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良知、尊严和自由而写作

俄罗斯是幸运的，在极权统治的恐怖和黑暗中，依然有许多作家挺起良知胸膛，为尊严而写作。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蒲宁、扎米亚京、布罗茨基、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用个人的尊严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使俄罗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能透过层层铁幕射出人类永恒的精神之光。俄罗斯作家对苦难的承受和对良知的承担是大义凛然的。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已在空气中嗅到灾难的气息，他对阿赫玛托娃说：“我已做好死的准备。”（4年后他死在远东一座劳改营里）1936年，当他已经完全失去自由时，他在一首诗里从容地写道：“窒息之后，我的声音里/传出了大地的声音——这是最后的武器……

这群为良知和尊严而殉道的俄罗斯作家，始终没学会俯首贴耳、卑躬曲膝、摇尾乞怜，更不会与专制下的罪恶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充满勇气地作出对荒谬时代的道德和美学的审判。因而他们始终没有被这个荒谬时代的荒谬所淹没、所吞噬。

然而，在类似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作家却毫无尊严和责任感可言。最好的表现也是独善其身，如沈从文躲进了古代服饰研究，钱钟书一头扎进了唐诗宋词，几位最有才华的诗人只知埋头翻译。胡风是承受苦难最多的作家，他的思想却一直未能超越“君臣”的藩篱。50年代初，他欢欣鼓舞地写了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在时代奏出的个人迷信的序曲中增添了一个音符。1955年他被毛泽东亲自打成“胡风反党集团”、亲自下令逮捕以后，他在监狱里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眼里朦胧望圣旗”，这一“望圣旗”的心态，他几乎到死也没有改变。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把屈原做为人格榜样，而屈原最可悲的地方正在于他的忠君，苦难的神圣意义在忠君的愚昧中被消解了不敢设想，假若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都像屈原忠于昏庸的楚怀王那样，“信而被谤，忠而见疑”，是受冤枉而被迫害的，并不是为了坚守人的良知、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而被迫害的，并不是为了坚持“诗与帝国对立”（布罗茨基语）的美学立场而被迫害的，他们的苦难，

他们的作品还会像现在这样放射神圣的光辉吗？

让人痛心的是，在那些灾难和恐怖的年代，大多数中国作家把保存自己当作唯一的人生准则，完全放弃了良知、尊严和理性。他们像一群被关在同一个瓦盆中的蟋蟀，在某一根草居心叵测的撩拨下，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你咬我，我咬你，各个穷凶极恶地要把对方咬死，最终人人逃脱不了悲惨和屈辱的结局。什么“胡风反党集团”，什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最初都是作家整作家整出来的，然后才被当局所利用。这让我想起古罗马斗技场上的情景：一群奴隶挺着剑和矛在笼子里残酷地搏斗着，奴隶主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坐在高高的看台上谈笑风生……在对胡风、丁玲等人的围剿中，作为文化部和作协领导的那些作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其他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一起挥戈上阵，万箭齐发，万炮齐轰，惟恐心一软即被牵连进去——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实则为了保全自己，便弃良心、人道、情义如敝屣。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名声如雷贯耳的作家，在同伴落难时不仅不去搭救，反而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其自私卑劣足以让后代瞠目结舌。

永远不能洗刷的耻辱在于：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坚守良知和尊严、为美学殉道的俄罗斯作家的名字有长长的一大串，而中国作家……几乎一个也找不出来！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家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苍白。

中国人太聪明，中国作家尤其聪明。中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都承受了无比深重的苦难，但俄罗斯作家是化苦难为力量，化苦难为信仰，化苦难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犀利的批判武器，化苦难为博大的悲悯和深刻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而中国作家从苦难中汲取的仅仅是求生的“智慧”。他们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中学会了明哲保身，学会了见风使舵，学会了随波逐流，学会了对“皇恩浩荡”的等待和依赖，学会了以沉默和无所作为来维护自己的“清白”与“德高望重”，学会了以效忠和检举来保护自己的性命、利益、名声与地位；有一部分作家甚至学会了阿谀奉承，学会了趋炎附势，学会了卖友求荣，学会了公报私仇，学会了不知廉耻，学会了虚伪和残忍。他们最陌生的一些词是：挺身而出、承担、勇气、血性、信念、人类良知、自由与尊严……

我清醒地知道，我之所以能这样无所顾忌地批判我的前辈，是因为我占有时间赋予我的道德优越感，倘若我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作家，我肯定逃不了中国作家群体的软弱和怯懦。即使是社会政治环境与50年代相比有明显改善的80年代和90年代，在我和我的同代作家、诗人中间，那种中国作家固有的怯懦和自私，一不小心也会露出尾巴。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不能回避中国作家的历史耻辱，尤其应该深刻地反省和忏悔，尤其应该把良知、尊严和自由这几个字永久地刻在我们的灵魂上，刻在我们的伤疤和骨头上，尤其应该铭记布罗茨基的两句话——“诗人为文明之子”，诗是“被人类良知照亮的艺术之光”。

发稿：2002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