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砸大昭寺--拉薩紅衛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動”

【明見網8月15日訊】那是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但確切的時間對於很多當事者已不記得。或許那只是細枝末節，不必銘記。或許那些日子，每一天都與往日不同，具有破舊立新的意義，紛繁的事件穿插、重疊，使某一個日子在記憶中模糊不清。

然而那天發生的事件，不論當時還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歷史上一次罕見的地震。當年拉薩中學的學生久松（化名）回憶說，拉薩紅衛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動”是去大昭寺破“四舊”。她的母親肯定地補充道，那是一個星期三。那個星期三對於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應該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就在那天，神聖的宗教殿堂被公開踐踏，莊嚴的宗教聖物被任意破壞，顯然是老人一生中從未遭遇的劫難，所以在她的記憶裏留駐。

如果是8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應該是24日。

事隔20年，被列為“西藏黨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內部發行的《西藏大事輯錄（1949—1985）》，只有輕描淡寫的一句：“8月24日　 拉薩一些學校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大破‘四舊’”。作為當時西藏自治區唯一公開發行的報紙——《西藏日報》，對此只在1966年8月26日（星期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 革命萬歲 拉薩“紅衛兵”舉起鐵掃帚橫掃舊世界》為題，用典型的文革語言將拉薩紅衛兵在8月24日的那次“革命行動”抽像化、抒情化，至於事實上是如何“橫掃”那個“舊世界”卻語焉不詳，而對“革命行動”的目標——大昭寺，這座被14世達賴喇嘛譽為“全藏最崇高的寺廟”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天，走上拉薩街頭大破“四舊”的是西藏師範學校和拉薩中學的紅衛兵。成立於1966年3月的西藏師範學校（前身為創辦於1951年的藏文幹部培訓班，1985年升格為西藏大學），大多數學生來自西藏各地的農村和牧區，文化水平很低，處於掃盲階段；也有一些因為形勢突變而離開寺院的還俗僧人在此學習。

拉薩中學創辦於1956年，一度由14世達賴喇嘛擔任名譽校長、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擔任校長，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所中學，從當時拉薩僅有的三所小學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級升到高中，其師資力量很強，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師是藏人（基本上是在“舊西藏”接受過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層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師都是畢業於內地高等學府的漢人，有的還是內地大學的教師，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問題而被“發配”進藏，但許多人是在共產黨的宣傳下，懷著理想主義的熱情從中國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長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長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風雲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從此一躍登上那變幻莫測的政治舞臺達數年之久。他是率領學生們破“四舊”的帶隊老師，不久當上拉薩兩大造反派組織之一“造總”（全稱是“拉薩革命造反總部”，其對立面是簡稱“大聯指”的“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的總司令，以至許多在西藏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不論藏人還是漢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後來還曾坐上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自治區副主席）的官位卻又隨著文革結束淪為階下囚。1980年代中期以後，以學者身份退居書齋。

他是江蘇揚州人，1960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同年自願申請進藏，被分在拉薩中學教授漢語文，在學生中頗有威望，這也正是他組建拉薩紅衛兵和“造總”的資本。2001年，我兩度訪問他時，仍在拉薩居住的他年過六旬，雖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請，主持政府的一些項目課題研究。三十多年過去，清臒依然的他依然是當年的那副裝束：鴨舌帽、眼鏡和中山服。從他文質彬彬的舉止上，實在無從想像在很多人那裏聽說的他當年是如何地威風凜凜。在我們剛開始交談時，他是經常可以見到的那種漢人知識分子：內斂，沈靜，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許變化，曾經貫穿他青年和中年時代的某種氣質開始流露出來，充溢在他越來越激越的語調和越來越狂熱的眼神裏。這顯然因為我們的話題是西藏文革的緣故。盡管他有時會突然醒覺似的停住滔滔不絕的講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會回到他曾經叱咤一時、輝煌一時且充滿變故的從前。

