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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丹的遗言所想到的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新生6月4日讯】 前几年，在阅读一篇纪念已故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文章中，得知他临终前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党啊，不要管文艺太多！”（大意如此），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以至于其它的内容都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可以想象这并非是他一时的有感而发，而完全可以推测是他以一生中特别是后半生的坎坷经历的对比而所作的万般无奈的、十分痛心的绝喊！作为一位堪称世界级的电影演员，他当时积郁在内心的许多苦楚一定是难以言喻的。我由此而想到，事隔这么多年，国内的文艺现状依然是如此天下一言——只准唱颂歌，不能说真话；只准反映歌舞升平的虚幻假象，而不能有任何被疑含沙射影却能针砭时弊的作品出台。理由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如果一个政权居然到了不能包容不同声音的地步，那么，这个政权就已经可以说是缺乏自信而且脆弱的了。我想，为什么央央大国政府一定要显得对有如微澜起伏般的不同声音如此恐惧呢。自信一些就那么难以做到吗？
每次春节晚会将临，我想必将难为了一大帮导演、策划们。每一个节目照旧先要自我审度几番，然后还得提心吊胆地送上边审查来审查去。这样又如何能让艺术家们的灵感挥洒自如呢？他们尽管忙得没有脾气了，也还是落得个“年年晚会年年骂”的效果。这就是一切仍然必须以政治审查、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为前提的后果。试想，如果政府试着放开一点尺度进而让作家、艺术家们在创作上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那可想而知人民群众的反馈势必会大不一样。但这从当下看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为政权的“稳定”要压倒“一切”不同声音的。举凡文艺、新闻等等都必须围绕着这个原则而运作。而新闻媒体则更严厉得在此不必多费笔墨了。
前不久，听到北大青年学子余杰因为写了几本敢于“对当下发言”的散文集，结果毕业后连“生存权”都被剥夺掉，这不是更愚蠢地把他逼向反叛之路吗？姑且站在维护政府的“稳定”角度来说，这难道是智者的举措吗？既然“人权”早已被政府刻意曲解为“生存权”且自栩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如何“完善”，那么，与余杰原已签订雇用合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辩解也就显得十分苍白和赖皮了。这倒可说是政府部门所属机构公然违犯“生存权”的一个典型吧。
有人说，现在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没有人权”的生存环境，开初听着一愣，但回过神来仔细一想，好象也不无道理。纵然如此，却实在令天下所有清醒的、真正在为中华之倔起而呼唤的有识之士为此而深感悲哀。
我想，诸如赵丹这样的艺术家们临终之前才敢言及的期待和痛苦的渴盼大概只能在现体制——这一离国际社会发展潮流越来越远的马列主义教条模式的产物逐渐终结之后才可看到一线触手可及的希望的曙光。
摘自大.⒖?br>
发稿：2001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