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對話與全球正義——“9•11”周年祭訪許紀霖教授(上）

【新生9月12日訊】

　　本文為刪節版本，發表於《社會科學報》2002年9月5日
　　本文的完整版本將發表於《世紀中國》10月上旬
　　本文的論文版本將發表與《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10月號

　　吳冠軍（以下簡稱“吳”）：“9•11”事件距今已是一周年了。去年的這個時候您正在哈佛大學進行學術訪問，可以說那些歷史性的恐怖時刻正發生在您的周遭。這一年來，我知道您從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的角度對“9•11”作了多層面的反省。值此“9•11”周年祭，我很想聽聽您的思考與感受。

　　許紀霖（以下簡稱“許”）：“9•11”事件對我來說具有很特殊的意義，去年這個時候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和美國人民一起經歷了那個驚心動魄的時刻。當時我就在波士頓，甚至存在一種可能，成為恐怖事件犧牲品。因為在9月初的時候，我想去黃石公園旅遊，打算參加秋季閉園前的最後一班旅行團。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在9月11日這天坐飛機從波士頓到洛杉磯，很有可能坐上那架撞上世貿大樓的聯合航空公司的航班。真是陰差陽錯，在最後辦理時那班旅行團名額滿了，於是就提前一班出發。正是在黃石公園的時候，我聽到了這一震驚世界的恐怖事件。

　　之後，我從洛杉磯回波士頓的時候，又恰巧搭上“9•11”之後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恢復開放的第一個航班。回到波士頓，正是早上6點多鐘，機場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當地的電視臺全部出動，前來采訪。我突然感覺到，“9•11”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在美國坐飛機，就像英雄一樣。

　　感恩節的時候我去紐約，盡管離“9•11”慘案已有兩個月，但現場仍是十分令人恐怖。這種沖擊感是你無法在電視和照片中能感受得到的。你會真切感受到，人類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創傷。這個創傷的傷口到今天還在繼續發痛。

　　如今全世界都在反思“9•11”，大家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9•11”對整個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使我想起了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候（2000年）曾經刊載的一組專題文章。其中，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教授在其文章中談到：一個新世紀的來臨，並不是以一個自然的時間為開始的，而是以某一個重大的事件為標志的。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開始的標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二十一世紀開端的標志是什麼？他當時沒有說。“9•11”以後，金教授給我打電話，對我說：“二十一世紀開始了。”聽了這句話，我同樣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是否新的世紀並不會給人類帶來繁榮、和平、發展、富強，而是會帶來一種新的自相殘殺的恐怖？是否“9•11”意味著一個新世紀的惡兆？

　　的確，環顧四周我們可以看到，“9•11”以後的這一年世界並沒有變得太平，反是變得更加動蕩不安。阿富汗的戰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無休止的沖突，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炸彈”……“9•11”的陰影繼續籠罩著整個人類。我們不得不從“9•11”事件的本身來反思，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連綿不絕的恐怖主義和戰爭？這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與深思的問題。

　　吳：“9•11”事件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簡單甚至粗鄙、但無疑確實很有“市場”的論調：“9•11”事件與隨後的阿富汗戰爭乃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沖突”。對此您是怎樣看的呢？

　　許：我記得，“9•11”以後，網上有一群中國知識分子發表宣言，宣稱“9•11”不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是文明與反文明、文明與野蠻的沖突，他們把“9•11”事件定性為對現代文明的挑戰。從譴責恐怖主義的角度來說，這樣一種思路是可以理解的。誰都不會同情恐怖主義，都贊同恐怖主義是對現代文明基本規則的一個挑戰。但是，對於以理性反思為己職的知識分子來說，僅僅局限在這樣一種政治家式的政治表態，只能是思想淺薄的表現。我們不得不追問：為什麼恐怖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在一個所謂全球化、文明普世化的世界裏，依然能夠大行其道，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野蠻的本性卻隨著現代性在繼續蔓延，這又是為什麼？難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惡總是與善在並行發展，同步增長？艾森斯塔特專門有一篇文章討論野蠻主義與現代性的關系，中文翻譯發表在《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上，他深刻地指出：野蠻主義不是前現代的遺跡和黑暗時代的殘余，而是現代性的內在品質，體現了現代性的陰暗面。野蠻主義有多種：暴力、侵略、戰爭和種族滅絕。恐怖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極端形式而已。

　　為什麼會出現恐怖主義？是不是我們簡單把它定性為“野蠻”，問題就能解決？當時布什政府覺得恐怖主義的根源在本•拉登，在阿富汗。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本•拉登所指揮的這個恐怖主義組織“al Qaeda”基本上已經被打得無還手之力，阿富汗也已改朝換代，不再成為恐怖主義的大本營。但是這個世界並不因此而太平，類似像“9•11”的慘案繼續發生在中東，發生在耶路撒冷。顯然，對付恐怖主義，並不是簡單地用戰爭、武力或道義譴責的方式就可以改變的，在當今世界有它深刻的淵源與溫床。如果溫床繼續存在，不管你道義或武力再強大，恐怖主義依然是殺不光、滅不絕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從現代性的角度來討論恐怖主義的淵源。雖然從文明與反文明的角度來說，恐怖主義和現代性是一對沖突。然而正如艾森斯塔特所分析的，恐怖主義恰恰是現代性的產物，或者說是對現代性、全球化的一個絕望的反應。