關於拉薩紅衛兵的出現，他直率地說：　

“西藏地區要成立紅衛兵，這是新生事物，當時這些學生可能也不知道怎麼搞，我當時在拉中（拉薩中學的簡稱）是個年輕教師，也有些影響，我實際上也就負責了這個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但具體日子真的說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澤東於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以後就成立了。

“最早的紅衛兵都是學生，因為內地都是中學生嘛。拉中領頭的可以說是我，師校（西藏師範學校的簡稱）領頭的是個外號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師。不過因為我曾經在師校上過課，彼此都很熟悉，他們也比較聽從我。但後來範圍就很寬了，因為紅衛兵很時髦，所以到處都是紅衛兵，居民最多，單位裏也很多。這也是因為毛主席一下令，全國都要動起來。”　

紅衛兵在大昭寺破“四舊”的情況是一個敏感話題，在其他事情上記憶力驚人的陶長松對此卻有些泛泛而談：　

“我們並不是沖著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這麼幹，因為我知道這些東西是文物，需要保護。而寺院被砸，主要還是跟普通群眾有關系，他們也混在紅衛兵的裏面進去了。紅衛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長頭的人身上貼標語，說他們的行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長頭的就見不到了。有時去寺院騷擾一下也是有的，當成“四舊”嘛。但對於紅衛兵來說，即使砸寺院也並非亂砸一氣，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們去砸的時候都一一做了登記。

“去大昭寺那次其實在裏面的時間並不長，宣傳部派人對我們說，總理有指示要保護，我們馬上就撤出來了，後來很有可能是居委會的紅衛兵又進去過。其實我們去大昭寺就沒怎麼動，很快我們就出來了，因為周總理有電報。……說句老實話，紅衛兵還是很聽話的，給大家講清楚也就沒什麼了。當時大昭寺是被砸了一點，但沒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釋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來的這項指示具體不詳，從采訪中獲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並不包括其他寺院。

前文提到的那位當年拉薩中學的學生久松（化名），在照片上驚訝地認出了自己。在這張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邊那個瘦瘦高高、褲子上有兩個大補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氣，也很靦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學，手臂上沒有紅衛兵袖章，手裏也沒有紅纓槍，顯得孤零零的。久松說，那時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都當不了紅衛兵，也沒有拿紅纓槍的資格。

何謂紅纓槍？這是一種木棍上插著並不怎麼鋒利的金屬矛頭，並系著一束紅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當年也並不具備多大的殺傷力，應該說它的象征性遠遠超出它的實用性。早在中共還是散兵遊勇聚結於所謂“革命根據地”的中國鄉村時，紅纓槍已是捍衛新生紅色政權的一個裝飾性符號，和紅領巾、紅袖章等以示有別的標志一樣，擁有這類標志也就擁有了成為紅色接班人的資格。所以，在特別強調一個人的“階級成份”的文革時代，對於成長期的青少年來說，能不能獲得一桿紅纓槍，乃是能不能劃歸到革命陣營裏的一個大問題。

說起不被允許加入紅衛兵的往事，當時壅塞心中的難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難以釋懷。那時候她是拉薩中學初66級（1966年初中畢業）的學生，年僅17歲。眼看身邊許多同學都當上了紅衛兵，她卻只能背負著出身於商人家庭的包袱無法推卸，實在擡不起頭。她記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學校召開動員大會，語文老師陶長松語重心長地開導大家：雖然我們的紅衛兵小將都是“翻身農奴”的子弟，但我們並不是歧視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是無法選擇的，但關鍵在於他（她）的立場和表現，這是可以選擇的。明天的行動就是檢驗每個同學的機會，你是站在革命一邊，還是站在反革命一邊，就看明天的行動。

