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午的黑暗》有感（下）

（三）

　　小說再現了人性中的非人性——機械的物性甚至超獸性。

　　在美國和蘇聯的歷史中，都曾出現過的那種冷酷的政治機器以及它們運作情況的構想，在奧威爾於１９４８年出版的政治幻想小說《１９８４》中曾作過相當精彩的概括性的描寫。對於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來說，他可以是某種預見，但對於斯大林主義來說，他便只能說是舊聞了，甚至還可以說其真實性是不太夠格的舊聞，因為作者尚缺乏把人類想象得那麼壞的能力。如果作者奧威爾有可能早知道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蘇聯的內幕消息的話，或許他的《１９８４》會寫得更深刻，並更具有對人類的刺痛的警醒作用。這個補充《１９８４》的工作後來由赫魯曉夫和索爾仁尼琴從不同的角度（前者從政治角度，後者從文學角度）完成了。

　　實際上，早在１９４１出版的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比１９４８年出版的《１９８４》更充分地揭示過這一點，可惜的是，好心的人們僅僅把它看作是一部反共的偏激之作，而根本不敢相信，書中所描述的竟是完全真實的透露。

　　庫斯勒在他的作品《中午的黑暗》中，上述矛盾亦展現得更尖銳，更撩人。從小說征引的題頭語中也可以看到，作者自身的苦思並沒有獲得最後的解答，他不能不求助於歷史上的思想者或者革命者。他首先征引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惡名昭著的政治權術家馬基雅維利（１４６９一１５２７）的名言：“凡是建立了獨裁政權而不殺布魯圖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權而不殺布魯圖之子者，都只能統治很短的時候。”馬基雅維利是主張統治者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只要達到統治的效果就行。他的關於政治權威的著名公式是獅子加狐貍，而獅子永遠是第一位的。

　　被征引的聖•約斯特（１７６７—１７９４），不到２７歲就陪同法國大革命的領袖羅伯斯庇爾登上了斷頭臺，他是後者的主要助手。他說過：“無人能毫無內疚地進行統治。”換言之，即使是聖人，如果他一旦成了統治者，他有時也會變成背信棄義的小人的。

　　被征引的凡爾登主教馮•尼海姆（１４１１）說得就更露骨了：“在教會的存在遭到威脅時，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約束。為了統治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詭詐、背信、暴力、賄買、監獄和死亡。因為一切秩序都是為了群體，個人必須為共同的利益作出犧牲。”

　　革命只要有了崇高的目的，就永遠是合乎理性的、正確的，即使發生了卑劣的行為或無情的屠殺，也是無關宏旨。這些引語就已經暴露了作者本人的困惑，而這也是書中主人公魯巴肖夫的困惑。

　　魯巴肖夫是革命元勛，前蘇共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只不過對黨內某些不正常現象產生了懷疑便被捕入獄，經過了一系列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竟然承認了種種憑空捏造出來的罪名，並最後被處決。

　　魯巴肖夫是在做著被捕的噩夢中被催醒，然後真實地被捕的。被捕時既沒有家人的哭叫聲，也沒有其他的喧囂聲，這裏體現的是徹底的機械的物的遊戲，而不是人與人的關系。

　　在牢房裏，魯巴肖夫進行了反思和回憶，他思考的方式是徹底的唯物的理性的哲學邏輯。他困惑地回憶起了“黨”和“歷史”在他的心靈中的分量。

　　他記起他曾用教訓的語氣對一位國外的年輕的黨的工作者理查德說：“黨是永遠不會錯的”，“你和我可能犯錯誤，但黨不會”，“黨是歷史上革命思想的化身。歷史不知有什麼顧忌和猶豫。它永遠地、不犯錯誤地流向前面的目標。每次轉折都留下它夾帶的汙泥和淹死的人的屍體。……對歷史沒有絕對信任的人，是不配留在黨的隊伍的。（ｐ３４）

　　由於理查德不同意他的意見，對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決定表示了懷疑，魯巴肖夫毫不猶豫地把理查德清除出了黨組織。

　　他還回顧自己在內戰時期，由他親手殺死的人大約在七十到一百之間。

　　外國同志小洛埃歷盡艱辛為黨工作，卻受到了黨的官僚主義的不負責任的冷漠的對待。個人關心黨，黨卻絲毫不關心個人。小洛埃抱怨說：“黨越來越像一塊化石了，它的每一條肢體都患有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這樣來進行革命。”這也是對代表黨中央的魯巴肖夫的批評。

