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啟.F：“文革”罪惡是中共建黨至今的一貫罪行

【明見網4月6日訊】“文革”時期有一個獨特鮮明有目共睹的普遍現象：如果看見哪棟樓房的門窗玻璃都被砸碎，那一定是學校，這是史無前例的獨特現象，可以做為“文革”時期的一個標志。它的逆命題也成立：全國各大城鎮所有學校的門窗玻璃全被砸碎。

“文革”前1958年我在北京三十五中學讀書時，被學校黨支部以“家庭出身”罪名定為政治“差”等，不能升學沒有工作，為了生存到各處打零工糊口，我可以說是現在打工族的老前輩。“家庭出身”罪名禍及子孫牽連九族政治審查八代，因“家庭出身”罪名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絕非少數，而是全中國的幾代人，婦孺皆知其殘酷血腥恐怖可怕。有人說：“文革”前沒有失業，“文革 ”後改革開放才有失業打工族，此言虛妄不實。

22年後的1980年北京三十五中學黨支部給我一紙《復查結論》，結論說：“鑒定‘差’等是錯誤的，應為優等”。中共獨裁暴政殘酷迫害的中國中學生命運就是如此悲慘，並且中共只給遭受迫害的人一張紙名為“平反”，這就像打傷了人只給你一張紙，說把你打傷了打殘了打錯了，而對傷害的嚴重後果不復責任。

“文革”前我也到學校代過課，1960年4月我在北京西城阜內大水車小學代課剛滿一個月，一天下課校長陪同一名警察叫我到派出所，路過我家我要回家放下書本警察不允許，最後到劉海胡同西城公安局拘留所進了幾層高墻大院，搜查全身連眼鏡腰帶都被搜走。進入拘留室是十平方的小屋空無一物，四墻沒有窗，只在門上有個像郵箱投信口大小的開口，我整天坐在地上，天黑後送來烏黑油膩臭熏熏的被子躺在地上睡覺，半夜突然被叫醒帶我到審訊室，我坐在桌子前審問員坐在桌子後，他問我“有什麼不法活動？ ”我回答“我在學校上課，回家備課看書，沒有不法活動”。他拿出從我家搜查到的我的日記本問我 “你寫的詠梅‘玉骨冰肌一枝橫，無限生機破冰封’。‘不學群芳倚春風，丹蕊盛開向嚴冬’ 是不是對現實不滿？”。 又問我“‘豈為貪生未輕死，不信冬盡不是春’是不是想變天？”。叫我把寫“反動日記”的思想根源和看什麼書報與什麼人來往都交代清楚。在小屋裏關了我15天什麼沒說放我回家。

我回到家沒兩天派出所警察來家叫我到“安定精神病醫院”，我回答說我沒有精神病。警察說“在那裏沒精神病可以幫助做事，你表現好可以在那裏工作”。我拒絕到“安定精神病醫院”。幾天後警察不作任何說明沒有任何手續，就送我到大興黃村天堂河勞改營強制勞動，天堂河勞改營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處的勞該營。這是不經審判的“勞教”，當時的街道辦事處和派出所警察就可以決定把人強制勞動。隨便抓人關人送人去強制勞動，在“文革”前就是如此，並非“文革”黨政軍對群眾運動失控。

1980年公安局把日記本還給我，《結論》說：“日記中的詩詞對現實不滿，但夠不上反動”。我看了怒火中燒，“夠不上反動”為什麼給我定為“反動”關進勞改營22年，我的一生都毀了，心中悲憤欲哭無淚。清楚看到：中共就是暴力恐怖集團

