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統治危機（下）

該文譯轉自美國雙月刊《外交事務》2002年9/10月刊。文章作者裴敏辛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助理。作者正在著書《陷阱中的中國過渡期：獨裁發展的終極》。

共產黨的終結

中共的衰落始於毛澤東統治時代，其晚期的政治狂熱在1966至1976年的文革中達到瘋狂，嚴重地毀壞了中共。鄧小平的上臺以及他的漸進改革延緩了中共的毀滅，因為經濟上的增長，大規模鎮壓的結束，及個人自由的擴大部份地彌補了中共敗壞的形象。但是鄧的市場經濟改革形成了另一種機制，開始腐蝕中共的支柱，由於經濟改革的深化，中國社會很大一部分愈加貧困，包括生產糧食的農民和國有企業的工人。稅收饑荒使得國家無法補償改革中的失去利益者，結果除了提倡自我犧牲和開空頭支票之外，中共無法在對政府不滿的群體中得到政治支持。

中共的一些權貴們同時也將政治權力轉換成經濟利益，利用官場交易發財致富。在一次調查中，從一所地方黨校接受培訓的幹部中，大約三分之二說他們的晉升完全取決於上級的青睞；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認為靠自己努力會開拓仕途。被內部的私下官場交易搞得四分五裂的執政黨幾乎不可能從社會中贏得廣泛的支持。值得註意的是，作為原先中共專長特征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實際上已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一種簡單的解釋是這類運動會引起混亂並導致政治極端，如同毛的年代。然而更確切的原因是，即便中共想采用政治運動，也不再擁有發動運動所需要的政治號召力或組織能力，如北京企圖抑制8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人士和90年代末的法輪功精神運動。越來越多的是，當中共面臨對其權力的直接挑戰時，通常是依賴鎮壓而不是動員公眾反對其對手。

僵化

中共的衰落可用三個領域來衡量，組織滲透力的萎縮，權力和公眾號召力的侵蝕，以及其內部紀律的瓦解。回顧以往，中共組織性的衰落幾乎是命中註定的，歷史上，列寧黨只有靠國家控制經濟才能發展成長，這種經濟提供的經濟結構（國有企業和集體農莊）形成共產黨的組織基礎。追求市場改革使得農村公社和國有企業瓦解，中共成為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新的經濟結構基於家庭農業，私人經濟和個體勞動力，這和其黨的機制格格不入，例如中共的內部報道稱，近年來農村半數黨支部呈“虛弱”或“癱瘓”狀。在市區，中共無法滲透到發展中的私人企業，其原有的組織基礎已隨著國有企業而崩潰。在2000年，百分之八十六的全國一千五百萬私人企業中沒有一個黨員，中共只能在百分之一的私人公司內建立黨支部。

與中共的組織性腐敗並行的是其在公眾中的權威和形象的衰落。1997至1998年在北京對818名外地民工做了民意測驗，結果顯示中共的普遍形象是自我利益集體。只有百分之五的被調查者認為他們的黨幹部“為鄉民的利益工作”，百分之六十認為他們的地方官員“以權謀私”。其它民意測驗顯示了公眾相似的對中共的負面看法。1998年中共反貪汙機構主導的一項對十省的一萬二千名城鄉居民的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同意“大多數的黨和政府官員是廉潔的，” 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只有少數黨和政府官員是廉潔的。”

在中共官員失去威信的同時，黨的意識形態號召力也徹底消失。1996年官方的全國工會所作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十五接受民意測驗的工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他們的最高理想，”百分之七十的人說他們最大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幸福。甚至一些權貴們也開始承認這一事實，盡管很勉強。1998年在東北吉林省對673名官員作民意測驗，發現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認為政府形象和權威已經衰退。

中共組織和威信衰退的核心是黨員信仰和內部紀律的崩潰。溜須拍馬和腐敗盛行。地方上的中共領導人買賣官職在80年代還是聞所未聞的，但到了90年代卻十分盛行。1998年官方反貪汙機構對兩千名省級官員作民意測驗，發現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認為買賣官職方興未艾。

更為擔憂的是，盡管腐敗顯露出的致命威脅已超過失業問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嚴重因素。中共表現出無能力執行內部紀律，最近的官方行動，尤其是起訴和處決了幾名高官，試圖造成以體現中共領導層在同腐敗作鬥爭的聲勢。但是全面觀察這些數據會發現不同的事實。大部份被政府逮捕入網的腐敗官員看來都輕易過關，從輕發落。例如1992年至1997年有六十七萬黨員受處罰，但只有三萬七千五百人，即百分之六被刑事起訴。說實話，自我監督對一個不用對任何人負責的執政黨來講是不可能的。據一名中共高官講，近幾年中共只開除了百分之一的黨員。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共政治衰退的最大因素可能是缺乏競爭。競爭會迫使該黨重訂黨章，吸收真心為民的黨員。但就象壟斷公司，中共竭盡全力防止對手的出現。沒有了外部壓力，類似中共的專制體制不可避免地產生全面的病態，如官場交易，組織虛弱，以及不負責任。更重要的是，當政治環境突然變化時，一黨制幾乎不可能應付新出現的競爭對手。蘇聯集團的崩潰，以及發展中國家類似的專制政黨（如墨西哥社會革命黨）的失敗表明，政治動員力的侵蝕構成對中共的長期威脅。

