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覆亡已有先兆、邪党邪事一大箩筐

* 共产换届买官卖官、人大、政协待价而沽

中共政权的腐败从经济上发展到组织上，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最近，党国官方文件更相继披露了许多有关换届工作中的形形色色怪事，令共产国人大开眼界。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向省、部级机关下达的、“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换届工作中的腐败、违法、犯法行为”的通知中就公开承认，共官们围绕换届抢权干下了许多违纪、犯法勾当：1.背着中央另搞换届领导班子“核心层”；2.拉山头、搞宗派，结成帮派性质的“独立王国”；3.组织连署，要求撤谁、升谁、离谁、调入谁；4.大搞官位“权钱交易”；5.以权谋私捞一把，要高级别、大房子、高档车及给子女安排理想工作；6.借互相吹捧、推荐，临下台还要弄一个学位、职称、荣誉或顾问称号。中纪委、中组部近期关于换届工作发出的一份通报，就直接点名批评广东存在的问题。该“通报”说：“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人大主任朱森林、省委副书记黄华等十七名省、厅级干部提出，广东具有特殊性，也有上海市的条件，能解决干部人才问题，新一届干部有条件从本地区选拔”。在这里，“通报”岂只是批评广东省头同共产中央分庭抗礼，实际也变相承认了中共国各经济发达地区早就存在的“独立”趋势。

围绕换届，买官、卖官决不是个别现象。陕西就有民营企业向当地省头开出价码，“无偿”投资一千万，购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捐献市政工程五百万，买一个全国政协委员。而在海南岛，一个九十年代被开除党籍的副厅长，办私人企业发了财，给省委送去了两千万元，条件是要当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更搞了一套“人大、政协二分法”，即一半人大、政协委员按规定推荐、选举，另一半按投资、捐献金额多寡决定。湖南、湖北则明文规定留给企业主和港澳商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名额，然后召集这帮富贾开会搞投标试点，于是冒出了一个刑事犯出价两千万要包“一个全国人大、一个全国政协”，而另一个大陆出口转内销的港商则出资两亿，要买省政协副主席一职。总之一句话，随着十六大将至和共产省头换届，新兴的共产官市，生意是绝对的兴隆，中共国的百姓们想指望削尖了脑袋钻营来的、花大价钱买来的党匪高官能够反腐、能够保证小民起码的生存权，简直是门儿也没有！

* 省部级上交百亿赃物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已被隐匿转移

去年九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向党匪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配偶下达指令，限期在今年二月前主动申报、上交全部贪赃枉法、非法所得的财物，一月中尉健行在中纪委常委会上披露了“指令”下达后追交赃物情况，计有：住宅两千八百多幢，其中包括豪华别墅、独立花园洋楼二百五十多幢；各种交通车辆一千八百七十辆，其中名牌高级轿车七百二十辆；欧洲游艇二十五艘；价值在一千元以上的贵重礼品一万五千多件。尉健行在会上还透露，有的高干拥有八到十二幢豪华别墅，一般的都拥有三到五幢高档住宅。中纪委内部人员则指出，高级共头上交的赃物总价值为一百一十多亿人民币，那只是这批匪头非法所得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他们劫掠的现金和已经转移到欧美的资产。一月十九日，共产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室在内部发表了一份金融领域腐败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大、中城市处级以上党政干部“灰色地带”收益是当地职工收入的三到三十五倍，局级以上共干的收入和福利待遇高於西欧、北欧工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长。该报告又说，实行“实名制”存款以来，至少有三万亿元存款是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用假名开户存入的。该报告承认，占城市人口千分之八点五的共干，实际已成为特权有产阶层，他们拥有当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财产。

够了！中共国民只要凭上述触目惊心的数据就可以想见，共产国究竟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说，红朝的腐败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它不灭亡，那才是怪事呢！

