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观感 : 处处闻腐败

新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全家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故国。回国时，为了满足孩子们参观天安门和长城的愿望，我们把回国的第一站选在北京，然后回福建老家，先在福州婆家住了几天，再回晋江娘家住几天，期间又上了一趟厦门，最后经上海返回多伦多。整个行程马不停蹄南征北战，一路上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所见所闻丰富多彩，所感所受五味杂陈。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最”，最让我感慨的莫过于巨大的贫富悬殊，最钦佩的首推司机的驾驶技术，最不理解的便是乱收费，最深恶痛绝的是国人不讲卫生随处吐痰陋习，最无可奈何的是那无所不在的腐败现象。

还是先从第一站北京说起吧。我们在北京只呆了两天半，恰切地说是两天三夜，头天下了飞机已是晚上六点多钟了，第二天游览天安门广场，故宫和天坛，第三天上长城，第四天早晨即坐上南下的火车回福州了。丈夫在北京的表兄弟多不胜数，李铁梅那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给我女儿唱正合适。表兄弟们中间既有先富起来，买了房子又买汽车的，也有下了岗和即将下岗生活没有著落连居住都困难的，难怪有朋友告诉我没钱的人连给孩子交学费都困难，而有钱的人则富得流金（不是流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再能形像地描述当今贫富悬殊的差距，但揭示出的现实问题却是一样的。亲戚邻居的女儿可以花十六万块人民币（不包括吃住）到多伦多的辛尼卡学院念几个月英语，据说象这样的中国小留学生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多如过江之鲫，而更多贫穷的乡下孩子却连几块钱的小学学费都交不起只好辍学在家，准备脸朝黄土背朝天过一辈子，朋友在山区的亲戚就是这样。听得我们不胜唏嘘。

我们下飞机后有车的表弟带著他的堂弟一人开一部车到机场接我们，直接把我们送到军事博物馆对面姨姨的家。表弟高超的驾驶技术让我们大开眼界，多少回险象环生，不是几乎“吻”上前面的车就是差点“贴”上来回穿梭的行人，可是每次他都能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表弟得知我们都会开手动车，把车钥匙扔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在北京过过瘾，吓得我们退避三舍，连称“不敢”，“这可不是闹著玩的”。凭我们在加拿大的这点驾驶技术想在北京开车，不消半个钟头准把汽车碰个体无完肤。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长安街上那五条车道并排开六辆车的景观。那天我们从长城回来，看看天色还早，就把孩子丢给阿姨管，我们两口子想体验一下乘公共汽车的滋味。我们从军博坐到王府井，只见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各种各样的汽车密密麻麻的一望无边，车与车之间的前后左右距离连半尺都不到，孩子她爸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叫：“看到没有？五条车道开六辆车！”我数了数，可不是六辆吗，所有的车都如此配合默契，井然有序，鱼贯前行，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观。车到西单在一个红绿灯下停住，只听隔壁公共汽车上传来一声女高音：“你把我的反光镜碰斜啦，给掰一下。”原来是我们坐的这辆车把隔壁那女司机开的公共汽车的反光镜碰了。“好咧。”我们的司机从车窗里伸出手，连身子都不怎么需要探出去就把镜子扳正了。又传来一声女高音：“行啦，没事啦。”汽车继续前行。这事要是发生在多伦多，还不定怎么折腾，首先得把车开到路边，互相交换驾照号码保险公司号码，讨论是否叫警察，乘客要不要下车等下一辆车。。。　。。。

接下来说说这乱收费的事。先说这买火车票。临回国之前北京的亲戚早打听好了火车票很好买且可到附近地点取票，一到北京当晚立刻打电话去火车站问，回答说有票，只要交三十块钱手续费即可到指定地点取票。等到了地点才告诉我们是一张票多交三十块钱，我们订了一个软卧车箱共四张票得多交一百二十块钱，早告诉我们是每张票多交三十块我们就自己上火车站去取，反正没差几步远。第二天下午到天坛的时候天已不早，记得以前可以选择看几个景点买几张票，时间有限我们只想看祁年殿和回音壁，可是售票员非要我们买所有景点的票不可，有什么办法，只有掏钱的份。最宰人的就数上长城了，就不提表弟的汽车一路上既要交给昌平县又要交给延庆县公路费。单提我们每人已花了五十块钱坐过山车上了八达岭长城，下了过山车还得再花三十块钱买门票。而我们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从长城脚下爬上去只需花八块钱，按理我们已经为过山车搞创收做了贡献，且又没有磨损长城地砖，凭什么走路磨损地砖的只交八块钱，我们却要交三十块？

