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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紅朝謊言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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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

【明見網11月9日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全球有獎征文的集萃——《紅朝謊言錄》,為廣布於海內外各界華裔人士的嘔心瀝血之作,它是人們所親歷、親見、親聞的最近半個多世紀來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重大事件、喜怒哀樂、生生死死,是共產中國五十多年歷史的縱橫切面,也是該段歷史的細部描繪,同時還是一個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普通中國人的生命歷程、曲折故事和悲慘際遇。

它是真實可信的,可當作歷史來讀。它是駭人聽聞的,有的故事其戲劇性不下於小說。

筆者翻閱此書,開卷之後,即欲罷不能。那裏是已睽違十五年之久的故國,如萬馬奔騰一般,不由分說,闖入了自己的腦海,歷歷呈現;江東父老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鮮活生動,填滿了我的記憶庫。閱讀此書,宛如身體被一刀一刀緩慢地切割,痛徹心腑;恍如遊覽但丁《神曲》的“地獄”與“煉獄”,時而驚心動魄,時而欲哭無淚。

我常在想,若幹年以後,倘若有人從塵封的圖書館角落發現此書,翻將下去,一定會目瞪口呆,眼珠墜地。他將不可想象,人類歷史上竟然曾有這樣一個國度,竟然曾有如此黑暗的時代,更加不可思議的是,人們竟然能忍受如此長久!

無疑,它的存在是結結實實的,它每天24小時都環繞著你,不容你否認。但人們在這種匪夷所思的環境裏住久了,已經見慣不驚,麻木不仁,從不可思議變得“可以思議”了。有人甚至會發明出一些理論來,論證該狀態的“不可避免性“與“合理性”了。

對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國家而言,緩解人們在地獄中痛苦的高強度鴉片,就是無所不在的謊言,就是如蚊蟲一樣無時無刻在耳邊嗡嗡作響的謊言的灌輸,它咬了你還要絮絮叨叨向你論證“咬人的合理性”。咬了你還要證明那不是“咬”,而是撫摸,是關懷,是娘打孩子,是階級愛……,不一而足。

筆者曾經強調過: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兩種形態,二者雖然頗為相似,但共產主義壽命遠遠長於法西斯主義,則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原因何在?當然,一個基本原因是法西斯國家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而使該主義與戰爭的勝負共存亡。但另外一點也決不可忽視:即,共產主義比法西斯主義在精神控制方面的強度更大。粗略地說,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系(即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仔細深究,共產主義那一套更精致、更偽善,甚至常常還“敢於”訴諸道德情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虛偽到了頂峰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共產主義所依賴的,是一套精雕細刻的謊言體系,而法西斯主義的話語脈絡,則粗糙得多,也不成體系。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共產政權對謊言的依賴,甚至超過了其對暴力的依賴。

如果這一說法成立,那末,一系列困惑難解的現象就可迎刃而解了:

譬如,中國國民黨竟然被本黨的一個代宣傳部長(毛澤東)所打敗,(黃埔)軍校的校長居然被自己手下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所打敗,這其中所蘊含的共產黨何以擴張的邏輯是可以令人深長思之的。

又譬如,人們常常奇怪,自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很多領域都發生了重要變化。經濟自不必說,就是在社會生活的的各個層面,也與毛時代面目全非了。但有一個領域:新聞出版領域,卻幾乎是原地踏步,甚至偶爾出現倒退的跡象。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如果用西方的語言,這是共產黨的“阿裏斯之踵(或阿喀琉斯之踵)。如果按中國傳統,這是共產黨的命脈所系。總之,是其最薄弱處,“點到即死”。因此他們基於其利益,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決不松口,半步也不能退。

事實的確如此。回顧歷史,當共產主義已經式微,各個共產政權紛紛被迫改革之際,人們見到了實驗市場經濟的共產黨國家,見到了試驗部分選舉的共產黨國家,見到了實驗某種國會制度的共產黨國家,人們甚至也見到了在外交上結交民主國家以抗拒另一個同類共產國家的共產國家,等等 ……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正實施言論自由,即允許私人辦刊辦報辦電視廣播網站的共產黨國家。沒有,一個也沒有。

的確,是有從共產國家轉變為實行言論自由的國家的先例,不過,那已經不再是共產國家而是憲政民主國家了。譬如,捷克,波蘭,……諸如此類。

於是,邏輯的結論是:謊言與言論封鎖是共產國家最核心的制度要素。並且,言禁與謊言是一對孿生子,言禁是謊言的必要前提。解除了言禁,則謊言不攻自破。二者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命運與共。而“真理”,則是言論自由的孿生子。因為真相,必須通過言論自由下的競爭辯難,才會逐步呈現出來,漸漸澄明起來。

