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连载之一)

按：《天安门文件》的出版，重新提出了江泽民遵循“宁左勿右”的哲学，在上海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的旧事，当时虽客观上激化了矛盾，刺激北京上海等地的大批记者走上街头并使学运得以延续，但他个人却受到保守派元老们的青睐和信任。以此被特别提拔的江泽民，虽当政已经十多年了，大权也巩固了，儿子也当上副部级官僚兼大资本家，大家渐渐地忘记了他在1986年镇压上海学潮中的表演了，但人们对他的发迹一直心存疑虑：到底被江泽民查封的这家报纸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总编辑钦本立又是怎样一个人，以及钦本立和《导报》与江泽民的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现特别连载沈尧的文章，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一历史真相。)

一、钦本立的新闻生涯

一九一八年农历七月初七，钦本立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滨的长兴县，祖先在元朝时，从蒙古迁居此地的绅士。在家中，钦本立是长子，他有一个弟弟钦本廉和两个妹妹。钦本立在湖州念完了小学，入读当时的名牌学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战争中，钦本立考入了朝阳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由于他参加并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大学三年级，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

作为失学青年，钦本立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个时期。经当时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帮助和提携，钦本立开始了新闻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时事新报》，又在重庆的《商报》和《商务日报》等报社服务……。钦本立在晚年常常回忆自己重庆作报人的那段经历。他说“《商报》只办了一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现在《商报》留下的人不多了，但还有几个，都是种子。”钦本立的这席话，与其说是在评论他的旧同事，还不如说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述。

重庆的《商务日报》，是被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国民党报纸，当时吸引了不少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其效劳。现在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新，当时任《商务日报》的探访部主任，钦本立与刘火子、梁柯平、邵琼、周洁等均为该报的记者。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钦本立尽管言辞谨慎，谈吐木讷，显得城府颇深；但他生就的浓眉大眼风度洒脱，平日里喜欢戴一条紫红色的领带，颇具魅力。

“校场口事件”爆发以后，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记者发起签名抗议国民党法西斯白色恐怖的运动，钦本立当时亦投身其中，在抗议书上毅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战之后，钦本立开始活跃于上海新闻界。期间他曾就职于上海《经济周报》，主要通过与该报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关系，为中共作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当时，钦本立作为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进步青年，已经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关闭，该报创办人徐铸成只得将报社迁至香港。但《文汇报》仍要坚持报道国内问题为主，便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记者站，钦本立当时就是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浦熙修等著名记者在国内写的一些重头稿件，都是通过钦本立传到香港去的。

在《文汇报》与徐铸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合并，成立了《新闻日报》，钦本立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人在该报主事。后钦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任财经组组长。一九五零年，中共为了完善和巩固自己的中央政权，从各地抽调干部进北京，充实中央各部门的工作。钦本立亦偕夫人进北京，担任了《人民日报》国际经济部的一位负责人，当时他主要研究和报道美国经济。一度他也是《人民日报》首任特派美国记者的人选，后因中美交恶而告吹。

钦本立在《人民日报》期间，曾介绍当时在北京办《教师报》的徐铸成，结识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当时钦本立与徐铸成是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邓拓与徐铸成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在交谈中，邓拓鼓励徐铸成恢复上海的《文汇报》，他认为这张报纸有别的报纸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铸成回上海促成了《文汇报》的复刊，徐铸成与邓拓商量请钦本立反沪，任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总编，负责日常编务工作，即常务总编。《文汇报》当时还是一张公私合营性质的报纸，按规定应该有中共党员作“公方”代表参与或主持报社的领导工作。由于徐铸成以前与当局所派的共产党干部合作得不尽如意，故在复刊时决意要寻找一位能够合作共事的中共干部，曾与他共过患难的钦本立，就成了他合适的理想人选。

但钦本立起初并不愿意回上海，但当时许多朋友都去劝说钦本立夫妇，连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也鼓励钦本立不要有顾虑，到上海后协助徐铸成大胆工作，把《文汇报》办好！