再提提这上厕所的事。在北京的两天特别冷，登长城那天气温只有零下七度，冻得孩子们一会儿就得上厕所。上厕所无论要不要草纸都得交钱倒也罢了，可这洗手的水总该供应吧？没有。有水龙头但没有水流出来。厕所的卫生也是令人无法恭维，尤其长城脚下那厕所，有人管收钱却没人管卫生，当然国人的素质也是厕所肮脏的一大原因，长城脚下那厕所只有四个隔开的蹲槽式厕所，我们占了其中三个，另一个脏得不敢用语言形容，有个抱孩子的女人看了一眼，连等一秒钟的耐心都没有，因为我已经站起来就差一步就跨出来了，只见她麻利地扯下孩子的裤子蹲在厕所正中间那仅有的一小块空地上哗啦啦地拉了起来，望著满地汪洋我们母女几个仿佛站在黄河边等不到渡船一样心焦。有这样的使用者再加上不负责任的管理者这厕所能干净吗。

前些年经常听说北京随地吐痰要罚款，可我们只看见随地吐痰比比皆是却从来没看见有人罚款。最可怕的是火车站，无论是北京站或福州站，偌大个广场，痰迹斑斑，想找个没痰迹的地方放行李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们包的软卧车箱正好在盥洗间隔壁厕所的斜对面，一天到晚吐痰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都吐到厕所水池也罢了，连走廊过道都是。按理说乘软卧车箱的都是些经济状况不错文化层次素质相对高的人（笔者绝无抬高自己之意，我们在加拿大充其量也就刚脱贫的水平），从穿戴举止也能看得出来，个个西装革履，颇具绅士风度或淑女风范，然而不知何故这有伤个人文明修养的吐痰陋习就是改不了。

火车上还发生了一件令我气愤的事，这事发生在排队上厕所的时候，排队的人并不算太多，总共就四个人，我排在第三，在我后面是个高大魁梧系领带风度不错的男人，他站了不到两分钟突然跑到盥洗间拉上门“方便”起来了。如此肮脏不讲公德不讲羞耻之事发生在这样一个穿戴体面的男人身上，要不是亲眼目睹简直无法置信。我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冲他连声说“太不像话，太不文明了。”他理也不理我，旁若无人，气定神闲，扬长而去，留下难闻的尿骚味污染著盥洗间内外的空气。为免影响呼吸道健康，特别是害怕脏了鞋底，我气愤归气愤，还是拿起水桶，接了几桶水把盥洗间冲得干乾净净。孩子她爸看我出去半天没回车箱就出来看看，一看我在冲洗盥洗间，就跟孩子们说：“妈妈在学雷锋（我家的孩子从小按国内小学课本学中文，对雷锋事迹耳熟能详）。”我没好气的讲了事情经过给他们听，孩子们都不理解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其实一路上这些ＣＢＣ们不理解的事太多了。诸如“为什么长城上有那么多垃圾？”“那个叔叔换了胶卷为什么不把装胶卷盒子丢到垃圾桶而要丢在地上？”为了加强她们对母国的感情我们总是讲些中国怎么怎么好的事给她们听，可是一碰上那些涉及不文明的丑陋恶习时，我们做大人的往往夹在中间两边难受，一方面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怕动摇了孩子们心目中祖国的地位。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时髦女郎，每走几步就吐一口痰，这边七岁的小女儿就说：“妈妈，为什么那个穿漂亮裙子的阿姨老吐口水？”孩子不懂什么是痰只知道从嘴里出来的叫口水。我说：“阿姨感冒了？”“为什么感冒就得吐口水？”“要不喉咙不舒服。”“那地上脏了怎么办？”“这。。。”那边十岁的大女儿说：“我数了一下，她已经吐了四次了。”我发火了：“你们是来玩的还是来数人家吐几口痰的？”这下谁也不敢吭声了，可我心里交织著恼怒和内疚。

值得安慰的是，我们的孩子还比较懂事，也能体谅大人的苦心。我们告诉她们中国人口太多，每个加拿大人脚下站著的一块一米见方的土地，在中国要被五十几个人挤著，自然没有太多地方和钱盖学校和厕所，所以有的人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行为举止不够好，也许还因为他们的妈妈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你们的妈妈必须严格教育你们），咱们要用自己的行为和爱心去影响他们。因此，孩子们尽管有些不理解和抱怨，主要抱怨厕所肮脏及不习惯蹲槽式厕所，但是收获还是主要的。她们既惊叹于天安门广场的雄伟壮观和长城的蜿蜒巍峨，也津津乐道于“还珠格格”们住过的故宫和皇上的金銮殿，一再表示还要再回中国。同时她们的中文也有进步，老大写了好几篇日记，其中两篇“我爱北京天安门”和“登长城”还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世界日报上。这算得上是回国最大的收获之一。