在中國農村，制度腐敗非常嚴重，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緊張程度達到了危險的地步。在一份令人吃驚的內部報告中，公安部承認“在一些［農村］地區，如果不使用警力，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征稅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些農村，農民的反抗非常猛烈以致於地方官員不敢露面；這些區域實際上已經失控。

這種憤怒的最重要根源是因為繁重的稅收負擔都壓在了中國最貧窮的公民身上。1996年農業部門的實際稅率（不包括鄉鎮企業）估計是50%。事實上，征集稅收和費用已經成為農村政府官員的唯一任務，占據他們60-70%的工作時間。在有些地區，地方官員甚至招募一些地痞流氓來征稅。這種做法已經造成了對支付不起稅收的農民的非法拘禁、拷打、甚至導致死亡。尤其令農民憤怒的是，他們支付的高額稅收似乎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一點政府服務。因此，這種高額稅收、嚴厲征稅和缺乏服務已經使得大批農民轉而反對政府。最近在農村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農民一致認為苛捐雜稅是社會不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

值得註意的是，隨著收入不平衡情況的增加，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變得也越來越緊張。可以肯定的是，這個過程背後的原因極其復雜。盡管造成全面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別和地區差別，但在同一地區和城市內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也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著。最近的調查發現，收入不平衡已成為公眾最關心的三件事情之一。在官僚腐敗十分猖獗的社會背景下，這種不平衡的加劇更增添了公眾對政府的憤怒，因為多數人相信只有腐敗分子和特權階層才能積累財富。這種感覺不是沒有根據的。一項學術研究估計非法收入使得80年代收入不平衡狀況增加了30%。

中國政治體系內缺乏監督制度，這會束縛當局減輕和解決政府和社會之間緊張關系的能力。情況證明，最近的改革，比如建立農村選舉制度和改善法制是不充分的。中國XX黨不開放政治體系和擴大體制內解決沖突的渠道，造成了受侵害的群體訴諸集體抗議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尋求補償。

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緊張狀況積累起來終將造成中國的不穩定，特別是因為造成這種緊張的體制使得中國XX黨處於無望境地。不斷加劇的緊張局勢更增添了任何改革的風險，即使是作為補救的手段，都可能會引發一場革命。愛利克斯.德.濤克瓦裏第一次觀察到這樣一個矛盾現象：當壓制性政體試圖進行自我改革時，他們很可能被推翻。這種嚴肅的情況甚至會阻礙中共內部最積極的改革派去尋求變革。

改變觀點

糾正中國日益加重的管理缺陷應該是國家新領導人的首要任務。目前，這些由冒牌共產主義的自相矛盾所帶來的問題非常嚴重，但未到致命的地步。如果新領導人能夠著手解決管理不善的體制性原因，中共或許能夠解決自身問題而無需冒引發政治動亂的風險。但是，接班戲劇的出現，將會阻礙短期內的實質性變化。即使提出一個溫和的改革方案也有可能威脅到一個領導人的政治前途。而且，進行一場具有風險的改革需要政黨的高度團結，而一個爭權奪利的領導層不可能創造這種團結。

因此，中國的管理缺陷可能會繼續加重，威脅到經濟的穩步發展。這種緩慢醞釀的管理危機也許不會立即引起當局的垮臺，但是政治體系嚴重弊端的不斷加劇將最終壓制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因為糟糕的管理會使貿易和投資更為昂貴、更具風險。當這種長期停滯出現時，目前的經濟活力可能很快就會衰退。

這種可能性使人對有關中國的一些主要設想產生了懷疑。布什政府內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既不可避免，又具威脅性。這種思想引起了政策方針的改變，以對抗這個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國際商界在熱衷於中國市場之時，極大地低估了存在於中國政治體系上的風險。似乎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他們關於中國崛起的基本假設是否可能是錯誤的。這些假設應該通過一個更現實的評估來重新考慮：中國如果不重新構建它的政治體系，其制度有沒有能力在持續穩定的基礎上產生影響和創造繁榮。在北京更換領導層之際，世界需要重新考慮他們對中國的長期把持不放的見解，因為這些見解可能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完）

發稿：200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