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毅：“文革”浩劫追憶祭難(二)

【明見網2月20日訊】（2）“黑九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廣大知識份子就是第九類人物，俗稱“臭老九”。

（3）中共中央的林彪、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兩個由陰謀家、野心家組成的反動集團依附在毛澤東周圍，大造毛澤東個人崇拜和絕對權威的輿論，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其目的就是為了打倒一大批與他們志不同道不合的老幹部，並大肆推行封建法西斯式的極左路線，禍害殃及全國億萬人民。當時的社會上，憲法和法律、人格和人權均蕩然無存，搞“一言堂”的毛澤東還自稱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引自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其惡果是上至國家主席和一大批共黨元老，下至無數普通村民都遭到了廣泛而殘無人道的迫害。十年中被迫害致殘、致死的家破人亡者駭人聽聞、不計其數。當專橫取代民主、人治取代法制時，勢必會造成權利的泛濫腐敗、禍國殃民，這一規律古今中外皆無不如此。

（4）“真善美”實際是“假、惡、鬥”。法國18世革命家丹東在大革命風潮中針對一些流氓惡棍趁混亂搞破壞活動時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在這場大浩劫中：革命，革命，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當時的社會在毛澤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誘惑下，從1966年開始全國城鄉到處看到打、砸、搶犯罪盛行，邪惡陷害橫行，假、大、空話流行。極左思潮毒害了不少人，使他們的人性泯滅、天良喪盡、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大中學生的紅衛兵組織和各基層單位的造反隊（即造“走資派”的反）組織，在毛澤東的公開煽動和支持下，在全國到處煽風點火、無惡不作。他們過火的造反行為和破壞活動，僅1966年8、9兩個月內，北京一地就活活打死了群眾幾千人，（其中北京市大興縣六天就殺害了325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最小被殺害的是才出生38天的嬰兒），幾十萬戶被抄家，幾十萬人被批鬥，把所謂的“壞人”十萬人押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毛還頻頻公開接見紅衛兵，對他們的犯罪行徑大加贊賞，並號召他們殺向全國社會，去楸鬥所謂的“走資派”和“牛鬼蛇神”，使得“紅色恐怖”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1967 年初毛還公開支持造反派去奪取“走資派”的權力。諷刺的是，紅衛兵和造反隊的很大部分群體後來很快就成了“文革”中廣大受害群眾的一部分。

（5）社會各基層單位，一小批為廣大群眾公認的流氓、或陰謀家、野心家、或人品相當惡劣的造反隊頭頭紛紛掌了權，一批痞子成了新權貴，對廣大群眾實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殘酷恐怖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共產黨歷來重用痞子充實骨幹力量或充當打手以威懾人民（從1926年的農會“痞子”運動到1950年起的土改肅反運動，都有許多流氓、地痞、無賴、二流子等活躍參與而大大破壞了生產力和民風。）封建專制體制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心黑皮厚的官方哲學、嚴重犬鷹化（對上是走狗對下是兇鷹）的等級森嚴的官本位階梯和“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語）的腐敗官風，遭殃的總是廣大老百姓。

（6）1967年起全國各地的學生紅衛兵組織和群眾造反隊在江青鼓吹的“文攻武衛”的唆使下，相互由內部最初的派性鬥爭（實質是群眾鬥群眾）升級為大規模的武鬥。有的在軍隊介入下動用了槍炮，全面“內戰”，腥風血雨，造成成千上萬的群眾在武鬥中喪生、致殘，掌了權的一派頭頭往往對失勢的另一派群眾和其他廣大無辜群眾，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實施大面積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攻擊，如批鬥、關押、戴帽、管制、流放、勞改、停薪、酷刑虐待、投入監獄，甚至強迫自殺或進行屠殺等等，稱為“打擊階級敵人”。有極少數人甚至喪失了理性，采取了極端行為。例八十年代有份雜志披露湖南南部道縣的一些貧下中農在1967年可以不經過審訊就把他們認定的黑九類及其他們的全部家屬子女統統處死（名謂“對階級敵人斬草除根”），處死他們的手段五花八門、殘不忍睹，二個月內，殺死人數高達九千人，連剛出世不久的嬰幼兒也不放過 ；又如1968年，廣西部分地區的已掌權的革委會和武裝民兵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有觀點分歧的造反派群眾進行喪心病狂的大屠殺，死亡人數至少二十萬人，並且公開吃人肉、人肝、人心來“滋補”，真是慘不忍睹，令人發指。