　　在我看到的所有關於“9•11”的分析中，哈貝馬斯對“9•11”事件的判斷是最發人深省的。“9•11”以後不久，哈貝馬斯在接受“德國書業和平獎”的演講辭裏深刻地指出，“9•11”事件“觸動了世俗社會深處一根宗教的神經”。也就是說，這個世俗社會意味著全球化，整個現代化發展到了任何一個角落，不管你是什麼民族、什麼國家、什麼部落，你是什麼文化，你相信什麼宗教，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水準，現代化都極大地改變了你原來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它把資本主義化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化的生產關系以及現代的人際關系帶到了世界各個角落，這與很多地區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發生了極大的沖突。現代化的擁護者原以為現代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現代化無法解決一個很重要的人生問題：“人生的意義在哪裏？”，這是現代性無法解決的。這一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宗教所提供的，另一方面，現代性也無法回應人們的一個集體認同的問題。整個全球化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單一化：大家看的是同一個好萊塢電影，享受的都是同一種生活，吃的是麥當勞，穿的是同一個名牌，但是這些東西並不能解決人的心靈深處的一個信仰問題，也無法解決他自身的認同問題。這些信仰、認同顯然無法從這樣一種普世化的世俗意識形態中尋找答案，它還得回到原來自身的文化傳統或者宗教傳統裏尋找。在世俗化社會裏，宗教問題不僅沒有被消解，而且越來越尖銳化。

　　韋伯曾說過：“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除魅的過程。”這話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在一個現代性社會裏，宗教、信仰不再成為一個問題，而應理解為在現代生活裏，這些問題已經被剔除到公共生活之外，完全成為私人的問題。你個人信仰什麼，完全是你私人的選擇，公共生活並不給你提供標準的答案，問題在於，人生的意義個人是無法解決的，宗教的問題永遠是一個與公共生活有關的問題，但是現代性卻完全把它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這使得個人更處於某種孤獨、仿徨之中。他們要在公共生活、集體生活中重新尋找他們的依歸，所以，在世俗生活裏宗教問題重新以另外一種形式日益尖銳化起來。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裏專門講道：這幾十年來，整個世界宗教問題越來越突出，教徒在增長，其中，增長最大的是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確實，當今世界的很多沖突，它的背後如哈貝馬斯所說的——有一根“宗教的神經”。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回過頭來看：為什麼這些年來的沖突，特別是“9•11”事件，恐怖主義很多是源自於阿拉伯，有伊斯蘭文化的背景的？當然我很不贊成本•拉登把“9•11”的攻擊渲染為一場所謂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聖戰”，布什一度與拉登同一腔調，把對阿富汗的戰爭宣稱為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我們無法把“9•11”對抗說成是兩種不同宗教之間或者兩種文明——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對抗。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在伊斯蘭文明內部也很復雜，他們中絕大部分，除極端派、原教旨主義者外，都不贊成這樣一種恐怖主義方式。顯然恐怖主義並不能代表伊斯蘭文明。但是，恐怖主義的出現又是與宗教沖突有著密切關系。

　　吳：那您是如何看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

　　許：中東被描述為“文明沖突的斷層線”，在這裏宗教之間的沖突表現得異常緊張。阿拉伯和猶太人之間糾纏了幾千年歷史的恩恩怨怨，我們很難用簡單的“是”與“非”來加以衡斷。這是一個宗教的世界，我們無法避開宗教來談他們之間的恩怨。我這樣說並不是意味著同情恐怖主義，而是只有真正認識到這一層，我們才能理解如何消除恐怖主義的根源。這個根源是與現代性聯系在一起的。現代性在造就整個世界的輝煌，特別是物質的輝煌和人的心靈的豐富的同時，也使得信仰、宗教的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在這個意義上，“9•11”以後再回頭看亨廷頓前幾年的驚世駭俗的論斷“文明的沖突”時，已不是用簡單的批評就可以掩蓋起來的“狂言”。就像亨廷頓後來反復說明的，關於文明的沖突實際上是一個所謂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在他看來，世界總是處於一種沖突之中，在不同的時段裏沖突的中軸線是不一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主要是歐洲範圍裏民族國家的沖突；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軸線變為冷戰的意識形態的沖突，即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兩大陣營的沖突。80年代末蘇東解體以後，怎樣來重新理解、解釋這個世界的政治？他們之間的沖突淵源在哪裏？亨廷頓以他的睿智發現文明的沖突可能是今後主宰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沖突的淵源。當然這種赤裸裸的論調後來受到了很大的反彈，亨廷頓後來解釋說自己並不是要鼓吹文明沖突。“9•11”後他再三強調“9•11”事件不是文明沖突。他堅持這個預言是要提醒人們註意到文明沖突的威脅，我們需要文明之間的對話。不管我們的心靈多麼善良，希望文明之間不應該或者不會有沖突，但是文明之間不同的宗教、文化由於對世界的不同理解會產生很多分歧。這些分歧如果與民族國家利益的沖突糾結在一起的話，會對整個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因此我們對“9•11”事件的反思不能僅僅停留在一個簡單的所謂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沖突，必須從文明深處來觀察它，從而才能真正地在文明的夾縫中間根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問題。

發稿：2002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