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王安石詩句中“心安是歸處”之回殊意蘊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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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楚若薇

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就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雖未得到宋仁宗認可，卻引起了當時的皇子趙頊，也就是後來的宋神宗的註意。

《宋史》記載，趙頊喜歡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禦儉素如儒者”，且“不治宮室，不事遊幸，歷精圖治”，迫切想要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狀況，當他註意到滿腹經綸、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後，感覺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輔佐自己謀求變法。

熙寧七年（1074年），由於旱災不斷，有很多饑民流離失所，鄭俠上呈流民圖，慈聖、宣仁兩位太後痛哭流涕地對神宗說：“王安石擾亂了天下。”於是神宗免除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次年二月又復任宰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宋神宗的信任也不似從前。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之職，退居江寧半山園。當他看到梅花綻放時，寫下了這首《梅花》：“墻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在文學作品中，梅花所具備的傲淩風雪，不畏霜寒之性，被賦予了特有的人文意蘊，作為品行高潔、傲雪淩霜的象征，反而忽視了梅花的姿韻之美。古人吟唱梅花的詩中，有一首相當著名，那就是在作者之前，隱居在西湖孤山的北宋隱逸詩人，人稱“梅妻鶴子”的林逋（967年—1028年），他的那首《山園小梅》，詩中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更被贊為詠梅的絕唱。

王安石的這首詩則不同，他巧妙地借用了林逋的詩句，寫梅花，潔白如雪，長在墻角卻不畏嚴寒，遠遠的散發著幽香。用雪隱喻梅的冰清玉潔，又用“暗香”點出梅勝於雪。梅花的清幽獨香，就是王安石內心之孤傲的最真實寫照。以梅擬人，淩寒獨開，喻典品格高貴；暗香沁人，象征其才氣盈溢。雖然他推動的變法未能取得成功，但他的內心中無疑認為自己的主張是無比的正確，自己的見識高於所處的時代，只是未被理解和接受而已。

大概也就是從王安石的這首詩開始，給梅花的人文意蘊中增加了這種清幽獨香的孤傲成份，幾乎遮掩住了梅花的清婉、綽約和嬌媚之美，幽香孤芳的內涵超過了清香遠布的意蘊。這首小詩意味深遠，而語句十分樸素自然，表面上看，好似沒有絲毫雕琢的痕跡，實際上卻匠心獨到，雕琢出一種意境和審美格式。不能不說，王安石的煉句功夫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與當初寫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時的“綠”字之煉相比，這首《梅花》可以說是煉審美的“意趣範式”，而且，後人不知不覺中會被帶入他的這種賞梅的意蘊範式而不自知。難怪歐陽修這樣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王安石的另外一首詩《北陂杏花》，也同樣表現了退居江寧之後的心境寫照：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詩中說北陂杏花勝過南陌杏花，“南陌”在詩中與“北陂”相對立，包含著一種空間的借喻。清幽靜謐的“北陂”是遠離浮世喧囂的隱逸之所，而“南陌”正是熙來攘往的名利場。北陂杏花即使被春風吹落，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高潔；而南陌的杏花則會雕落於路面，被車輪碾作塵土。在王安石的詩句中，那個高潔、暗香的“我”若隱若現，雖然已在僻靜的“墻角”或清幽的“北陂”，卻時時還以“暗香來”的方式，牽掛著南陌的廟堂“風塵”。好似一種身在世外，心系世塵的狀態。煉句打造出的這種高潔品格意象並非是那種“心安是歸處”’的自性灑脫的自然流露。

讓我們再來欣賞蘇軾在元豐五年（1082），即“烏臺詩案”後被貶謫黃州的第三個春天寫的一首《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裏所說的“烏臺”，典故出自《漢書•朱博傳》：“是時，兀禦史府吏舍百余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後世便以禦史臺為烏臺。由於此案的發起者都是禦史臺的言官，又是因詩得禍，因此稱為“烏臺詩案”。

起因是蘇軾被貶調湖州知州後寫的《湖州謝上表》中有言：“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惹怒了主政的“新黨”，所以被搜章摘句、羅織四大罪名，想要殺了蘇軾。後因曹太皇太後等人出面搭救，王安石也上書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蘇軾始得解脫。

