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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斤地瓜——冬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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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昶昶

地瓜是再普通不過的食物,而在1960年,地瓜卻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那年秋天開始,農村的饑荒蔓延到城市,糧食定量一減再減,細糧越來越少,副食品減得更多,每人每月2兩豬肉,2兩花生油。按票證供應的東西根本不夠吃。饑餓逼得人們到處找吃的,海裏的海菜,山上的野菜,凡能想到的都吃光了,甚至人行道旁的槐樹葉都被擼光了。(槐樹葉用水焯過,可以做菜蛋或是摻上面粉做粘粥喝,不過槐樹葉有毒,吃了腫臉。)

那個時代同現在對比全都顛倒來看:割肉要肥的;吃糧要細的;用不著計劃生育,婦女大都不生孩子;減肥?笑話,人人符合三圍標準,只少不多,“胖子”也有,不過那是缺乏營養造成的浮腫。

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30來塊錢,黑市賣的糧票要五六塊錢一斤。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正在上高中。父親雖然沒給黨提意見,卻也被劃成不說話的右派,工資減到21元,他下放到濰坊種豬場勞動,捎回來的工資寥寥無幾。母親沒有工作,家裏的生活可想而知,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家裏能賣的全賣了,但是也換不來多少吃的。

我當時在青島九中上學,每天餓肚子,體育課停了,課間操沒人去做。包括我在內有一半多同學得了浮腫,腿上一按一個大窩子。

教三角的安老師瘦瘦的,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子,他從來都是很敬業的,這天講了半節課,有氣無力地說:“同學們自己看書吧!”然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等著下課。教化學的劉老師在課堂上伸著雞皮樣瘦長的脖子說:“同學們,記住羰基,倒過來就是雞湯!”許多年過去了,羰基的分子式早忘光了,劉老師也做古,但是這雞湯真正是難忘。

那時已經有了自由市場,雖然時不時還要被取締,或許法不治眾,市場還是蓬勃發展了。我每天上學都要路過市場三路自由市場:市場上有人手拿著雪白大饅頭叫賣:“1塊錢一個!”;還有人賣杠子頭火燒:“一塊五,便宜了!”;有人賣花生米:1塊錢8粒;有人賣曬幹了的地瓜葉:4塊錢一斤;還有人賣農村人吃剩的地瓜皮,好像是5塊錢一斤。

路頭一個穿著幹凈的老太太,她端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擺著一個老式的食盒,透過食盒玻璃蓋,可以看到裏面有醬好的兔子腿和兔子頭,似乎肉的香氣會透過玻璃散發出來,讓我垂涎欲滴。每每走到這裏總是多看幾眼,在這個食盒前面幾乎“流連忘返”。

有一次我鼓起勇氣,怯怯地問老太太:“兔子頭多少錢?”兔子腿肯定很貴,我連問的奢望都沒有。

老太太沒有嫌棄我這個孩子買不起,她操上海口音的青島話,和顏悅色地回答我:“1塊錢1只,我自己醬的,很好吃呀!”

“嗷,我回家問問!”我知道買不起,紅著臉趕快走開了!

自由市場還有一個殘酷血腥的景象,那就是乞丐。不清楚這些乞丐從哪裏來,不但瘦弱,衣不遮體,而總是鮮血淋漓,滿臉滿身傷痕累累,汙穢不堪,已經是人鬼難分的模樣了!那時人人都餓肚子,沒人去救濟乞丐。這些乞丐只能抽空在別人不防備時去搶吃的,尤其是市場上賣熟食的,常常受到乞丐的襲擊。乞丐搶到吃的,立即受到兇狠的拳打腳踢,被打到滿是灰塵的地面,只是把搶到的食物拚命往嘴裏填,很快就把搶到的“消滅”了,那些打人兇漢無可奈何,罵罵咧咧只能再踹上幾腳。那時我年小,只是感覺這些乞丐既可憐又令人恐怖,而對那些打人的商販很不以為然:“搶就搶了吧,他也是餓得沒辦法,打這些死亡線邊緣上的人是非常殘酷的事!”現在想起來,這些可憐的乞丐已經被饑餓折磨到了只剩下生物本能的地步了!

其實我比那些乞丐也好不了多少,每天24小時無時無刻不被饑餓纏繞。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有個“寶葫蘆”或是“阿拉丁”神燈之類的寶物,第一願望就是要吃一頓飽飯。

父親的朋友高大爺在濰坊,聽說那裏可以捯(方言)地瓜,所謂捯地瓜,是在收完地瓜的地裏挖農民漏刨的地瓜。我曠了一周課和弟弟去濰坊捯地瓜。我們每天清晨扛著鐵鍁,讓房東的孩子帶領我們去捯地瓜。捯地瓜的人很多,有農民也有城裏人。地開始上凍,挖起來很費勁,其實真正漏刨的地瓜並不多,大部分挖到是小姆指粗的地瓜根,偶爾有也是小地瓜。中午餓了找大一點的地瓜往身上蹭一蹭,也不管臟不臟、有沒有土,生啃了就是午飯。晚上我和弟弟回去,高大爺幫著把地瓜根切成片煮熟,這是我和弟弟的晚飯。然後在人家放東西的小倉庫睡一夜,第二天再去捯地瓜。一周下來成績不小,給家裏省了飯,又刨了一面布袋小地瓜帶回青島。當時父親在濰坊種豬場下放勞動,臨走我倆去看父親。父親從食堂打了拾斤熟地瓜,我們倆風卷殘雲,直吃得彎不下腰。拾斤地瓜全部吃光了,這真正是現實生活中的寶葫蘆、阿拉丁神燈。父親看我們吃這麼多吃了一驚,其實父親也吃不飽,這是從他肚子裏省出來的。

事隔半個多世紀,父親也已做古,直到今天每次吃地瓜就想起那拾斤地瓜,這是我一生中地瓜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永志不忘的一次,我想這些經歷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的,聽說大陸又要大辦供銷社了,惟願當年這些殘酷的現實不要重演!願老父的在天之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