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造反比法轮功抗议更可怕

"看不见"的反抗

2000年10月15日，台湾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发表一篇题为《法轮功韧性反抗中南海举措难安》的评论文章。

文章提到，十一国庆，法轮功信徒又分批在天安门广场露面，引起一场骚动，几百人被逮捕。文章还提到，法轮功信徒九月初曾在纽约街头展开静默示威，由五十名穿白袍的洋女信徒走在示威队伍前列，每人手里捧著一张被中共公安迫害致死的大陆学员照片，上演了西洋版的"抬棺抗议"，给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千禧大会的江泽民触了霉头。文章说，最近以来，法轮功信徒的抗议活动，经常出现在国际媒体。

相对于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信徒对共产党政府的镇压发起的波浪式的抗议，中国农民对共产党政府的抗议似乎显得"静悄悄"。他们既没有接二连三地到天安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抗议冲击波，也没有农民到美国的世界都会之一－－－纽约的大街上去举起那些被农民负担压迫致死的农民的照片"抬棺抗议"。（这个数字比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信徒要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农民的抗议事件也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有听话的"喉舌"和新闻的层层封锁，但今天中国农民的抗议已经犹如汹涌的大潮，即使在天边，仍然涛声依旧。

今年8月，在中国中部贫穷的省份江西发生了四万名农民集体进行连续五天的暴动。（1）在河南南阳市，今年8月19日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阻塞交通、冲击公安局等政府机关，焚毁10辆警车及1个警亭。冲突导致12名警察受伤。（2）今年10月出版的香港《开放》杂志刊登的许行撰写的题为"丰城农民大暴动的启示"的文章披露，今年八月中旬，江西丰城爆发两万农民抗税抗捐大暴动，当局出动两千武警镇压。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华文网络媒体多维新闻社报导援引美联社的消息说，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资料，去年中国大陆全国各地共计发生十万件民众抗议事件，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但一般相信实际发生的案件远高于统计数字，因为很多发生在边远地区的抗议事件根本没有被报导出来。（3）

崛起的"农民领袖"群

在潮水般的农民抗议运动的背后，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农民领袖"的出现。据在美国出版的《新闻自由导报》今年5月5日报导，在北京出版的《半月谈·内部版》披露，湖南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些被称作"农民头领"、"减负英雄"甚至"农民领袖"的人，虽然为数极少，却不无一呼百应，"翻江倒海"的能量。

1996年，衡阳县洪市镇党委、镇政府组织200多乡、村干部到形山村突击收提留，农民拒交，这些干部便赶猪、扒粮。周围600多村民坐拖拉机和骑自行车赶赴现场，在马尾村"农民英雄"易顺芳等的组织下，将工作对层层围住。工作组发现，被许多村干部视作"打击对象"的易顺芳其实为人正直。随后工作组三番五次登门访易，动员他参加村委会选举。在总共540人参加的选举中，易顺芳得到467票。据说，他及另外一个"上访户"当选后，村子里再没有上访告状的。

湖南，是近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毛泽东这个农民领袖的家乡。但在中国九十年代每无论是农民的群体性抗议事件还是"农民领袖"群体的出现，湖南农民运动都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中国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刊印的《中国农村观察》今年第4期刊登的《利益、权威和秩序－对农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一文，就是根据九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农民对抗政府的案件。而且对"农民领袖"现象－－－文章称作"地方精英"进行了大胆探讨。

这个报告说，湖南中部和西部成立的农民自发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称减负代表、减负骨干。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说法。很少见到明确的组织文件，大家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以为要作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内部是很严密的，从其活动来说，可以明显地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

这份报告说，在湖南，农民领袖的些身分特徵是：年龄一般在30－45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多数当过兵或在外打工，不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是中上水平。他们大多数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政策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的基本态度。

湖南某镇村民彭某通过村民小组宣读省政府和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得到农民拥护。彭某就发起该镇18个（基本一村一个）愿意参加农民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只设召集人。减负代表在当地很有影响。

年底，责任区主任和村干部到农民家收提留款时发生争吵，彭某和部份减负代表前去交涉，管区和村干部认为受到了减负代表的围攻和威胁。管区主任用手提电话将情况汇报到镇政府，镇政府即派干部和派出所干警前往解救。附近几百名村民包围的镇干部和干警，并把镇干部乘坐的两辆车掀翻。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现在必须面临着来自农民的挑战。

"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据《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回忆，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作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将全国所有农业大省主事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四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4）

我们用不着去回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是如何在中国社会处于最底层。只要看看中国农民在共产党政权下近50年的生活史，任何一个有正义良知的人都不会不承认这个国家"漠视农民利益"。

中国著名的《南方周末》在今年6月份刊登了湖北省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说"要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做农民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惨场面"这个农民父母官在他的信中直感叹"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5）

1998年，湖南邵阳的何清涟女士写了一本被舆论誉作高呼"社会良知、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书－－－《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她在书中呼喊："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找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6）

1998年，中国总人口一共123，626万。其中乡村人口占去86868万，占总人口的70。08％。（7）如果我们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社会今天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正义和不公平，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对近9亿农民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对农民存在不公平与不正义，这个社会是否还有公平和正义可言？

在经济学家看来，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许主要是经济改革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关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经济学家当然有理由惊叹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败肆虐，但是，从政治学家和法律学家的观点看，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则是人的自由与平等问题，是如何界定人与人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范围及其关系的问题。以这样的分析框架来衡量中国的改革，人们当然有理由惊叹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农民实际享有的自由权利内容与他人的天壤之别以及中国农民仍然遭受的苦难。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就是当代中国的奴隶，即使在中国的农村改革进行了20多年之后，中国农民也只是从奴隶变成了二等公民。正是因为存在着对中国农民的不平和不公，正是因为农民大众的利益被漠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中国农民的自我意思的觉醒的反抗运动和农民领袖群体的出现。

注：

1。http://www3.chinesenewsnet.com/cgi-bin/newsfetch.cgi?unidoc=big5&src=SinoNews/Mainland/Fri_Sep__1_09_35_11_2000.html。

2。http://www3.chinesenewsnet.com/cgi-bin/newsfetch.cgi?unidoc=big5&src=MainNews/Headline/Fri_Sep__1_14_46_18_2000.html。

http://www.ncn.org/0101/55-12.htm


发稿：2001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