當時的拉薩中學，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為數不少。這是因為貴族、莊園主和商人之家歷來有送兒女上學的傳統，但底層百姓苦於貧窮，哪裏有能力讓子女求學？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襲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習俗，更出於從中培養所謂“民族幹部”的目的，在文革之前，但凡就讀於拉薩中學的學生，無論哪種家庭出身，統統每月都可領到政府發的30塊大洋（銀元）。與中國內地當時的情形相似，一個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會被打入另冊，也因此他們的學生時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樣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參叛”（“參加叛亂”的簡稱，指參加1959年3月在拉薩發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軍事鎮壓，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簡稱“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難忘，由於他給課本上的岳飛像畫了一頂美國喜劇大師卓別林的帽子，被同學向班主任打了小報告，班主任雖是一個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師，卻很“革命”，就此事上綱上線，認為次多對民族英雄岳飛懷有“階級仇恨”，又是開批判會又是讓他寫檢查，使得還是13歲的次多痛苦難忍，甚至有了尋死的念頭。那是1964年，“唯成分論”的陰影已經籠罩在許多年幼的中學生身上。

截至1966年8月，實行寄宿制的拉薩中學總共12個班（高中4個班，初中8個班），共計360多名學生，外加從其他縣招收的兩百多名出身貧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漢族學生近百人，可以享受與55名教職員工共用一個食堂的待遇，較藏族學生特殊化。

8月24日，天高雲淡，陽光燦爛。一大早，新華社駐西藏分社的記者們敲鑼打鼓地到拉薩中學送大字報，這在當時是最時尚的“革命行動”之一。以居委會為主的拉薩各單位的積極分子約上百人也趕來了。學校的高音喇叭裏傳來數學老師謝方藝的聲音，他要求全體紅衛兵“小將”和“革命師生”到操場集合。在發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燒遍西藏各個角落的口號聲響過之後，全校師生與各單位的積極分子排著整齊的隊伍，唱著革命歌曲，向拉薩城東進發。都說那時候從拉薩中學到大昭寺的距離似乎比今天遠多了，可能是這之間並沒有如今那麼多商號、鬧市的緣故，一路皆是郁郁蔥蔥的樹木，流沙河從色拉寺背後的高山上奔流下來，使得城北一大片盡是今已不復存在的濕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當上了紅衛兵的“小將”，戴著紅袖章，扛著紅纓槍，個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走在後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著學校發的棍子，有的什麼也沒有，兩手空空，這都是出身不怎麼樣的學生，屬於“革命師生”。

可是，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能夠加入紅衛兵呢？比如這張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間穿淺色上衣的那個女孩是高66級（1966年高中畢業）學生，出身於貴族世家，按理說是不可能戴紅衛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紅纓槍的。第一排左數第三個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紅衛兵。又比如另一張照片上的兩個女紅衛兵出身於商人之家，本也都沒有資格當紅衛兵的。像她們這種人在當時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做“阿達”的孩子。“阿達”是“三大領主”的意思，屬於被視為專政對象的“黑五類”（即當時中國內地所指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據說在破“四舊”時，沖在前面的有不少“阿達”的孩子，其理由是為了改造思想，“三大領主”的後代被認為最應該將功贖罪。

在這張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個只有大半邊身影的人正是數學老師謝方藝，他是學校團總支書記，也是拉薩中學紅衛兵的發起人之一，後來是“造總”的頭頭之一，1980年代末調回老家福建，現已去世。據說正是這位謝老師在這次去大昭寺之前，專門挑選了一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於是，本來不可能戴紅袖章、拿紅纓槍的“阿達”的孩子們，也有人因表現積極而當上了紅衛兵。事實果真如此嗎？時光流逝不過40年，卻已有如許多的疑竇叢生，對於當時為何不是紅衛兵或者為何不努力成為紅衛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難說得清楚了。

被辨認出的還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個女孩，都是漢人，是初六六級漢族班的學生。

需要說明的是，這只是當天部分師生的合影。那麼其他人為何沒有參加合影呢？還有，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攝的，還是在砸大昭寺之後拍攝的？如今說法不一。不過這並不要緊，重要的是這幅照片給很多當年的參與者帶來莫大沖擊，他們沒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這合影當中，霎那的楞怔之間往事紛紜，已掠過眼前，——那是他們並不願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復雜，良久才說：“我們也是歷史的罪人啊。”

(《民主中國》)

發稿：200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