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能见到麒麟吗－－谈江泽民关于联邦制的议论

江泽民见一次记者搞一次笑，可他偏爱见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表面上，他还半推半就羞答答地说，他和美国总统一样，见外国记者让他头痛。其实，真正头痛的并不是他。

再次搞笑

3月23日他又见了一批据他自己说经验不如他丰富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宏论一番，再次引起世界的哗笑。有人说他是独夫，有人说他是法盲，但在我看来，江泽民此番作秀，倒有可圈点之处：意识形态色彩更淡。他承认中国人民“也许”已经丧失共产主义信仰，他自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到来；当记者问及高瞻案时，他不再重弹“干涉内政”的老调，他怕的是美国人受累，说“美国在经济上是全世界最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高科技和军事也非常强。你们有许多事要关注，为什么却经常对类似这种案件特别感兴趣？”谈到两岸统一模式时，他说邦联制不代表国家统一，联邦制不符合中国历史。

他这样谈论问题，就使得问题可以讨论了。你既然承认中国人民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中共的执政根据就成了问题；假如美国人不怕受累，那他们就可以“经常对类似这种案件特别感兴趣”；假如联邦制符合中国历史，那联邦制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可以接受的。

江泽民版的中国历史

中共政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中共领导人不仅要掌握最高权力，而且要垄断所有真理。他不仅是最高领袖，而且是最高导师。但这只是“应然”，并非“实然”。如果把应然当实然，就会出现特别荒谬的喜剧效果。就拿江泽民来说，一方面，他自我感觉是中共第三代思想大师，另一方面，他在逻辑和历史方面的知识贫乏，让最宽容的人也无法为他辩护。

他拒绝联邦制的理由是，不符合中国历史。那么，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东西，是否就不应该有？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干了一件违背中国历史的错事：中国从来就没有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在中国搞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邓小平也干了不应该干的事：中国以前没有“一国两制”，为何要搞“一国两制”？如果是这样，历史就不是发展的，而是僵死的，只能重复过去已经有的，不能出现新生事物，不能有制度创新。果真如此，中国现在应当还在实行“井田制”，美国还应该是英国的殖民地。

退一步说，联邦制真的不符合中国历史么？中国的历史有“王道”的历史和“霸道”的历史，也许江泽民只听说过“霸史”，没听说过“王史”。江泽民版的中国历史大概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因为秦以前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三代以前已不可考，单就周朝的国家体制来说，离江泽民坚持的中央集权制甚远，而离今天西方的邦联制和联邦制国家体制甚近。

王道与联邦制

周朝的国家体制，尤其是春秋体制，介于诸侯邦联制和诸侯联邦制之间。周天子的君主主权在周王和诸侯之间分享。但主权的来源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诸侯的统治权来自天子的分封。周王的朝廷所享有的主权大于邦联制的联合会议，但小于联邦制下的联邦政府。周王虽然也有自己的军队，但不是诸侯联合军队，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军队；周王虽然也有自己的领地提供劳役税，但诸侯除了给朝廷提供“包茅”之类的祭祀用品外，基本不缴纳其他形式的税收。

要说得准确点，春秋体制是一种以父权为本位的，贵族制的半联邦制国家体制。这种体制维系了西周数百年的盛世，被孔子理想化为“王道”。但这种王道难以容纳历史的发展。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各国诸侯的自由大于周天子政府的权威。由于中央权威不足，无力调节诸侯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诸侯国终于找到了一种替代的权威系统，就是由最强国诸侯主持的诸侯会议，当时被称为会盟，被公认为领袖的诸侯可以周王室之名义行使权威，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来源。

这个会盟有点类似于近代王权之下的议会，可惜的是诸侯国规模相差太大，实力过于悬殊，不可能一邦一票来行使表决权。甚至还出现过小邦的首脑开会迟到被处死和监禁的情况。在当时的血缘权威下，也不可能发展起现代代议制规则。在血缘权威也不能解决问题时，只有诉诸实力原则。

见记者易，见麒麟难

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实力原则大行其道的时代，对权威的社会需求，变成了大诸侯对霸权的争夺，天下战乱不已。孔子想重建西周的春秋体制，要求诸侯“克己复礼”。但他的政治构想也不能提供一个在诸侯国之上的有效公共权威系统，所以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他预感到，王道将湮，霸道将兴。所以当他听说有人捕获麒麟时，他老人家痛哭流涕。他的悲痛是大而且深的。在他眼里，麒麟是王道的象征。麒麟被获，王道不再，天下将轮回于专制与战乱了。

听说，500年将有王者兴，所以神兽麒麟500年现于人间一次。4个500年过去了，麒麟没有再现，王道不行于中国2000余年矣。蓦然，先有“一国两制”的实施，继有联邦制的创议，春秋体制仿佛正以现代形式重访中国大地。

江泽民能见到麒麟吗？那可不象见记者那么容易。(2001年3月31日于美国康桥)


发稿：2001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