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有家者之座右铭——《贞观政要》

吴兢（670－749年），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人，品性方直，学通经史，长期担任史官，以“叙事简核，号良史”。所著《贞观政要》影响深远：后世或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或列之讲读、形之论议。

唐玄宗时，虽然中国社会还沐浴着贞观盛世的余辉，但社会危机已不断产生。

有着见盛观衰之史家传统的吴兢，察觉到光明后的黑暗，为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再现贞观之治，便据唐太宗与魏征等数十位大臣的对话及其奏疏，撰成一部由四十个专题组成的《贞观政要》进呈给玄宗。虽然书仅八万字，但却涉及到当时“人伦之纪”和“军国之政”等各方面的问题，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贞观时代的治国经验，实为唐初领导者智慧的结晶。

书中在论述统治者和民众关系时所阐释的为君、为官之道，正是今人读《贞观政要》所要关注的重点。

唐太宗及魏征等人将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当作头等大事。如何为君？第一是重视民众：首先要认识到国以民为本。魏征告诫唐太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唐太宗以史鉴今，也认识到“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犹如馋人自食其身，肉尽必死”。其次要看到民众的巨大力量。魏征、岑文本多次向唐太宗进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知民众之拥戴和反对所导致的结果，唯恐储君长于深宫而不知其理，与太子乘舟时，便晓以“君舟民水”之论，强调“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第二是以身作则：首先要看到君主的引导作用。唐太宗请出了古人的“君器民水”之论：“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因此君主要端正自己的一举一动，“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其次要注意和正人交往，相互励之以德，才能保证所作之“则”为正道而非邪行。唐太宗认识到，“古人善为国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身不正，身不正，则虽令不从。”

官吏为国与民之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如何官称其职？第一是不贪。为戒绝官吏贪赃枉法，唐太宗十分重视正面引导，多次以珍珠为喻教育官吏：“西胡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胡之爱珠耶！”对于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贪官，他则毫不留情地施以重刑。正是由于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贞观年间以命博财的贪官才较为少见。

第二是有能。唐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专辟《任贤》一目，着重记载了房玄龄的“明达吏事”、杜如晦的“剖断如流”、魏征的“经国之才”等，其用意并非单纯地表彰，而是引导文武百官向他们看齐，只有各具其能，各施其能，才能共成治道。

《贞观政要》还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思想，即谏能安国。各专题的论述大多数是通过进谏和纳谏的形式完成的。不论在朝堂上，还是在园苑中，太宗都诚心希望大臣极言切谏，“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为了鼓励大臣进谏，他往往施以重奖。魏征曾心悦诚服地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当魏征因病求退时，唐太宗诚恳地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将一个时时刻刻挑刺的人留在身边，限制自己纵情肆欲，唐太宗的这种雅量，不禁使千载之下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古往今来，有这种雅量的“第一先生”又能有几人？进谏不易，纳谏更难，唐以后抬棺进谏的事史不绝书，但像唐太宗那样诚心求谏、虚心纳谏，而且从谏如流的人，确实不多。这一差别，恐怕也是导致盛世之治有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发稿：200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