* 现代化集团军自废武功、江黑心怎能保住性命

春节过后不久，总参即对一月上旬刚刚获得中央军委嘉奖“创新现代化高科技战术”的第十六集团军通报批评，批评该军一百四十余名团以上军官严重违纪酗酒，造成包括多名将军在内的五十三名军官伤亡。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农历除夕，沈阳军区驻长春的第十六集团军和吉林省军区的一百四十余名团以上军官在军区俱乐部聚餐狂欢，省军区和省政府还专门从军区文工团、艺术学院、宾馆、招待所挑选了一百七十余名美女陪舞，代价是每小时一百元，并准备了若干一至五两重的24k 金的金牌和国家不记名债券作狂欢抽奖的奖品。是夜，军官们搂着女人狂舞、狂饮，总共喝掉二百多瓶六十度白酒和百余瓶红酒，有二十余人醉倒送医，并发生多起撒酒疯、斗殴闹剧，最后在凌晨两点，才分乘四辆大客车打道回府。不意，开车的军队驾驶员也全都喝醉了，车行至西环公路、青州路交界处，第一辆车就撞到了路旁的石柱上翻覆燃烧，后面紧跟的第二辆车又撞到了第一辆车，出现了连环车祸。伤亡的五十三名军官中，有七人当场丧命，重伤者包括第十六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第四十八师师长和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共产土匪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也是靠枪杆子维持政权的；长期以来他们叫嚣“解放台湾”，张牙舞爪要同“世界警察美帝国主义抗衡”，依靠的也是他们的三百万共产军。然而，就是这支共产军，而且还是被授予了“创新现代化高科技战术”和“优异军事训练、考核成绩”的精锐的二十六集团军，一顿酗酒狂欢就报销了五十余名团以上军官，使整个集团军顿时因失去指挥而丧失战斗力。由此，人们不难想见党匪军“现代化高科技”的真实战力，除非不打仗，除非人民不揭杆起义，否则共产军肯定是一堆豆腐军，肯定保不住红朝江黑心的命。

* 控制共产军江黑心弄巧成拙、将军宴外加百亿元赔礼又道歉

红朝局势动荡、危机四伏、随时都会覆亡的情势，促使江泽民还是得求助于加强控制枪杆子。去年十月五中全会后，江黑心的政治局向共产军四总部提出了一份“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领导和军队党组建设的若干建议草案”，其中心内容就是企图建立文人党员领军制度，规定军级以上乃至各军兵种、各总部的军队党委正、副书记，全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派的非现职军人担任，以便江家帮能进一步控制军队。

该“建议”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各兵种、各大军区、各集团军的反弹，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三十八军、二十七军、六十三军、四十七军、五十四军、二十军的军头们马上宣布集体“休假”以示抗议，结果导致共产军的军事训练陷于停顿，原定于十一月中举行的全军野外拉练也被迫推迟到一月中旬。其后，国防大学高级教官在给江泽民的信中质问道：“难道军队中的党员干部不
是党员？只有非军人党员干部担任军队领导才是党领导军队吗？”北京军区司令李新良、政委杜铁环抵制的招数更高，他俩打报告“退休”，楞是把京津卫戍给撂了挑子。已经被钦定为总参谋长接班人的郭伯雄则拍桌子破口大骂：“那就请非军人到总参来当参谋长吧！那就干脆回到孙玉国的年代，学习他们的用红宝书击退苏联坦克对珍宝岛的进攻吧！”

全军抵制“建议”吓坏了江癞蛤蟆，他赶紧派出胡锦涛安抚军心，又在二○○一年元月摆下“世纪将军宴”，向各路老军头赔礼道歉。江在宴会上陪着小心宣布，“建议”已经撤销，而且政治局决定由国务院掏出一百亿元作为“特别时期经费”，改善团以上军官的待遇。然而，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江泽民这种花大价钱笼络军心的手段，面对处处不买黑心帐的军头们未见得能有什么效果，如果真的出现共产树倒猢狲散的“特别时期”，跑得最快的肯定是那些平日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已经不能打仗的军爷，而倒戈最快的则肯定是那些有志于报效中华民族的少壮派青年军人。

* 杨白冰指控江犯十大过失、老匪头座谈会场面火暴

年前，共产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中央一级老同志座谈会”，杨家将的老二杨白冰在会上公开挑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并斥江犯了十大过失，曾庆红当场以主持身份强行压制，老军头洪学智等则为杨鸣不平，场面火暴，最后众匪头不欢而散。