《文汇报》作为一张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在徐、钦等老报人的领导下，当时的确办得有声有色，连毛泽东都感到《文汇报》比《人民日报》更有看头。毛的这一评价使钦萌发了一个思想念头：在中国大陆的具体国情里，可以通过报纸舆论，对高层决策的形成产生影响，从而起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作用。

“反右”被连降三级

一九五七年，钦本立和广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样，怀着满腔热情给党提意见，提建议。是年三月下旬，徐铸成率领上海新闻代表团访苏四十多天，报社事务完全由钦本立“一把抓”。徐铸成回国后还是整天埋头在写《访苏见闻》并逐日在《文汇报》上连载。多少年后，徐铸成向笔者回忆道：当时看到《文汇报》卷入大鸣大放时，吃了一惊，即刻打电话对钦本立讲：近期的版面处理得太过火了，过犹不及啊！虽然钦本立听取了徐铸成的意见，对版面作了调整；但为时以晚，毛泽东在六月五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接着先后发表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被理所当然的定性为右派报纸，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被划为全国性的大右派。

钦本立作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按理也难逃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由于他是共产党“派”他到《文汇报》去的，而反右的矛头主要是对着民主党派的非中共党员（毛断言民主党派在向执政的共产党进攻，欲取而代之），故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宣传部长石西民认为，钦本立如划成右派，可能不利于中共自己的形象。结果，钦本立被处分为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三级。

随着钦本立在反右运动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调离《文汇报》，去中共上海市委调研室工作，负责主编一本内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他也参加“四清”工作队下放到农村去。文革开始以后，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奉贤县的一个“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此前，他还曾被红卫兵、造反派，单独一人关押在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牛棚”里，长达七个月之久，走出“牛棚”时，他不但胡须长得很长，而且已不会讲话了。

二、创办《世界经济导报》探索新闻改革

七十年代末，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钦本立获得平反，被上海市委安排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对当时及以后发展的政治判断，钦本立感到需要办一份为改革开放方针服务的报纸，尤其是对外经济，当时在中国报刊中还是一个空缺。故《世界经济导报》（下简称《导报》）创办之初的办报方针是：为开放服务，突出自己是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目前在中国大陆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句口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当时是《导报》最早提出来的。

钦本立创办《导报》，曾得益于当时的副总编李鸿礼的支持帮助。李鸿礼原先在《文汇报》当过记者，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关入监狱，出狱后又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文革后获平反，经过宦乡、钦本立等人的努力，他的户口终于回到上海，并到钦本立主持领导工作的世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创办《导报》时，宦乡通过李鸿礼转给钦本立一封信，在此信的影响下，钦本立给《导报》起的报名最初是《世界经济资料报》，试刊号是《世界经济报》。试刊号出版后，恰逢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主持领导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沪开会，钦本立把试刊号在会上散发以后，引起了钱俊瑞的极大兴趣，他向钦本立提出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两家合作来办这份报纸，他同时还提出，试刊的报名太大了，“盛名之下，难副其实”，改名为《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欣然同意。

《导报》在当时的确是白手起家。要人员，没编制。真正的编制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李鸿礼，半个是钦本立，他当时是世界经济所的党委书记，工资是在那里拿的，其他的工作人员胡塞、朱嘉树、邵琼、任嘉尧、郑永欣、陆平、姜湘君等均是老报人，平均年龄是六十二点五岁，和钦本立都有很深厚的交情，受到以往各次政治运动的迫害，长期被剥夺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那时又聚集到钦本立的麾下，重操旧业；没有经费，钦本立出面向《文汇报》借贷了两万元，没有纸张，印刷设备，也请《文汇报》帮助借用，当时讲明等《导报》盈利以后再偿还；那时写稿约信的邮票，甚至写稿用的稿纸，也都是《导报》同仁自己化钱买的；报纸印出来以后，钦本立又率领《导报》同仁，亲自上街卖报……