这次回国无论走到哪儿谈论最多的就是腐败，事实上从坐上中国民航的飞机就体会到腐败的无所不在。在温哥华转飞机时碰到某国务院高官的女儿Ｊ小姐，当年在温哥华时我们同住校园，孩子常在一块儿玩，互相很熟悉，没想到多年后会在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回国。可是上了飞机后却不见她的踪影，直到半夜时分小女儿睡不著觉，陪她到前面走走，才发现Ｊ小姐坐在公务舱里头，我同时发现自己误闯重地，尴尬地与她点点头赶紧逃之夭夭。偏偏下飞机后又坐同一辆穿梭车，我曾听说公务舱很贵，就问她公务舱机票多少钱，她说她先订经济舱的票再找熟人换成公务舱的，多少钱她也不知道，她微笑著说反正不花钱。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比起多年前她母亲还是省委书记夫人时以考察名义到温哥华探亲，她换一张机票算得了什么。穿梭车刚到站，她父亲派来接她的司机就在老百姓进不去的地方等她并陪她从官员通道过了海关。等行李时我们又撞到了一起，只好天南地北瞎聊，这时司机的手提电话响了起来，司机接完电话对她说是她妈妈的电话，正著急这么半天了还没把她女儿接回去。后来我们在北京和厦门都听亲友和同事说Ｊ小姐的父母早离婚了，我还说不可能，根据我在机场的见闻，还是一家子过的。他们都说离婚还不就是个形式，当官的无论干了什么只须往老婆头上一推，白天领个离婚证，高官厚禄照保不误，至于晚上是不是真离谁去管。同事还给我念了好几条顺口溜和打油诗，比如：轰轰烈烈讲三讲，扎扎实实走过场，腐败都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

到了老家后耳闻目睹的腐败现象就更多了。孩子她叔叔在某工程设计院工作，经常涉及或经手工程设计项目。他说承包工程利润最丰厚，每承包一次，至少得百分之二十以上利润，所以许多对建筑一窍不通的部门或个人都想插一手，再转手承包下去，经过这些阿猫阿狗们层层抽取利润，最后还有多少资金真正投入到工程中去呢。我说难怪现在有这么多豆腐渣工程，他说除了几个国家一级的重点工程相对好一点外，质量根本无法保证。我们在北京时就住在西客站附近，听说北京西客站都倒塌过，其他的可想而知。

孩子她堂叔是个个体户，开了个音响光碟出租店，见了我们连叹生意不好做。他说一天到晚得付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税收，个体户们把所有工商局税务局派出所等等的税统一叫共产党的税，交完了共产党的税，还得应付象街道，文史馆这种不属于缴税对象的单位，还怠慢不得，否则他们就告你经营盗版光碟。说起这盗版光碟他也是一肚子苦水，中央虽然明令禁止贩卖盗版音象产品，可是底下并没有严格执行，因此当别人卖盗版你卖正版肯定赚不到钱，根本不会有人来光顾，因为价钱差距摆在那儿，可是卖了盗版的你就得提防以上所提的一些非上税单位，稍有不周，比如赞助费给少了，或人家要你当晚送个热门电影光碟去而你周转不过来迟了一天，就告你个经营盗版制品，立刻被查办，血本无归。

有一天我跟婆婆去菜市场买菜，亲眼看到工商管理局的干部开著三轮摩托如入无人之境在小摊小贩们中间横冲直撞，所到之处尘土飞扬，鸡飞狗跳，那种情形通常只能在描述五十年前的旧中国的电影里才能看到。婆婆跟我说这些耀武扬威的架式都是吓唬那些不懂送礼的。她说那些会送礼的小摊小贩根本不怕。有一次她看到一个不懂送礼的摆摊老太太给没收了，坐在路边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特别可怜，而那生意做得更大的早就送礼打点妥当的，一点儿事也没有。乡下的腐败一点儿不比城里的腐败逊色，我原先总以为现在还有谁愿意当那些村长，大队长之类的干部。人家说那可赚钱了，别的不说，你想开个证明盖个章好办护照或申请执照或什么别的照，先交五百块钱，否则免开尊口。

