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以精神与道德的吸引力震撼中南海

北京当局卯足全力镇压法轮功，被西方媒体讥评为世纪末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所谓的荒唐，当然是指法轮功组织的属性、功能、作为，均未对社会造成危害，根本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尽管它信众逾千万，遍布城乡各地。 通过它的传播途径与内涵即可明白。法轮功的传播途径相当独特，即循着亲、友两条线路延伸。这种传播方式，显示了中国人以家庭伦理为社会内核的传统，至今仍无太大改变，其重要性和信息传递的效果，比社会组织效率更高。

此外，法轮功风行一时的潜在因素还有：一、倡导的“真、善、忍”，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十分合拍；二、将气功与宗教结合起来，互为一体，天衣无缝，令人耳目一新；三、人数虽众，却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大道无形”。然而令江泽民备感忧虑的也正是这些，试想在民心趋向法轮功的时代，谁还会买共产党的账？谁还对空泛而教条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有希望？ 江泽民日前表示，「我就不信我们治不了法轮功！」他把法轮功视为心腹大患，并且欲置法轮功于死地，不仅仅因为今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令北京当局感到难堪；不仅仅因为法轮功组织无惧镇压、前仆后继到天安门前抗争，为中共人权纪录抹黑；也不仅仅因为法轮功学员每天捧读李洪志的「转法轮」，而无心「三讲」（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 更重要的是江泽民担心法轮功数量众多、对当权者心怀不满的人，做出组织与行动上的示范。

中共统治集团以「阶级斗争」起家，对付挑战者堪称经验丰富，无须绞尽脑汁便有许多现成的办法可用。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对「邪教」的解释是：一、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系统组织；二、神化首要分子；三、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四、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讽刺的是，上述几点与早期二、三○年代共产主义运动极为类似，与现在共产党的作为也相去不远。例如，草创时期的共产主义信徒，哪一个不是宗教狂，为乌托邦九死而不悔？即使到大跃进之后，饿殍遍野、物质匮乏到极点，还是有那么多共产党人信念不衰，不是对异端邪说的迷信又是什么？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狂热的宗教运动，国家几近崩溃而不觉，毛泽东思想中「人极」思想，以为人力必可胜天，人可以完美与神一样，人可以取代上帝等等，不是邪教又是么？

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将一种新生事物打入「另册」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五十年代「反右」是如此，六十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如此，八十年代「反自由化」亦复如此。

资料显示，官方媒体对法轮功讨伐的力度和密度，创下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来的新纪录。专政机关对法轮功信徒的拘捕与审查，与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如此大规模、且牵涉面极广的取缔法轮功运动，并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同步震荡」。究其原因竟然是法轮功的说教对信徒发生抑制作用。在许多人看来，如果说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是"歪理邪说"，那么当局的批判、镇压更是荒诞不经。 从这个层面看，中共将法轮功连根拔除的作法势必徒劳一场。即便在高压之下法轮功销声匿迹、转入地下，也并不意味大陆社会就“安定、团结”，或许是在厚积各阶层反对力量，等待更剧烈的下一次爆发。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北京公布取缔法轮功决定至今，每天都有法轮功信众赴北京请愿的事情发生，各省市驻北京办事处、联络处，几乎每天都要把被北京公安部门拘留的法轮功信众领回，并强制遣返回乡。如果把各地公安干警在主要道路口岸截获的上访信众计算在内，法轮功“顽固分子”之数量肯定相当惊人。

众多法轮功学员无所畏惧，原因在于他们的确是本着强身养性的目的修练法轮功，他们对本身动机与理由上的正当性毫不怀疑，他们对当局不去下决心处理真正对社会有危害的贪污腐败，更是不解和不齿。甚至，他们当中有相当一些人根本不怕被拘被罚，反倒以此作为修练法轮功过程中的考验。 一如十年前「天安门的孩子」，现在法轮功学员一脉承袭了“反抗但不抵抗”的和平反对精神，束手就缚、忍受暴力，而宗教的色彩更增添了殉教的动人力量。这对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国家和人民而言，尤其有共振的震撼作用。换句话说，法轮功令当局防不胜防的，还不是秘密行动能力，而是其精神与道德的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领导集团的权力中枢向来缺乏处理社会问题的机制，长期独裁、专制，排斥所有其他非同路性组织，反倒为异见者提供了土壤。十年前是学运，今天是法轮功，明日代之而起将会是其他组织，这既是中共政治制度自身造成的结果，也是世界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来源于一位旅美政论家的评论） 转自<<东西南北>>

发稿：200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