（7）1966年至1967年8月，毛澤東為了剝奪劉少奇極其一大批追隨官僚的權力，通過中央“文革”小組（當時毛任命的最高權力機構）去煽動利用造反派與紅衛兵群眾，不斷揭發批鬥並打倒了一大批當權派，這股潮流客觀上大大沖擊了共產黨反人民的反動統治，當時一大批特權官吏膽戰心驚、威風掃地，嘗到了被專政的滋味，不見了平日的作威作福，確實讓廣大群眾大快人心。惺惺相惜，同病相憐，這是共產黨當局1976年否定“文革”的主要原因。但是這股潮流要沖擊到追隨毛和利用毛來擴大自身權力的當權派時（如楸軍內“走資派”、揭發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毛意識到他將玩火自焚，開始緊急剎車，1967年8月起，毛突然翻臉，開始把主要鬥爭矛頭指向了造反派與紅衛兵群眾，通過逮捕支持激進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組“少壯派”成員（王、關、戚等人），清理階級隊伍、清除“5.16”分子、一打三反、上山下鄉等一系列恐怖手段，把血腥的鬥爭目標直接指向了廣大群眾。這又是共產黨當局目前不願否定“文革”的原因之一，因為當權派繼承了毛澤東維持特權、鎮壓人民的反動本性，就連“文革”期間被民間廣泛使用的大字報、大集會形式（盡管當時是被毛愚弄和操縱的），也被現今當局明令禁止，違者要被抓捕。

“文革”中毛澤東要重點打擊的對象就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其目的就是為了徹底扼殺還殘存在他們身上的一點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因此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幹部和知識份子群體在這場大浩劫中遭受的苦難最深重。由於社會的良知被扼殺，人性被泯滅，靈魂被毒害，人格被玷汙，受黨文化的毒害，許多人分不清基本的是非觀念，黨報的極左思潮輿論對這兩個群體的誹謗最烈，誣衊最多，打擊最廣（過去幹部隊伍雖享有很大特權利益，但大部分還是清廉的，不像現在的幹部腐敗盛行，前腐後繼），在所謂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推行又黑又粗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行‘和平演變’、搞資本主義復辟”、“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上層建築領域”等等的罪名下面，一批又一批的社會棟梁和知識精英們被打成“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地富反壞右的孝子賢孫”、“階級異己分子”等等而沈淪於地獄之中，大批人被關押進“牛棚”、被虐待、被侮辱、被管制強迫勞動、被酷刑折磨、被流放到“五七”幹校或邊疆農村、被灌以惡名並判刑、甚至被不斷虐殺或被逼自殺。“工宣隊”、“貧宣隊”、“軍宣隊”（所謂宣傳毛澤東思想工作隊）紛紛進駐上層建築各個領域掌握政權，宣布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實行全面專政，實際上對廣大知識份子實行最嚴重的政治歧視和政治迫害，十年動亂中，真不知有多少人的政治生涯被葬送，多少人的生命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迫害踐踏致死。

（8）十年“文革”中在毛澤東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口號掩飾下，從1968年底起，強迫全國幾千萬城鎮青年學生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紅衛兵利用完後就被毛徹底拋棄），把幾百萬幹部和知識份子趕到農村五七幹校和邊疆農村，幾十萬醫護人員下鄉，進行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流放懲罰活動（毛澤東主要企圖為了削弱和分散城鎮裏面潛在而集中的反抗力量，但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同時還能消極解決城鎮因經濟蕭條而形成的嚴重失業問題，）又把幾百萬工人趕到深山僻壤裏為備戰所需而建的大小三線工廠。千千萬萬的家庭支離破碎，億萬人民倍受勞役與心靈的折磨和摧殘，倍受思念親人的痛苦和煎熬，民眾敢怒不敢言，無數人的青春和才華被埋葬。戶籍管理制度、衣食定量配給制度、人事檔案管理制度是共產黨控制人民身心自由的三條鎖鏈（老年人說這比日本鬼子的“良民證”還厲害），人事檔案更是隨心所欲地把公民劃分為紅藍黑三檔，即左中右：可以依靠物件、爭取團結物件、排斥打擊物件。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與北朝鮮）實施如此毫無人性的戶籍制度和為了歧視迫害而人為劃定的等級鴻溝。千千萬萬被強迫趕到邊疆農村或荒涼之地去的人們，由於三條鎖鏈的束縛，背井離鄉、流落異方、生活艱難、身心疲憊，卻有家不能歸，無疑成了廣泛的“變相勞改”的群體。一些基層幹部的暴虐更給人們雪上添霜，例如我和同伴們親耳聽到農村幹部對我們的集體訓斥：“是龍的給我盤著，是虎的給我趴著，有刺的給我拔了，有棱的給我磨去。”“寧用奴才，不用人才，寧要走狗，不要優秀。”“天高路遙皇帝遠，縣官不如我現管”等等。林彪表面上大肆吹捧毛澤東（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實質上已看透了毛的帝王思想與施行皇權暴政，在他得知毛要迫害自己及下屬時，在秘密的“571（武裝起義要爆發的諧音）工程機要”中指出：上山下鄉，五七幹校是“變相流放”和“變相失業”，並指出了毛澤東是“封建暴君”。實是求事地說，1971年9月林彪的出逃和自毀，引起了當時中國的一場政治大地震，億萬有頭腦的中國人民在震撼之余，撥開了籠罩在頭腦中阻礙思想解放的妖霧，對一貫愚弄欺騙廣大人民的共產黨的宣傳輿論開始不再盲從相信，開始思索毛澤東和“文革”的禍國殃民的本質。40年代初，劉少奇大肆吹捧毛澤東，首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幫毛清洗了一批黨內政治對手，博得了毛的歡心，毛把劉迅速提拔為接班人；“文革”初期，林彪的造神運動和助毛肆虐同樣博得了毛的歡心，毛指定林彪為接班人，並為此寫入了黨章。但是“伴君（皇）如伴虎”，兩人最終都死得很悲慘。