杨的发言总共持续了四十分钟，他说：“把三个代表提升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是违背科学的，宣传三个代表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是轻率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要把三个代表作为江核心领导集体理论塞进十六大决议并修改党章，在政治上是极不严肃的，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杨更表示，江泽民和他的中央政治局犯了十大过失：1.十五大召开以来党在各方面的成绩都归功于江泽民是错误的；2.从政治局、书记处到中央各部委、省委，江大搞任人为亲，大搞裙带风；3.江个人驾临于政治局集体和法律之上，大搞一言堂；4.九三年十二月和九六年三月两次通过的公开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的决定，都因江而流产；5.三讲在上层、在省部级党委，走过场，大搞形式主义；6.民主法制建设，以法治国的执行工作，因江而迟迟不能兑现；7.近年来，每年都有两千亿资金外流，江却始终不能遏止；8.党组织、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地区和地区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都处於严重的紧张、对立、对抗状态；9.党员干部的素质，他们的政治思想、生活作风问题，非常严峻；10. 高干子女，尤其是他们的配偶，享有政治、经济特权，造成党群关系恶化。

杨讲话过程中，曾庆红多次插话打断，要杨“以同志式立场提出批评”，“不要借题发挥，发泄个人成见”，并称杨的发言是“对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张震也跟着加油，质问杨“目中还有没有党中央，还有没有江总书记？”更声言要动用组织手段，帮助杨“端正作风”。洪学智、王丙乾等则站在杨一边添火，声称“白冰同志有权发表意见，包括对党中央领导同志”。老匪头们双方互不相让，横眉冷对、剑拔弩张，最后甩袖而去，回家各自纠集自己的势力暗中决斗去了。

* 无可奈何花落去、朱熔基哀叹共产必须给历史让路

在共产国务院，朱熔基于党组新年生活会上哀叹中共国面临严重“危机”。他说：“当前，党政机关、党政干部腐败、消极、信念失落的情况被认为是党和国家危机的表现；其实，最大的危机乃是现行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不适应、落伍....是不能回避的尖锐矛盾，是不能不正视和极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其阻力主要来自党内，来自党的上层建筑及其陈旧的习惯意识。”很明显，朱的这番话，如果用老百姓的语言说白了，那就是共产极权体制必须推翻了重新来过。在党组生活会上，朱熔基还举出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变革共产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他说：“中央不准用公款吃喝挥霍，对年终、春节挪用公款分钱、分东西等每年都下达文件三令五申，可下面就是不落实、不执行。”另外，“近十多年来，解决多占，解决超标住房，解决超标进口轿车，解决公费手提电话，解决公费安装私人电脑，问题一个接一个，前面的问题没解决，后面的问题又突出了，甚至还得放到政治局会议上来讨论。”任何人听到朱熔基的这番话都明白，他是指共产政权已经烂透了，只是作为大管家，他不好明说而已。在这里，有心人替党匪算了一笔帐，仅九九年公费给共干安装私人电脑就用去民脂民膏七十二亿五千五百万元，而为党干配备手提电话，耗资竟超过三百七十亿。如此巨款，如果用于月入三百元的下岗工人家庭，如果用于被迫盲流城市的上亿农民，如果用来替那些还在茅棚里上学的农村孩儿建学校，将能解决多少人的疾苦！两相对比，老百姓能不成天想着推翻共产党？这就无怪乎朱大管家发出政治体制必须彻底改革的哀鸣了。

无庸置疑，作为天天接触共产丑恶的大管家，朱熔基好象已经看到了红朝末日。二○○○年十二月，他在江苏、上海、安徽、浙江三省一市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共头座谈会上说：如果你们还认识不到当前党内、经济上、社会上的紧迫问题、尖锐矛盾，那就打报告“退”吧！朱熔基自己在国务院党组新年生活会上也明白表示：“我的任期还有两年....九七年政治局常委会已有决议，党政领导换届时年龄超过七十岁要退下，我不属于需要和例外。”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朱熔基显然已经觉察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共产党及其匪头们早晚要被打倒，已经是历史的定论了。

二月十日北京发稿

发稿：2001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