医疗系统的腐败也是令人触目惊心。我有个朋友在省立医院当副主任医师，多年前曾经短期到过加拿大和欧洲。她说刚回国时非常不习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现在像她这种职称的日子非常好过，倒不是工资有多高，而是红包和回扣惊人。送红包的事多有报导就不在此罗嗦。单讲这回扣的事。由于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有权开好药，那些合资的或者外国大制药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专找他们，三天两头争著请他们到高级饭店吃饭，朋友说她在家只吃蔬菜等素淡食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总有人请吃，都吃腻了。我说这么多公司都来请你，你用谁的药呢。她说谁的都开一点，谁也不得罪，谁的好处都捞。“那倒霉的就是病人了。”“可不是吗，可用可不用的药，只要有回扣的就开，且拣药越贵回扣越多的开。”怪不得我们一个亲戚讲她住院时明明可以出院，医生和护士长却轮番劝她打一种一千多块钱一针的药，起先她拒绝了，护士长立刻给脸色看，指桑骂槐的嘲笑她，她只好咬咬牙打了两针才皆大欢喜地让她出院。“良心呢？你们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还有医德呢？”“给狗吃了。”朋友嬉皮笑脸地说。她说她算好的了，反正也不缺钱花，何必那么昧良心，可是大多数医生可不这样。

病人多花了钱，要服务态度好也值了，我曾带孩子走朋友的后门看病，亲眼看见护士象训三孙子一样训病人。做超声波时外头排了一长溜队，有的病人正打著点滴，由家人一手扶著一手拿著点滴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站著。我由朋友带著不须排队直接推门进去，看到几个管超声波的医生护士关在里头谈股票谈时装谈得热火朝天，完全不管外面病人的死活，我看了心里特别不舒服。朋友说：“很腐败吧，都这样。”本来凭著朋友的关系我完全可以不交任何费用，但我坚持去挂号台交钱，朋友生气地说我怎么还是这么迂腐，这点钱比起贪污浪费以及其他各种途径吞掉的钱简直九牛一毛都不够。我说我知道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但我只求心安，我被人多收费会心疼，但平白无故占国人的便宜心里也不安，看看那些没钱没势还在外头排队的老百姓，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朋友调侃说我们这帮从国外回来的人总是特别悲天悯人□国□民。我则说她麻木不仁，同流合污。她正色道，在这种大环境下不同流合污她能呆得下去吗，早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孤家寡人了。想想似乎也有道理，由此我又想起了我们的朋友，受远华案牵连而丢官坐牢的原厦门市副市长苏水利。

其实苏水利这个人本质上是个非常好的人，聪明，正直，思想很有深度，加之出身贫寒，富有同情心。过去由于我的好朋友的丈夫和他是南靖县同乡，我同教研室的同事和他也是朋友，所以大家便都成了朋友。我始终认为苏水利完全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在那种贪污受贿，鲸吞国家财产成风的官场大氛围下随波逐流是必然的，想独善其身除非自我引退，否则绝对站不住脚，只可惜了这么一个有才华有抱负原本正派的人就此断送了前程。在美国的朋友半惋惜半开玩笑地说都怪我的晋江老乡赖昌星把苏水利拉下水，我则认为只要有那样的环境，制度和政策又不改革，即便没有赖昌星也会有王昌星，林昌星冒出来，于是就会有一些原来本质不错的张水利，李水利们被拉下水。我只是不理解这些人的胃口怎么这么大，动辄千百万甚至上亿元的贪污，人活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生不带什么来，死也带不了什么去，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真怀疑这帮人的良心是真的被狗吃掉了，要不然当他们花著公款胡吃海喝，拥红偎翠，醉生梦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那些衣食无著的下岗工人，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子弟？

除了苏水利，这次回国还得知我们当年同年段同学王某也中箭落马。王某从江苏省盐城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当到江苏省团委书记后，抵不住诱惑，调到省建材部这种油水很大的单位当主任，结果犯了贪污挪用公款罪锒铛入狱。王某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学生时代就很有名，但与苏水利相比，显得心术不太正，为人也较势利，比如我们同年段已当了研究所副所长的同学到南京出差，王某用公款在豪华饭店款待宴请，而没当官的同班同学到了南京连一顿便饭都别指望，仅一通电话敷衍了事。所以东窗事发后同住南京的同班同学虽知他被重判（有后台的罪行严重上司只被开除党籍）却都拍手称快。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总体来说国内比起以前还是有巨大的进步，光看一座座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群就知道今非昔比。我之所以只盯著那些缺点丑陋不厌其烦，絮絮叨叨数落个没完，全是因为太爱她的缘故。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希望自己的母亲除了心地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气质高雅，雍容华贵，能令她的儿女为之骄傲自豪，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时刻魂牵梦萦呢。

原载《中文论坛》

发稿：2001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