1966年8月“文革” 開始，以“安置就業”為由送我到新疆紅山煤礦勞改營強制勞動，這是不經審判的“勞改”。1967年2月春節我回北京，一路經過烏魯木齊蘭州鄭州直到北京，我在各地學校教室看到門窗玻璃全被砸碎，但是令人矚目的是，貼在墻上的毛畫像和五星旗都完好無損，在“文革”打砸搶中，毛畫像和五星旗卻無一例外的全都端端正正的貼在墻上，可見“文革”打砸搶，整人抓人打人殺人都在黨政軍控制之中，“革命群眾 ”不敢越雷池一步，絕非運動失控。

“文革”時期， 打掃黨支部房間有一共青團員小青年摘下墻上掛的毛畫像嘴裏順口說“請你下來”，為這句話招來批鬥大禍，小青年跪在毛畫像前請罪用剪刀把自己舌頭剪斷才得幸免判刑災難。

“文革”時期， 與我同班挖煤的張繼蘆原是劇團美工，妻子倒垃圾有一張毛畫像被人舉報，小張愛妻情深代妻承擔責任，為此定為“反革命”罪遭批鬥判刑八年，張妻成為“反革命”家屬受歧視打擊日子難過，把孩子送人改嫁給了劇團領導。小張恩愛夫妻美滿家庭就為一張毛畫像被判刑坐牢妻離子散只剩孑然一身，八年刑滿後由“勞改犯”成為“新生員”還是挖煤，變化就是由吃犯人的定量份飯改為買飯票，上廁所不用再喊“報告”。

這就是在“文革” 打砸搶中，毛畫像和五星旗卻無一例外的全都端端正正的貼在墻上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到：“文革”打砸搶，整人抓人打人殺人一切殘暴血腥恐怖罪行都在黨政軍控制之中， “革命群眾”不敢越雷池一步，絕非運動失控。

“文革”前，我家鄰裏張大媽的女兒小蕙，是空政文工團演員，演出節目時被空軍司令劉亞樓看上了，立即調到身邊做秘書，自此以後有半年多沒看見小蕙回家，小蕙的弟弟小楠到我家說他姐姐被西城公安局關起來了，是他姐姐到西城公安局控告空軍司令劉亞樓用手槍指著他姐姐的臉，在辦公室長沙發上強奸了他姐姐，他姐姐到西城公安局報案，當時就被公安局關了起來，也不許和家人見面，每月只叫家裏送錢和糧票。後來他媽到空軍司令部給劉亞樓下跪求情，才放他姐姐回家，從此他姐姐不上班也不出門呆在家裏。

此後，傍晚經常看見他家門口有軍隊的小汽車停在那裏，早上汽車才開走。小楠說劉亞樓晚上常到他家來找他姐姐，小楠說劉亞樓是他姐夫。可是報紙廣播上說到劉亞樓的夫人並不是他姐姐小蕙的名字，鄰裏們悄悄地說：“張家大院是烏龍院”。

有一天在街上我看到張大媽衣衫不整腳步蹣跚的走來，更讓我吃驚的是張大媽的脖子和頭是歪的，瞪著兩只空曠無神的大眼睛怪嚇人的。小楠說這是因為他媽用刀割脖子自殺，送到醫院搶救縫上刀口，結果脖子就歪了。

1965年劉亞樓死的時候，報紙上頭版頭條黑體大字標題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的好戰士，具有崇高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劉亞樓司令員永垂不朽! ” 雲雲。

現在每當聽到有人面對當前中共特權橫行，欺壓百姓包二奶種種醜惡，而說毛時代如何清廉時，我就想到劉亞樓舉著手槍指著少女強奸，張大媽跪在劉亞樓面前求情，張大媽歪著脖子瞪著一雙恐怖的大眼睛。

1984年“人民日報 ”廣告向全國招聘高中教師，並且空前絕後的“三不要”：不要戶口、不要檔案、不要介紹信。我通過筆試、試講、面試合格，聘用為高中物理教師評為中教一級，在長治屯留一中任教七年。物理實驗室有位要玉清老師，從1955年到1981被專政了26年，是與胡風“根本無關”的“胡風集團現行反革命分子”，清楚看到：“文革”前1955年的整人抓人打人殺人與“文革” 同樣殘暴恐怖沒有區別。

