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為時代留下見證的人——讀惠文先生的《三年困難時期整社紀實》

我很敬佩網上“中國大饑荒檔案館”的主持者，搜集編輯了如此眾多的資料，以記錄一個中國現代歷史上悲慘而又荒唐的年代。惠文先生的《三年困難時期整社紀實》是該網站上的最新資料。這部書稿給網站增添了有份量的內容。除了這方面的貢獻之外，我還想指出這部作品樹立了一個為時代留下見證的人的榜樣。

幾年以前，曾經有一位美國學者很認真地告訴我：她發現在中國的各代人之間，年輕的一代對上面的各代了解非常少。這一點使得她驚訝。她問我，中國人是否一般不給下一代講他們的切身經驗？

我想，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因為研究文革歷史，采訪了大量的文革經歷者。我的一個基本方法是盡量不依靠書面的文字的紀錄，而另辟蹊徑調查了解事實。我發現和記載了一批文革的受難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小學教員，他們在文革中被“鬥爭”，並且喪生。

１９９６年，我訪問了一位北京大學的教師。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他是大學生。他慷慨應允我訪問，並且讓我把談話做了錄音錄像。後一點在采訪對象中是不常見的。

文革的故事，特別是文革受難者的故事，當然不是令人感到輕松愉快的話題。談著談著，一個小時以後，忽然話題轉到了大饑荒年代。這位老師告訴我，他是從安徽省農村來的。在“三年困難時期”時期，他的父母都餓死了。他的父親在１９６０年餓死，他的母親在１９６１年春節餓死。他們家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餓死。村子裏他的同齡的小夥伴，沒有上中學的差不多都死了。他因為在１９６０年到縣城中學裏住讀，學校管學生的夥食，所以沒有餓死。當時在路邊，就躺著餓死的人的屍體，也有的還有氣兒，別的人餓得沒有力氣去管。

我當時聽得目瞪口呆。我很難想像，生產糧食和其他食品的農村人民，會這樣大批活活餓死。可是這是事實。只是因為沒有人告訴過我，我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過這樣的事情發生。實際上，這也很像有些人看到我寫的關於文革暴力迫害和受難者故事的文章，也大為吃驚，覺得聞所未聞，因為官方審查後準許發表的關於文革的文章，很少甚至沒有提到這些事實。

這位老師的老家是安徽全椒縣。這個地名我是知道的，因為《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全椒縣人，文學史書上記載著。吳敬梓是１８世紀的作家；但是全椒縣在４０年前發生的這樣可怕的饑荒，我這個努力寫作稍後幾年發生的文革歷史的人卻並不知情。

這是歷史寫作的危險：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能被我們漏記了！

當我聽到全椒縣的饑荒故事的時候，一下子甚至覺得文革雖然殘酷，但是和這樣的饑餓相比，反而顯得輕淡了很多，因為這樣讓大批農民活活餓死，實在是太殘暴太兇狠了。另一方面，我也因此而更深地理解了文革：文革時代，幾乎沒有被迫害者反抗過。他們忍受種種非人的虐待和折磨，直到死亡。文革的這一特點會令後人詫異。但是從饑荒時代的情況看，可以了解到既然被活活餓死都無法反抗，何況其他迫害呢。

我總是希望自己在完成文革調查之後，可以調查在文革前發生的社會歷史事件，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了解歷史，另一方面是為了從中梳理出文革的起源。但是因為沒有結束前一項工作，也就未能真正開始後一項調查。

現在，我非常高興在“中國大饑荒檔案館”網站上讀到了惠文先生的《三年困難時期整社紀實》。在這裏，我們看得到明確而清晰的記載。我們可以從中了解饑荒曾經嚴重到什麼程度，以及死人的事情如何發生。惠文先生寫到了有農民在饑荒中吃了死人肉。“人吃人”在當時不是比喻性的說法，而是實際發生的醜聞。他也通過事實寫出了饑荒發生的根源。比如，他寫到省委書記特批兩萬元玻璃修建暖房保護一株“棉花王”。這種方式對提高棉花產量毫無益處，而兩萬塊錢假如拿到國際市場上購買小麥，可以救活相當一批瀕臨餓死的人。

惠文先生的書稿的內容，不但對於我們了解那一段慘痛的歷史很有幫助，也開始了一個由經歷者用非常正式的態度來記載大饑荒的新方向。

惠文先生的文稿，和僅僅運用已有的文字記錄來做的研究不一樣，因為有他自己的觀察和體驗，特別在官方嚴格控制媒體的情況下，這種自己的觀察和體驗尤其重要。他的文稿，和一般隨感式的文章也不一樣，他有事件發生的清楚的日期、地點以及經過，這些使得他的描述堅實而可靠。

我知道，寫作這樣的歷史，是非常沈重非常難過的事情。和描寫風花雪月相比，與高談闊論相比，和傾瀉私情欲念相比，描寫中國的文革和饑荒等等慘痛的歷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另外，由於“上面”對文革和饑荒等歷史記載的嚴格管制，作者還必須承擔這方面的壓力和恐怖。但是，惠文先生作了。應當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謝和敬意。也希望他的同時代人，能夠像他一樣，為後人提供時代的記錄和見證。

發稿：2002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