極權主義的言禁與謊言,相當於在空間與時間上建造“柏林墻”。

在空間上,社會被“柏林墻”分割為一個一個隔絕的小方格,一旦在某地發生一事件,對單個個人而言,或者是親身經歷,或者是一無所知。

在時間上,歷史被“柏林墻”切斷而不具連續性。上代人舍命探索所獲得的智慧經驗,下代人茫然不知,從零開始。歷史變成無法積累的幼稚的碎片。

因此,說出真相,自由放言,就是推倒極權主義的“柏林墻”。

明乎此,我們就能理解,何以哈維爾的一句“活在真實之中”,會對龐然大物的共產政權產生某種山崩海嘯式的解構效應。在共產制度下,載入公共傳媒的對“真實”的渴求,實際上是在連續不斷地“起訴”,起訴人們早已習慣和麻木了的周圍的謊言世界。而北京蔣彥永醫生的訴求,引起全球廣大反響,其核心,不約而同地也是“說真話”。

哈維爾曾說:“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將導致其土崩瓦解。”

實際上,本書的作品就是一個一個的“真理的細胞”,當它們集結起來,風行神州時,勢將導致謊言世界的土崩瓦解。

一個怪異的現象值得人們思考: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半個多世紀了,中國可曾有一部橫貫這五十多年的通史、信史?答案是:沒有。試想,北京當局有勇氣去面對歷史——面對自己當政的歷史嗎?在過去的一系列謊言日益破產的情勢下,它如何去面對——“抗美援朝”、批胡適、土改、鎮反、肅反、高校院系合並、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躍進、三年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反右傾、四清、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其中還包括清隊、反5.16、一打三反、知青下鄉等)、四五運動——這一系列血跡斑斑的事件?在毛之後,它又如何去面對——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六四屠城、逮捕民主黨人、剿滅法輪功——這一系列血淚迸湧的事件?

這就是毛澤東所警告黨內所說的,“如果放開新聞管制,我們就得馬上下臺”的真實內涵。

今天,既然針對上述事件的北京謊言已逐漸破產,當局該如何書寫這段歷史呢?既然巧舌如簧已成昨日黃花,那麼最後的庇護所就只能是沈默,只能是訴諸遺忘術了。這就是“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賬”以及“不爭論”的幕後臺詞。

於是,同極權主義的鬥爭,就變成人們常說的:同遺忘的鬥爭。這裏應當補充的是,我們不僅要從反面——從抗拒遺忘開始,更重要的是從正面——從重建真實的歷史開始。在真相與謊言的競爭中,真相占有壓倒性的道義優勢。其結果,真相將取代謊言,從而確立一代代昭昭信史。

既然中共不敢面對歷史,那麼,責無旁貸,民間就必須直書信史。對於重建真實的歷史,本書的篇章都是極為寶貴的歷史文獻。也許,作者們並非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史家,但本書的獨特性在於:它是親身經歷或者擁有第一手觀察所寫成的信史,並非中共禦用史學家充斥謊言的“以論帶(代)史”,也不是封閉 在書齋象牙塔裏憑借想象或根據其他資料所寫成的二手作品。

如果說,本書有一個核心軸的話,這根軸就是“真”。

真常常太過沈重,往往令人們不能承受。特別對於長久習慣於在謊言裏生活的人,赤裸裸的真相、真理會使人萬分難堪,使人心理不堪重負,往往使人產生逃避的沖動。

記得看過一個電影,在軍事法庭上,一位將軍被律師追問到了逼近真相的境地,他突然反詰一句:“Can you handle the truth?”這句話令我震撼。事實上,作一個“真人”,確實極為困難,確實是極高的境界。

享有赤裸裸的真實,生活在真實中,是需要非凡的勇氣和極強的精神力量的。

然而一旦成為真人,那麼,正如哈維爾所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師的武裝。”因此,一個蔣彥永,就抵得過千軍萬馬。

基本的問題在於:你配不配享有真實?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極深的痛苦凝聚成的極大的重量。

尼采曾說: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鐘愛用血寫成者。

我們知道,在本書的背後,有太多人的痛苦,有太多人的血淚,它無法帶給讀者一種輕松愉悅的閱讀經驗。但依筆者的閱讀經驗,集合在本書裏的文章,由於來自切身體驗和獨立思索,所以格外真切,格外動人,它必會觸動你心靈的至深處。須知,血管裏噴出的才是血。我們,作為有血有肉七情六欲的人,在讀到這些血寫的文字時,是不可能無動於衷漠然置之的。

是為序。

2004年6月7日

(作者為《觀察》主編)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