（9）明明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想剝奪劉少奇及其一大批追隨者的權力，想建立自己至高無上的壟斷大權，卻欺騙全國人民誣衊劉少奇是“叛徒、特務、工賊”，一大批追隨者是“走資派”；明明是50年代中期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統購統銷和戶籍制度的建立等強迫手段把土改時農民分得的土地及一切人身遷移自由全部剝奪（成為被管制的農奴），卻欺騙全國人民什麼“農民翻身當家作主”，“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橋”，造成農民大範圍內餓死數千萬人的慘狀；明明是我國人民普遍生活貧窮生產落後，卻欺騙全國人民什麼“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國人民，要牢記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他們”；明明當時中國國內一系列的瘋狂舉動大大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異常孤立，卻欺騙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心向紅太陽毛主席，中國是世界革命的聖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在欺騙和謊言的背後，是一片棍棒揮舞、冤獄遍地、屠刀血濺的恐怖場面和人人自危局面，“文革”中的大規模被虐殺、自殺、武鬥致死者、下鄉折磨而死者等等比比皆是、觸目驚心，城鄉各地無不哀鴻遍野。毛澤東說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革要七，八年再來一次”，實際上要隨時讓千百萬人人頭落地、血流成河，以維持自己的皇位寶座。真是“一人尊貴萬骨枯，孤家榮耀萬家哭”，無數冤死者的屍骨壘堆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陰森的魔窟。1967至1968年，從中央到地方各基層紛紛建立了排斥“走資派”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恰恰在1967到1971這幾年，在新的權力機構實施“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的毛式暴政下，正是廣大人民群眾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最高峰的幾年。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如清理階級隊伍，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築搞“鬥、批、改”，大批判，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上山下鄉等等的大規模嚴重迫害、廣泛打擊、無情清洗和殘酷鬥爭，把包括曾經利用過的造反派與紅衛兵在內的廣大普通民眾推入到一輪又一輪的恐怖深淵中去。那時“太陽最紅，人間最黑”，在草菅人命的中國大地上，人人噤若寒蟬，災禍不斷降臨，無數民眾掙紮在血與淚的深重苦難之中。

（10）由於長期政治運動的折磨和摧殘，經濟運作中又一貫受計劃經濟、長官意志與極左思潮的幹擾破壞，我國生產力發展一直極其落後，國民經濟一直徘徊起落、停滯不前、甚至破壞倒退，以致剛粉碎“四人幫”時，中共領導人承認當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我國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竟與1937年抗戰前夕相同，40年了，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竟然一點都沒有提高！而科學文藝教育衛生這些領域又是重災區。當時的學生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語）等極左政策，實質是“文盲加流氓加法盲“的政策導向下，普遍無心學習，被普遍批鬥無法正常生活的老師們也不敢大膽教學（否則就是走“白專”資產階級道路），同時摧殘了我國優良悠久的尊師重教傳統（事實證明了這已對當時的青少年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毒害，嚴重危害了整體的國民素質和人文精神）。“文革”的工農兵大學生中很多是小學文化水平，而中學生中很多是半文盲。培養出如此低文化的人又如何能承擔起建設興旺發達國家的重任呢？當時許多有識之士真是心急如焚啊！但當時有才華有能力人的大多數被關進了“牛棚”，成了被專政的“階級敵人”，或者作為“臭老九”被打入另冊，不得重用。1949年前，盡管戰禍頻繁，但中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占了當時世界份額的百分之六以上，但到了“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只占當時世界份額的百分之二都不到，直到最近20多年的經濟改革開放，情況有所好轉，現在占到了世界份額的百分之四，但付出了生態環境大惡化的高昂代價。毛澤東時代，全體人民物資供應嚴重匱乏，廣大城鄉平民生活處於赤貧線下，國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降到了令人羞愧的中國歷史的最低點。例如“文革”時期我國國民人均生產（不是人均收入）每年不到200美圓，聯合國規定赤貧線為每天每人收入不足一美圓。現在我國國民人均生產已剛超過每年1000美圓，但臺灣早已達到每人每年一萬三千多美圓。（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北朝鮮與南韓，50年後，北方被金氏獨裁父子殺害與餓死的人民有三百多萬人，長期的暴政使國民生產人均每年只有400美圓；南方已進步到世界中上等發達國家行列，國民生產人均每年九千美圓）。