　　共產國際號召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組織某國碼頭工人起來抵制裝卸運往某敵國的貨物，可是卻有五艘從共產國際中央的國度開來的貨船裝滿了要運往敵國的軍用物資。這種以革命的名義所幹的反革命的勾當令工人們大為反感。碼頭工人指責魯巴肖夫：“你們嘴上說什麼團結、犧牲、紀律，但是你們的船隊卻在幹破壞抵制的勾當。”小洛埃同意這種意見。三天後，碼頭支部幾個領導人被開除出黨，小洛埃被黨報揭發為“奸細”，再過三天，小洛埃上吊自殺。作為領導人的魯巴肖夫對革命的理解是，中央的利益永遠高於一切，革命只需要工具的理性，決不要道義的理性。他本人對人們的生命也是毫不關心。

　　魯巴肖夫在獄中的日記寫道：

　　……最終的真理在最終之前總是謊言。據說第一號有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為他永久同榻共眠。他理該如此；……我們是以普遍真理的名義實踐的新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這就是我們的偉大之處。……我們唯一的指導原則是必然的邏輯的原則。（ｐ７６）

　　我們比別人更加徹底地學習了歷史。我們與別人不同在於我們的邏輯的一致性。……在歷史上對於人類的前途，從來沒有像我們這樣把這麼多的權力集中在這麼少的人的手中。……因此，我們必須懲罰錯誤的思想，就像別人懲罰罪行一樣：用死亡。（ｐ７８）

　　魯巴肖夫的女秘書阿洛娃就曾是他的機械物工具，既是他的好用的機械工具，又是他的隨時可用的性工具。“她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睛的表情就像平時一樣：‘你願意怎麼樣待我都行。’”（ｐ９１）這是標準的機械物的語言，像有情，卻無情，真是徹底的唯物性質。“魯巴肖夫不論白天還是夜晚都生活在她的豐滿懶慵的肉體的氣氛中。”人與機械一體不分。可是由於阿洛娃受哥哥被捕的牽連，被撤銷職務並奉召回國，他卻沒有為她辯護一聲。不久，阿洛娃被處決。

　　魯巴肖夫的反思透視革命、透視黨、透視歷史、透視自己……但他用的方法卻是徹底的唯物的哲學的邏輯，得出的結論是：“我願意付出代價”！

　　審訊總共進行了三次，前兩次的審訊員是伊凡洛夫，他是魯巴肖夫的老戰友。審訊中，盡管伊凡洛夫自稱不帶憐憫心，然而，他不想用酷刑來對待老戰友，他相信革命邏輯本身的力量。他要魯巴肖夫用共同的邏輯促使自己屈服，自願認罪。可是結果卻不等審訊完畢，審訊員本人反而比魯巴肖夫先被處決。

　　接替伊凡洛夫的審訊員格列金，是年輕的“新石器時代人”。他只相信從體質上對被審訊者進行折磨的物質性力量。他反倒滿足了魯巴肖夫自我表白“忠誠”的光榮感，並稱黨還要交給他一個任務，要他痛痛快快地認罪，“你的任務是避免引起同情和憐憫。對反對派的同情和憐憫，是對國家有害的。”

　　格列金使魯巴肖夫自願地“付出了代價”，自願地受辱，自願地放棄了作人的自尊，最後是自願地去死，死了之後還要戴上“反革命分子”、“祖國的叛徒”等憑空捏造的帽子。這種對人性的徹底的唯物性，真是讓人難以閱讀下去，更對魯巴肖夫的“自願”禁不住要感到惡心甚至嘔吐。

　　《中午的黑暗》用藝術展示了人性中的非人性，徹底的機械物性，甚至超獸性。這裏的黑暗並不是“第一號”一個人制造的，被害者們本人——魯巴肖夫、伊凡洛夫們本人也同樣積極地參與了制造，所以他們“願意付出代價”。這個故事與中國古代判案故事中的“屈打成招”並不是一回事，因為本書中的故事還貫穿了一種哲學，一種嚴格地按照機械物性原則的邏輯，這種邏輯可以使人不僅忘記自己是人，甚至忘記自己是動物，而只認定自己是可以任人擺布的物，簡簡單單機械的物。如書中阿洛娃對魯巴肖夫所說：“你願意怎麼樣待我都行”，極而言之，甚至讓“我”去死，不僅去死，而且死後還要戴上使人的尊嚴受到種種侮辱和蔑視的帽子：叛徒、奸細、間諜、反革命分子、小醜等等。正如本書最後一節所表明的：“我”只不過是“語法虛構”。

　　最後，我想再重復一篇馬丁•路德•金的話：歷史上真正可悲的不是少數壞人做了惡事，而是大多數好人對這些惡事保持沈默，甚至逆來順受。我想再加上一句：當少數壞人還運用一種哲學把人徹底變成物時，這種悲劇就不僅是部分人的悲劇，而是人類的時代的悲劇。

　　（《中午的黑暗》，譯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版）


發稿：200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