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翔：從權力到暴力

【新生3月31日訊】暴力休息時就是權力，權力一跳起來就變成暴力。從權力到暴力僅有半步之遙。權力的工具意義不僅是為公共需求的滿足提供一種最大的可能，更應該被用來捍衛人的自由、尊嚴和價值。然而，權力一旦野性發作，就搖身一變而成為暴力，反而構成對人的自由、尊嚴和價值的威脅。

監護人對孩子說：聽話，乖，不然打屁股。

警察對嫌疑人說：你要老實交待，否則……

政府對民眾說：軍隊和警察有能力保持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極權社會的政治邏輯使權力到暴力的轉換，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能迅速完成。為什麼？因為：

一、起源決定

權力從哪裏來？「槍桿子裏出政權」一語道破天機。

要想奪取最高權力，不掌握作為暴力工具的「槍桿子」不行：「有槍便是草頭王」；誰擁有的「槍」多，誰的權就越大；誰壟斷了暴力工具，誰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最高權力。

幾乎從來不存在沒有暴力的改朝換代。最高權力總是在經過一番暴力大比拼之後易主。「以武力奪取政權、以戰爭解決問題」成為「新生力量」問鼎最高權力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的其它道路，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永遠走不通。除了采用極端的暴力手段，倫理的、道義的、經濟的力量，在有組織的暴力面前往往不堪一擊。那些踐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人，往往最終死於暴力。

從暴力中誕生、並以暴力維持的最高權力，往往具備極強的暴力傾向。權力集團不僅喜歡使用暴力，而且善於運用暴力，並形成一種暴力文化：軍事化的社會動員和管理模式、以命令代替理性的決策、以鐵血手段處置政治異議人士和政治上的異己力量、充滿血腥氣和火藥味的語言文字充斥於人們的口頭和紙上——這些都是這種暴力文化的特征。

權力不僅是用「槍桿子」打來的，還是靠「槍桿子」維護的，甚至發生在體制內的新、舊權力核心之間的權力交接，也要在「槍桿子」的監督與威懾下方能實現「平穩過渡」和權力的再分配。暴力與權力相伴始終。

權力從一出生，就攜帶了暴力的基因。

二、權力粗放性

權力的生命在於運動。權力主體必須表達權力、釋放權力，才能滿足自我的權力訴求，實現權力主體的價值。權力一般來說，總是沿著官僚體制所提供的剛性的權力傳遞路徑釋放，並最終作用到作為權力受體的普通民眾頭上。

權力從權力中心自上而下，單向度地傳遞。官僚化的科層體制增加了權力傳遞的效率，使權力得以始終保持快速和高強度地傳遞。權力釋放時，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作為權力受體的民眾的抵制或抗拒。民眾往往采取自發的暴力行為以挑戰權力。在民間力量的挑戰面前，單向度的權力不可能回折或是自我消解。它反而會以更高的能量、更高的強度釋放，使權力更具有穿透力和威懾力。權力的這種高強度、高量級的釋放，是通過有組織的國家暴力實現的。或者說，權力一旦開始高強度、高量級的釋放，暴力就開始現形。暴力實際上是權力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就控制能力而言，暴力的優勢顯而易見。暴力的作用在於通過暴力工具使「有機體」產生肉體痛苦，或者消滅肉體，因而運用暴力往往能使沖突和爭端獲得「徹底的解決」，在極短的時間內給異己力量和異己份子以毀滅性打擊。

面對成群結隊的上訪人群，政府行政長官如果親自出面接待、並與之對話，在聽取這些升鬥小民的意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不僅會身心俱疲，更會覺得自己威嚴盡失，感到「很沒面子」。當「面子」不能用權力維護時，暴力就會出來收拾亂局。政府官員會迅速動用「專政鐵拳」，立即驅散這些上訪者，使他們在自己眼前「消失」。從「體面」的權力上升至鐵血的暴力，僅僅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窗戶紙。權力的本性使擁有權力的政府官員，更習慣於采用暴力手段解決官民之間的沖突。