《导报》创办之初，钦本立确立的办报方针是，报道世界经济的趋势及其研究成果，比较偏重于学术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导报》社长、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著名外交家和世界经济学家宦乡的影响，但实践的结果是报道面过于狭窄，难于满足读者的要求，也影响了报纸的销路，《导报》的同仁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欲突破自己原先设定的框框，但又顾虑中国国内经济的马蜂窝是很难捅的，《导报》的同仁又都是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滚爬过来的，对此尤为心存余悸，可是不碰国内问题而只对国际问题远距离的发表意见，这张以国内读者为主的报纸显然是前途不容乐观的。那时，钦本立鼓励《导报》同仁解放思想、扔掉顾虑、他甚至对同仁们讲：“你们就范一点错误给我看看。”

其实钦本立作为一个经历过两种社会制度的老报人，在办《导报》之初，他就确立了一个思想：“我们办这张报纸，主要是为了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我们绝不办一般性质的报纸，而必须与其它的报纸不一样，一定要突破千人一面的现实环境。”他当时对《导报》的同仁讲，“我们这张报纸不管怎么办，你们去发挥，但一定要有声有色，如果是无声无色的话，那就自己关门。”正在此时，中国资深经济学家陈翰笙，以读者的身份从北京给《导报》写了一封信：在鼓励《导报》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报道世界经济不能不报道中国经济，而且你们介绍世界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也道出了钦本立和《导报》同仁的心声，那时《导报》社长钱俊瑞亦同意：可适当的试探性的搞点中国经济。钦本立下达指令给《导报》同仁：创造新的风格，即使不能惊心动魄，也要让人家眼睛亮一亮。

钦本立与副总编李鸿礼、陆平、胡塞等《导报》同仁团结一心，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当时立下的一个目标是每年要进一大步：八零年是双周刊；八一年变成了周刊；以后又逐渐从十二版变成了十六版；报道范围也从原来单纯报道世界经济，逐渐扩大到也报道中国经济；从以世界经济报道为主，中国经济报道为辅，发展到以报道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热点敏感问题为主，配之于世界经济。当然，钦本立和他的同仁，在改革之初，以《导报》为武器，为开放鸣锣开道，被国内外有识之士评价为：《导报》的确起到了其他报纸所起不到的作用。

创办初的一批“老少伙计”

俗话讲，“事在人为”。《导报》的事，当然也是由《导报》的人来干的，在老报人钦本立的主持下，《导报》的风格除了体现在它的版面上以外，也具体反映在整个报社的组成人员结构上。

创办之初，均是以钦本立为首的老报人，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受了政治运动的迫害，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了监狱，有的成为“右派”被发配到边疆去劳动改造。但种种磨难，仍然没能淡化由于早年的职业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了解，也没改变讲真话的良知。而后，随着《世界经济导报》发展的需要，又在社会上招聘了朱杏清、范均、何凌、韩耀根、陈乐波等一些自学成才的有志青年，后接受了阮江宁、陈鸿斌、许小微、陈丹红、陆明丽、秦建勋、沈飞昊等一批比较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这批在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在钦本立精心培育下，其追求自由民主的天性，不是的在《世界经济导报》这个舞台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可见，《世界经济导报》的组成人员一小部分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开始新闻生涯的老报人，而绝大部分则是刚刚踏上社会的“初生牛犊”。同中国的前十年改革一样，钦本立带领着一批“老少伙计”，凭着自己的良知、感觉和判断，努力探索着一条新路。

在一九八二年，《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在内部有一场关于自己报纸性质的讨论，按照新闻规律，和老报人们所熟悉的一九四九年前的办报实践，《世界经济导报》就完全是一张民办的“同人报纸”。但在中国大陆的具体条件下，执政党的高度集权控制，绝不会容忍在这方面开口子。钦本立根据同仁的意见，结合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提出《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有民间色彩的报纸；而后再根据实践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朝着真正的民办报纸的方向不断“突破”。(待续)


发稿：200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