（11）據1980年報刊公開報導：十年浩劫中，當時全國總人口七、八億中竟有一億多人遭到了來自各方面不同程度的人身攻擊和政治陷害，其中七百七十多萬人被直接迫害致死，幾千萬人遭受冤假錯案的誣陷，幾千萬家庭被分解支離和家破人亡。長期的人身迫害和窘困貧乏的物質生活使許多人民群眾身心憔悴、悲憤交加，當時的社會環境真可謂是人妖顛倒，跳梁小醜攪乾坤，萬馬齊喑究可哀，真是心酸苦澀到極點。其實被迫害死亡的人數遠不止這些，1978年12月，為粉碎“四人幫”立下卓越功勞的葉劍英在中共11屆3中全會上坦率地透露：“‘文革’中迫害了一億多中國人民，造成非正常死亡了兩千萬人，經濟損失了八千億元（當時國民經濟產值一年才只有兩、三千億元，那時人均工資只有每月三、五十元）。”我國大陸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悲慘世界和人間地獄！宋美齡八十年代給大陸的廖承志寫過一封信，稱在中國歷年來的政治運動中，中國大陸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宋說：“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根據中共中央對全國29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正式’統計數字，由1966年開始，到1976年10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雖然中共中央每次運動都號稱打擊“一小撮”，連林彪在秘密的“571工程紀要”中自己都說：“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來就是一大片。”還例如五十年代前期僅僅幾年，光土改（共黨高級領導人陶鑄在土改時號召“戶戶鬥爭，村村流血”，幾乎殺光了大陸農村的地主，“文革”初期，陶鑄上升到黨內第四把手，不久就被毛、林迫害致死）、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肅宗教活動等政治運動，就大開殺戒，殺害了至少五百萬“階級敵人”（據當時公安部長羅瑞卿的透露），這比三年國內戰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得多，其中被槍斃虐死自殺者有不少人是可以為建設祖國出大力的愛國人士、抗日志士、精英人士、傑出人才和耿直人士，絕不是什麼“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階級敵人”，當時與這些被害者身份性質差不多的二百萬國民黨人從大陸逃往到臺灣，躲過了死亡劫難，這些人與臺灣人民一起，把臺灣建設成為了舉世稱贊的民主繁榮的發達地區。其實共產黨的濫殺無辜和殺人如麻，從共產黨的一位高級將領陳再道（上將）的話就可明白：“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遠遠超過了國民黨殺共產黨人。”

（12）在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毛澤東語），“路線鬥爭大是大非”，“階級立場堅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極左思想的影響和毒害下，使人為制造的不斷嚴重化擴大化的階級鬥爭殘酷好鬥、無情打擊，造成人人自危，不少人為了保護自己或表現自己而不得不說假話、謊話，甚至有的人造謠生事、無事生非、恣意誣衊、捕風捉影、無線上綱，真不知多少原先親密相處的同事、同鄉、同學、鄰裏、親友甚至家人之間會突然互結怨恨、反目為仇，人際關系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張與冷漠狀態，社會精神文明大倒退、大滑坡、大沈淪，良知與人性被泯滅。例如當時乘車人往往不肯讓座給老弱病殘者，飯館服務員一度不願端飯菜給顧客，其理由驚人一致：“誰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1975年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引用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句話：“現在雷鋒真的死了”，表示對這種社會現狀的不滿和憂慮。著名作家巴金（他曾經表示過要向法國羅梭學習自我懺悔的精神，這是他的人格大飛躍，已基本認清了共產黨文化的毒害）在八十年代寫道：“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簿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十年浩劫中，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過去共產黨常常宣傳：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其實正好顛倒過來，“新社會”把億萬公民變成了無數的冤死鬼，餓死鬼，被鎮壓的“牛鬼蛇神”（其中不少是講過真話的好人），被歧視的卑賤公民“黑九類”的家屬子女，心懷鬼胎的整人惡魔，以及被迫不停地說謊話假話說獻媚話的廣大平民老百姓，他們不講這些“鬼話”就無法生存啊，講了真話就會被打擊整肅成“牛鬼蛇神”。

(待續)

發稿：2006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