權力集團在面對爭端與沖突時，通常面臨兩種選擇：要嘛通過暴力強化權力、以政治上的高壓壓制爭端，撲滅沖突；要嘛通過平等的對話以妥協來解決爭端。並化解沖突。如果是後一種選擇，權力集團就必須收斂權力的鋒芒，以談判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然而沖突雙方一旦坐在了談判桌前，就意味著雙方地位上的平等。權力主體與權力受體地位上的平等，使權力失去了自上而下單向度釋放的條件。權力者也無法體驗權力高強度釋放的快感了。同時，談判本身耗時費力，並且最後難免要作出某些利益上的讓步。因此，權力集團一般不會主動采用後一種選擇：除非，來自民間的暴力活動不斷升級，或者權力集團開始喪失一部份暴力工具的控制權，從而導致雙方達到暴力上的某種「均勢」，最後迫使權力集團走到談判桌前。

權力集團的「談判」精神或「寬容」品質，並不是因其權力意志的「陽萎」和政治良知的自我發現，而是因為其權力的高強度、高量級釋放開始受到異己力量的挑戰和制約，從而減少了權力的極端表現形式——暴力的產生。

三、「權杖現象」——暴力埋伏

國王手中的權杖，是世俗社會至高無上的王權象征。權杖在外形上和其它的手杖並無很大區別，但是，權杖表面看上去是一把文質彬彬的手杖，拔出時則很快變成一把利劍。權力總是仗劍而行。無論權力以何種面目示人，權力背後的核心支持都是暴力。

以暴力解決問題，問題往往都能得到迅速徹底的解決。但是使用暴力的成本往往過於高昂。頻繁地使用暴力，也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權力集團的合法性危機。這註定了暴力僅僅只能作為一種「非常規性的存在」。不使用暴力，並不表明暴力消失了。在常規狀態下，暴力埋伏起來。只要暴力的「主人」一聲令下，暴力就會一躍而起。

師塾先生並不是經常揮舞手中的戒尺去打他的學生。更多的時候，作為暴力的象征——戒尺總是擺在先生的案頭備而不用。但這樣已經足以讓那些喜歡亂說、亂動的學生，對先生有所畏懼。暴力工具示而不用，潛在的暴力威脅往往能收到更好的震懾效果。

暴力「埋伏」起來，由明示轉入暗示，以較小的成本就能使權力主體的權力釋放更加暢通無阻。一定級別的政府官員前往基層巡視，不僅有警車開道，還有為數不少的武裝人員隨行。雖然這些人到時不一定就真的有用武之地，然而，這卻使官員的權力釋放和權威訴求更有保障。反之，如果官員沒有暴力工具的「保駕護航」，或者是只身前往，深入基層，則不僅體驗不到權力釋放的快感，甚至還可能「龍遊淺水遭蝦戲」。

「權杖效應」實際就是暴力暗示下的持續緊張氣氛。從廣義上看，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動，實質上都是某種程度上的恐怖活動。在暴力活動發生的當下，氣氛最為緊張。然而，只有在埋伏著的暴力的巨大陰影下，才能真正長效地維持權力集團所需要的緊張氣氛。人們看見穿警察或治安人員制服的人，似乎都會條件反射般產生緊張情緒，雖然這些人可能素無犯罪前科並且記錄清白。警察制服不像刀槍、手銬那樣可以用來作為直接施暴的工具，但穿上這身制服的人，卻能經常「合法地」動用暴力，對於他們所認為的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能從暴力暗示轉入暴力明示，經過三言兩語的簡單問訊之後，馬上就開始對犯罪嫌疑人大展拳腳。

各種沖突還沒有形成對現存秩序的較大沖擊時，權力集團一般都會謀求以權力解決沖突，而盡量避免使用暴力。但是，以權力去謀求沖突的解決不可能形成一個使沖突雙方得以平等對話的平臺。暴力工具的頻繁介入沖突所導致的緊張氣氛，又堵塞了解決沖突的其它途徑。沖突只會愈演愈烈，最終超過權力所能容忍閾限。此時，權力將會毫不猶豫地一把扯下蒙在身上的遮羞布，而暴力就從幕後走向前臺。

——原載《民主論壇》

發稿：2003年3月31日    更新：2003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