首句“莫聽”二字，道出不管當時雨勢有多大，不僅不在意被雨水打濕，甚至連雨聲都聽而不聞，這是顯示出一種不為風雨侵擾的淡定和從容。這裏的“風雨”自然象征著蘇軾人生中的滄桑與坎坷。“誰怕”二字單獨成句，既是詞牌的規定，又很自然的抒發出心中的那份豪情，縱然是充滿“一蓑煙雨”的人生又能如何呢？披著蓑衣在風雨裏過一生也處之泰然。下闋中的意境又一次升華，展現出對未來的“斜照卻相迎”的信心，而對於風雨蕭瑟或晴空斜照，心中都是同樣的不起漣漪，對陰晴圓缺都不迎不拒。真正體現出了“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曠達超脫和了悟人生的境界。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被朝廷由黃州調為汝州團練副使。這年秋天，赴任汝州的途中，他特地前往江寧拜訪王安石。聽說蘇軾來訪，王安石騎著毛驢去江邊迎接。蘇軾來不及換衣服慌忙出船見禮：“軾，怎敢以野服拜見丞相！”王安石拱手笑道：“禮豈為我輩設哉！”那一年，王安石63歲，蘇軾47歲。遙想兩位文壇大家，暢遊鍾山，詩酒唱和，其樂融融，那是何等的“不亦樂乎”？！
從蘇軾的和詩可見一斑：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荊公韻四絕（其三）》）。

關於這一段佳話，後人眾說紛紜，如何看待和評價王安石這個人呢？這要從兩個方面分開來看：作為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人物，或者說是這部歷史大劇中的一個角色，北宋這一場戲的劇情發展就註定需要有這樣的角色出場，王安石恰好被選定做這樣一個本色演員，他的某些特質適合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出場，承擔某種歷史作用後謝幕，都是劇本事先編排好的。

唐朝李淳風編寫的《推背圖》第十九象就預示了王安石的出現，讖曰：“百萬雄師，頭上一石”。歷史發展到了這一步，就在為推背圖第二十一象中的北宋滅亡、徽欽二帝被擄及宋室南遷作鋪墊：“空厥宮中，雪深叁尺，籲嗟元首，南轅北轍。”同時，必然相應的也會出現宋神宗這個雄心勃勃的能作的皇帝，元豐改制後更是自己沖到了前臺。弱化了宰相的作用，手中有了天下之財又如何？最後對西夏用兵，也是一敗塗地。

至於王安石的個人品格，活脫脫一個偏執自負的“拗相公”。北宋文學家黃庭堅對王安石這樣評價：“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他為宰相時，雖然為了推行新法而將反對者外放，但並未挾私報復，在關鍵的時刻還出手搭救蘇軾，亦可見其人品的高下。

在王安石故去後蘇軾起草的《王安石贈太傅制》給出這樣的評價：“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閑，靡然變天下之俗。”刻畫的非常真切客觀，而且其中大有深意，指明了天意如此，“非常之大事”需要“稀世之異人”出現。“異人”的意思就是不尋常的人，有異才的人，猶指怪人。

王安石的偏執緣於他在治理國家方面急功近利而不走重德、重道之路，偏離了中正、中和的神傳文化的傳統價值，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客觀上對社會道德的下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當他第二次為宰相時，面對朝中亂象，自己也感到無能為力了。王安石的最後時光，開始讀悟佛理並註釋佛經，舍半山園為寺，請宋神宗賜名並親書“報寧禪院”匾額。

而蘇軾既非“舊黨”，亦非“新黨”，舊黨主政時因為有不同的聲音，依然遭貶，“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dān）州。”回過頭來，再欣賞蘇軾在去江寧拜訪王安石之前，遊廬山寫的這首七言絕句《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實際上是一首哲理詩，借助廬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的表達了寓意很深的人生哲理。身在廬山之中，視野必為廬山的峰巒和雲霧所局限，所看到的廬山的峰嶺丘壑，並不一定就是其原本的真面目。遊山所見如此，世事變遷也如此。人生的雪泥鴻爪是如此，一個朝代的興衰亦如此。古今能參透者有幾人？塵世間本就是反理主導的、江河日下的下滑過程，能夠堅持正理、不隨波逐流的清正坦蕩者，也必然是逆水行舟之“逆旅”中的“行人”，往往處於沐風櫛雨的前行砥礪之中

發稿：202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