖或蜜，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解释中明白什么是甜。不仅仅是味觉词汇无法定义，象什么是“红色”，什么叫做“冷”，什么是“香”，什么叫“刺耳”，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的话，人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东西都无法用词汇精确定义。

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即文字是为记述道理而服务的，但从语言文字对信息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表达一个超越常人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他所给出的名词不是这个名词通常所指的那个对象。他还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大智慧如老子这样的觉者也遇到了语言障碍。这并不是老子的表达能力不行，而是人类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概念，更没有相应的“名词”去描述老子讲的“道”。

修炼的道理，在过去很少有说的明白的。包括来传法的人，受他们对宇宙的认识的限制，有许多事情也都说不清楚。象老子把天地之母称为道，但是他知道他所认识的“道”不是宇宙最终的规律，但是是什么他却不知道，他就管它叫“自然”，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释迦牟尼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层次有限。历史上还有许多过去象哑谜一样的东西，千古以来也没有多少人能解，修炼以后再看简直是一目了然。

好长时间以前，有一篇报道上说，中国由于环境的恶化，沙尘暴已经吹到了韩国和日本。韩国和日本就有点急了，和中国商量治理环境的问题。没有人会把这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吧。因为环境的恶化威胁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道德的恶化比环境的恶化更可怕。没有道德的人和野兽没有什么两样了。江泽民就是在尽全力地把中国人往这个方向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社会的动乱和道德的崩溃，是因为天大的压力都在法轮功弟子的身上承担著。如果不是法轮功弟子的大善大忍的精神，和平理性的行为，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在能有好日子过呢？

回想当年各国对待纳粹的态度，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五种：一种是以西欧强国为代表，他们认为他们很强大，对希特勒的崛起和对其他国家的侵略置之不理，认为反正也不会侵略他们；一种是以东欧的中等国家为代表，希特勒欺负捷克的时候，他们乘机大占便宜，也去欺负捷克；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他们主动和邪恶交朋友，希望希特勒跟别人拼个两败俱伤后，他们好从中渔利；一种是以一个西欧小国为代表，他们希望不介入正邪交战，保持中立；一种是以一个超级强国为代表，他们不想介入战争，但是对正义一方提供有限度支持。这五种态度使所有的国家都最后吃了大亏，谁也没有幸免。丘吉尔在他的巨著《二战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面对中国大陆对普适价值“真善忍”的镇压，无论是任何国家还是任何个人都不能在袖手旁观了。

（大纪元）

发稿：2002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