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有家者之座右铭——《贞观政要》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彭忠德吴兢(670-749年),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人,品性方直,学通经史,长期担任史官,以“叙事简核,号良史”。所著《贞观政要》影响深远:后世或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或列之讲读、形之论议。
唐玄宗时,虽然中国社会还沐浴着贞观盛世的余辉,但社会危机已不断产生。
有着见盛观衰之史家传统的吴兢,察觉到光明后的黑暗,为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再现贞观之治,便据唐太宗与魏征等数十位大臣的对话及其奏疏,撰成一部由四十个专题组成的《贞观政要》进呈给玄宗。虽然书仅八万字,但却涉及到当时“人伦之纪”和“军国之政”等各方面的问题,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贞观时代的治国经验,实为唐初领导者智慧的结晶。
书中在论述统治者和民众关系时所阐释的为君、为官之道,正是今人读《贞观政要》所要关注的重点。
唐太宗及魏征等人将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当作头等大事。如何为君?第一是重视民众:首先要认识到国以民为本。魏征告诫唐太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唐太宗以史鉴今,也认识到“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犹如馋人自食其身,肉尽必死”。其次要看到民众的巨大力量。魏征、岑文本多次向唐太宗进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知民众之拥戴和反对所导致的结果,唯恐储君长于深宫而不知其理,与太子乘舟时,便晓以“君舟民水”之论,强调“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第二是以身作则:首先要看到君主的引导作用。唐太宗请出了古人的“君器民水”之论:“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因此君主要端正自己的一举一动,“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其次要注意和正人交往,相互励之以德,才能保证所作之“则”为正道而非邪行。唐太宗认识到,“古人善为国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身不正,身不正,则虽令不从。”
官吏为国与民之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如何官称其职?第一是不贪。为戒绝官吏贪赃枉法,唐太宗十分重视正面引导,多次以珍珠为喻教育官吏:“西胡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胡之爱珠耶!”对于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贪官,他则毫不留情地施以重刑。正是由于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贞观年间以命博财的贪官才较为少见。
第二是有能。唐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专辟《任贤》一目,着重记载了房玄龄的“明达吏事”、杜如晦的“剖断如流”、魏征的“经国之才”等,其用意并非单纯地表彰,而是引导文武百官向他们看齐,只有各具其能,各施其能,才能共成治道。
《贞观政要》还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思想,即谏能安国。各专题的论述大多数是通过进谏和纳谏的形式完成的。不论在朝堂上,还是在园苑中,太宗都诚心希望大臣极言切谏,“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为了鼓励大臣进谏,他往往施以重奖。魏征曾心悦诚服地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当魏征因病求退时,唐太宗诚恳地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将一个时时刻刻挑刺的人留在身边,限制自己纵情肆欲,唐太宗的这种雅量,不禁使千载之下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古往今来,有这种雅量的“第一先生”又能有几人?进谏不易,纳谏更难,唐以后抬棺进谏的事史不绝书,但像唐太宗那样诚心求谏、虚心纳谏,而且从谏如流的人,确实不多。这一差别,恐怕也是导致盛世之治有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发稿:200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