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燧人氏

中國古代傳說的“三皇”，有若幹版本（大約有六種之多），剔除重復，綜合起來看，計有“燧人氏”，“伏羲氏”，“女媧氏”，“祝融氏”，“神農氏”，“黃帝氏”六人。其中，按照史前文化的發展規律推想，火的發明者“燧人氏”排在首位，當無疑義。

“燧人氏”是遠古非常重要的文化發展時期的部落酋長。

關於“燧人氏”的傳說，《韓非子·五蠹》所說較為可取——

“民食果蓏蜯蛤，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

這裏文字雖然不多，但它所透露的消息卻相當豐富，值得分析。

它天才地猜想出，遠古人類的文明結構是從“鉆燧取火”開始的。這個猜想也同樣引起了我的猜想。

燧人氏時代，結束了生食。而隨著熟食的出現，人們的營養補給大大增加。由於火的出現，智人的直立行走之後，產生了第一次重大革命。從現在原始考古發現看，“山頂洞人”時期是可能與“燧人氏”相對應的。“山頂洞人”遺址已經發現了經過磨光、鉆孔等工藝加工的石頭、獸骨、蚶殼等珍貴裝飾品。且有灰層出土，證明了先民可能掌握了升火的技術——不僅僅是保存火種的技術。而這，就要用到“鉆燧”——鉆木或敲打火石（與山頂洞人大約同時期的“大窯文化遺址”，出土石片上千件，其中一部分應該就是燧石石料）。“山頂洞人”時期應在一萬年前左右。

關於用什麼方式來計算世界的年代問題，歐洲人一般喜歡從亞當夏娃算起。這從他們留下的“歷史”典籍中，是可以找到根據的。

人類有溯根尋祖的天然沖動，東方西方概莫能外。有趣的是：東方人的尋祖熱情落在“人格”一面（那位開天辟地的盤古也是具有人格意義的英雄神，我另有文論盤古，參見《行者：罌粟園的孤旅》，載《北方文學》1982年第2期），西方人的尋祖落在“神格”的一面。世界早期的歷史圖像，從源頭上就有了歧異色彩。

中國人對“神格”的省略，其結果是直接將“神”的屬性賦予了“人”——一個放大而又神話了的人。

說到底，人是需要宗教關懷的。如果沒有宗教，就會有一個“類宗教”來作為替代。中國近三千年的世俗社會，帝王們總是作為“天子”，或如民間所謂的“真龍天子”，來代行“天意”——而這個位置，在早期歐洲，是由耶穌來坐的，並且，隨著“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之後，歐洲開始了政教分離的社會改革。於是，神聖羅馬帝國與資產階級運動並行不悖，終於出落為今天的“主流國際社會”。而東方，最高統治者總是做著“天人合一”的把戲，聖旨與神諭具有同等的威權，且以此威權連綿不斷地參與著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資本主義時期”，也便成為東方的空白（馬克斯·韋伯的一個思想就是：政教合一是經濟發展落後的根源之一；而經濟的發達必有賴於政教分離，證之於歷史的或邏輯的，洵知此言不虛）。

《韓非子》在這裏透露的“聖人”信息，就與英雄崇拜而不是神祇崇拜有關。

遠古人類在史前艱苦的生活環境中，特別需要勇氣、智慧與創造性。而這個時期，經由遺傳、閱歷與意志打造而成的個人因素就凸現出來。
“燧人氏”肯定是極富原創精神的英雄。他善於動腦筋，重視氏族人的生命價值，致力於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也許是在洞穴生活與石頭不斷打交道的過程，一個偶然的機會，石頭與石頭碰撞出了火花。伏羲氏開始了大膽而又聰穎的假設：如果我用兩塊石頭互相打擊，是不是也可以冒出火星呢？而這個火星是不是又可以點燃幹草呢？在這樣偉大的發現沖動的支配下，第一次科學實驗開始了，而他竟因此獲致了成功。第一簇人工升起的火焰，比起後來的煉鋼爐和核反應堆給出的能量小得多，但卻理所當然地偉大得多。

這樣，人們在驚嘆之余，不禁對原創者有了愛戴和崇敬，“聖人”就這樣誕生了。

中國最初的聖人，原來不過就是這樣的“部落英雄”。事實上，所謂“聖人”，就是某一方面資質稟賦與眾不同，對人的發展有所貢獻，但是被後來的讀書人神化了的族群英雄。聖人，實際是人；但在後來的傳承中獲得了神的屬性；是人神雜糅的東方的特殊人物。中國的所有的皇上，因為個個都是“奉天承運”，所以，個個都是人神雜糅的。在沒有神的天空下，由於需要，人人都有做神的動機或沖動——中國的皇權意識（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就是這樣生成的。

李澤厚將這類務實性的、功利性的中國現象稱之為“實踐理性”。現在想想，這個概念還可以繼續堅持下去。但也許正因為“實踐理性”的突出，遮蔽了遠古人類追求終極價值的潛在沖動，宗教性質的感覺抽象，於是遭遇省略。待至近代以降，唯物理念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對至上神的虔誠求告經驗、基督徒的“怕愛”（劉小楓語）經驗、對頭頂星空的敬畏經驗，以及對內心道德律令的自省經驗，於我們大多數人的心中，從來不曾成為被體驗的對象。心的荒蕪，成為一個族群的心靈現象。

沒有神的經驗，也許，真的是一個族群心靈的——缺憾……

發稿：2002年5月21日    更新：2002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