要玉清老師給我看了他的平反文件：

《 山西省輕工業廳文件（81）晉輕人落字第7號 關於對要玉清胡風問題的平反意見及安排工作的報告》

“省人事局： 要玉清，男，現年43歲，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學生，山西省屯留縣丈八廟公社丈八廟大隊人，原山西省工業學校一九五五年畢業生，現為屯留中學代理教師。

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運動中，山西省工業學校定為試點，要玉清所在班，學習班長段逢雨與胡風愛人通信被定為現行反革命被捕，因要與段關系好，段又是要入團的介紹人，所以在畢業鑒定期間，多次逼要交代與段的‘組織關系’，因要有自殺行為，即於一九五五年七月派兩名公安人員送回原籍至今。

經查，要玉清與胡風根本無關，太原市公安局查無根據。

根據中發（1980）76號文件精神，要玉清同志問題應徹底平反，恢復學籍，分配工作，請直接分配屯留中學任教。山西省輕工業廳（公章）一九八一年十二年十五日”。

要玉清老師與胡風根本不認識毫無關系，1955年卻被定為“胡風集團現行反革命分子 ”，開群眾大會批判鬥爭，揭發檢舉，關押逼供，要玉清老師吞針自殺，與“文革”批鬥刑訊關牛棚殘暴恐怖沒有區別。並且這一切暴行都是由太原市委學校黨委書記張艾如，太原市公安局張副局長親自指揮的。1966年“文革”時期要玉清老師被批鬥時說：跟 “文革”以前的批鬥是一樣的,早已領教過了。

中共毛澤東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黨天下”“一言堂”,獨裁殘暴欺騙，搶劫殺人，整人害人，制造仇恨，都是中共謀劃策動的滔滔罪行。“文革”中的罪惡如此，“文革”前的罪惡如此，“文革”後的罪惡如此，中共在延安的罪惡如此，在井崗山的罪惡如此，“反右” 的罪惡如此，“大饑荒” 的罪惡如此，“八九 ·六四” 的罪惡如此，從中共建黨掀起搶劫殺人“到小姐牙床上滾一滾”的“痞子運動”，到今天中共“化公為私”掠奪全國資產權錢稱霸驕奢淫逸，中共從產生之日直到今天，其罪惡是一以貫之的。

今天，《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和博物館即將落成，人類已經把共產主義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附錄：

《原山西省工業學校黨支部書記，現北京電力實驗所政治處辦公室主任李步雲提供材料：關於要玉清的情況》

“要玉清是山西省工業學校機械科一九五五年的畢業生，在一九五五年五到六月份，中央在全國開展批判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正好他們班有個學生叫段逢雨，曾給胡風老婆寫信，表示支持胡風，當時山西省委就抓住這個案子決定在山西省工業學校進行試點，批判段逢雨，號召揭發檢舉，市委學校黨委書記張艾如，市公安局張副局長親自到校蹲點，解決這個問題，山西省委曾發過簡報。

要玉清和段一班，和段關系較好，也動員他揭發檢舉，由於他對黨的政策不理解，曾自殺，後來市裏領導上怕他再發生問題，即由市局送往當地。

就從當時看要玉清同學本人也沒有什麼問題，平時表現和學習均不錯，對於他的學籍和團籍的處理，不是因為什麼罪行處理的，主要是根據他的自殺處理的。

事隔廿多年，公社黨委認真解決和對要玉清同學澄清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當時我在學校任黨支部書記，主持學校工作，後來到1955年10月，中央地方工業部決定撤銷山西省工業學校，並另外成立了四個專業學校，因此對要玉清同學的問題，也沒有再進行甄別。

以上情況，請公社黨委決定。

北京電力實驗所政治處辦公室主任李步雲（公章） 1979年10月27日

（《觀察》）

發稿：2006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