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我的父亲是农民

大年30（中国农历年），在外漂泊、奔波了一年的我以及我的弟弟、妹妹，终于回到家里，与父母吃了一顿团圆饭。饭后，父亲召集全家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看得出来，父亲为了这次会议已准备了很久。但他绕了很大的圈子，我们也没有弄明白这次会议的主题。在我们兄妹轮番追问下，我终于从父亲有点艰涩的话语里明白了两个意思：一是家庭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二是节后他准备到上海打工贴补家用。

打工？我63岁的父亲竟然准备外出打工？我听得心里一酸，忍了忍，眼泪才没有掉下来。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同时又是一个将军之子。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是抗日英雄，官至陆军中将，国共内战时死于共产党之手。共产党窃据大陆政权后，大搞阶级清洗，抗日名将的遗孀及其两个年幼的儿子被赶回农村老家。在共产党的二元社会体制下，我奶奶、父亲、叔叔就象古时脸上被刺字的流放者，从此打上了农民的烙印，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在中国，所谓的公民，是不包括农民的。

父亲在屈辱中艰难地成长着，并且自己学会了修理半导体收音机。靠这点一技之长，他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并且在当地组建了家庭。父亲30岁以后才结婚。据说，他本来无意娶妻生子。因为，他明白，如果自身的生存条件没有改变，特别是农民的身分没有改变，娶妻生子无异于让下一代来延续自己的痛苦。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兄妹要认真读书。他说，“我不指望你们做官发财，只要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我就心满意足了。”老实说，父亲当时的神态，与一个奴隶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自由人的神态，没有什么两样。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父亲对我寄予了热切的期望。后来，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父亲的喜悦简直难以用笔墨表达。他捧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不够，嘴里一个劲地念叨：“苍天有眼！苍天有眼！”

生而为城市人，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绝对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震动。但在父亲眼里，它是我改变身分的判决书，其价值甚至超过了林肯总统颁发的《解放黑奴宣言》。1989年“6．4”血案后我被捕入狱。父亲的第一反应竟是：“完了！我儿子当不成城市人了。”于是，他幻想用金钱打通关节，将我“赎”出来。此举没有成功。他又花钱为我买了一个城市户口。父亲清楚，如果我没有城市户口，出狱后必将一事无成。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也深知农民的苦难。但是城乡间那难以逾越的鸿沟，是我进城后才逐渐感触到的。

这两年，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多，他们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同农民比起来，他们要幸运得多。最起码，他们有自己的住房，还有最低生活补贴，虽然生活苦点，但绝无冻馁之忧。农民则不同，无论是生是死，从来没有人管过他们。而且，只要还剩最后一口气，农业税和人头税都免不了。我父亲现年63岁，如果在城市里，无论干什么工作，早已退休了。一份退休金是足以维持晚年的生活的。但是，因为他是农民，而且还没有死（上帝，请原谅我的不敬！），村上仍然要强迫他交农业税和各种摊派款（虽然他已放弃了分配责任田，但是只要你的农民身分未改变，农民的义务就一直要等到进入坟墓才会结束）。一年几百元的摊派款，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因此父亲萌生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打工并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且不说父亲年事已高，出门在外的各种危险他难以应付。单就那无所不在的歧视，就足以让他的自尊心伤得体无完肤。

听到父亲准备外出打工，我们兄妹3人都很伤感，也反对父亲打工。最后，大家决定每月多给父母100元孝敬款，才暂时打消父亲的念头。我父亲因为有3个还算不错的儿女，得以留在家里安享晚年。但是，还有很多象父亲那样年龄的农民，被生活所逼，不得不到城市里作廉价劳动力或低人一等的雇佣者啊！

农民最大的悲哀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幸福也罢，痛苦也罢，他们是被忽略的一群。城里人不关心他们。即使那些曾经是农民、现在成了城里人的人，也不关心他们。这使我想起常见的公共汽车现象：下面的人拼命往上挤，一旦挤上了，就大叫关车门，并拼命将未挤上车的人往外推。我是农民的儿子，但我始终关注农民的生活和处境。

发稿：2001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