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文革的一個角度（三）

3、大跨度的虛偽，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這種分裂消弭了心靈的緊張，但做戲式的行為也使生活失去了實實在在的力量。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必定會記得小說揭露的一批形象生動的關於虛偽的故事。虛偽也許是文明社會難以避免的東西。因為社會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準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控制人類一些原始的、本能的欲望，所以它們之間總是相沖突。由於這種約束，一個人的行為，往往並不符合他心裏的欲望。病的發生。但《儒林外史》表現了另一種虛偽，不是心靈和行為的沖突，而是行為和行為的矛盾。讀書人可以滿嘴“仁義道德”，可以背得出“聖賢”種種教導，但他們做起事來，卻並不遵守這些，而且，並不為此感到內心不安。小說當然是虛構的，但歷史事實也告訴了我們這種虛偽的嚴重程度。孔孟之道、仁義道德，講了幾千年，和把女人的腳人工制成殘廢、把男人閹割了做太監這些舉世無雙的文化現象並存，彼此相安無事，各時各，無所謂。這也給後來的批判者帶來了麻煩。如果只批評那些“聖賢”書上的話，可能曲解了整個生活事實，因為有些話本是只說不做的，另有一種特別的功能。

這裏使用“大跨度的虛偽”，指的是矛盾著的兩端，中間相隔太遠，差得太大。比如，一個人說的是他想改善孤兒院的夥食，實際上，他只肯捐給孤兒院無濟於事的兩塊錢。這是一種虛偽，但是一種跨度不算大的虛偽。說的和做的一旦拉開了距離，好象橡皮筋拉長後產生一種緊張，畢竟還對人的行為有所約束，使他不致走得太遠。但是如果說的和作的差得太大之後，比如他說他要把自己的整個心都獻給孤兒院，同時卻貪汙公款大吃大喝，這時，緊張已不復返存在，好象橡皮筋拉得過長，斷了，人格的兩端分裂開了，彼此不同，卻並不緊張。比如《儒林外史》裏兩個講“綱常”的秀才舅爺，妹子一死，妹夫把姨太太扶了正，這兩位收了妹夫的銀子，就再不管什麼“綱常”不“綱常”了。小說沒有描寫他們的內心活動，但想來也沒有什麼內心沖突，所以小說也就不寫了。再往後，這兩位可能也依然又講綱常又撈錢地活下去。

“文革”中，林彪，“四人幫”的虛偽也可以說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他們的口號是反對“封、資、修”，是和傳統的私有制及私有觀念“徹底決裂”，甚至還提出“狠鬥私字一閃念”的說法，樹立這方面的樣板人物。做人要做到私念“閃”一下都沒有過，實在是太“完全徹底”了。另一方面，他們爭奪權力，玩弄權術，大搞陰謀，生活上也腐化墮落。---當然，由於他們是上層人物，當時一般人不可能了解他們的那一面。但是，卻使在公開的政治生活中，這種分裂也是嚴重的。

比如，“勞動光榮”這個口號，很多年裏一直叫得很響。“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單位的黨的機關進行，被沖擊的人基本上都是非體力勞動者，運動一開始，各單位“有問題”的人便被命令去勞動。到1966年8月，各單位有了人數眾多的“專政隊”，又名“勞改隊”，而“牛棚”則是晚些時候才出現的說法。“勞改隊”的“牛鬼蛇神”們要唱“牛鬼蛇神歌”，以及掃馬路、掃廁所等等。機關單位沒有我少正經活路可做，就讓“牛鬼蛇神”們在大太陽底下拔庭院裏的草。把勞動視作一種侮辱，一種懲罰。所以，事實上，“文革”弄得勞動越來越不光榮了。更不要說極左路線破壞了國民經濟，人數最多的體力勞動者農民生活困難，很難讓人羨慕。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輕視勞動的思想是很重的，這和體力勞動者勞而不獲的傳統經濟結構相適應。長衫、長指甲這些上層階級的服飾標志都是和不進行體力勞動直接相關的。“文革”中，說“上山下鄉光榮”，“走‘五七’道路光榮”，實際上，家庭出身有問題的青年首先被派往邊遠艱苦的農村，而且幾乎沒有回城的希望；受到批判的幹部才長期留在“五七”幹校勞動。所以，為了證明自己政治身份的優越，人們也不會熱心參加勞動。

粉碎“四人幫”後，從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底，糾正了三十萬零一千余件冤、假、錯案。當時，這些案子的罪名都是“三反”、“反對文化大革命”等等。事實上，並不存在那麼多的反對者。這種平反於是便含有了雙重的含義：一是糾正當時的審判原則，二是糾正當時的假造的事實。後一問題則跟道德水準明顯有關。如果一個人真的相信，“狠鬥私字一閃念”這樣的口號，他怎麼可能捏造事實、制造假案呢？“文革”有一個重要的口號叫做“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大量的假案，說明了“文革”對人們靈魂和道德的腐蝕與破壞有多麼嚴重。

除了那些根本不進行自我反思的人，或根本缺乏這種能力的人，一般人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的這種矛盾時，會感到苦惱。如果這種苦惱能延續保持下去，可能產生試圖認識及改變這種情況的沖動。但是，改變是困難的，尤其當看到周圍的人們可能采取另一種態度時，又加上了一層因自己與眾不同而產生的恐懼心理需要克服。但是，這種苦惱長期留存將引起精神的焦灼和緊張，於是，它就可能被導向另一方向，用一種圓通的辦法來消彌這種緊張。可以說一套，做一套，可以在這裏這樣做，到那裏那樣做。把人格中在邏輯上非一致的、矛盾的東西索性分割開來，也就避免了可能發生的緊張。但這種“人格分裂”，也不是一種完全的“分裂”，只是容忍自己行為的不一致性，放棄保持自己道德原則中邏輯性一致的努力，把一種行為的分裂統一於更低一層的私利之上，以保持或獲得一些安全或物質利益。一些最“聰明”的人通過這種分裂得到了好處。他們高喊“破私立公”，“鬥私批修”，“紮根農村”，當然，還要輔以別的一些辦法。於是，他們得到了職位提升或進大學之類機會，得到了較好的物質生活。他們得到了一些東西，雖然他們並未給人民帶來過什麼實際利益。次“聰明”的人則小心翼翼地找尋或守衛著自己的某個關系，某個“後門”，某個能鉆過去的空子，一邊仍然說著好聽的假話，空話、大話。如通常所說，他可能是“看透”了的，但他的這種“看破紅塵”並不意味著真是“四大皆空”、無我無欲、超越現世了。“看透”往往只是一種了解世故而又拋棄了是非心或道德感的狀況罷了。

一旦虛偽變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況就加倍嚴重了。壞事情的存在，畢竟還不意味著大家認為它是好事情，如果一旦壞事情被當作還可以的事，就更少糾正的希望了。一個作家，可以把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寫在紙上；一個幹部，可以說上一通愛國愛民的道理，然後又用公款吃喝玩樂……。這類對自己行為中的矛盾無所謂的態度，使得生活好象成了做戲，真假難分。揮拳頭，喊口號，跺腳，慷慨激昂，都不過成了可以擔任的幾個角色的一個。這種做戲感松弛了人們內心的緊張不安，消除了產生因文明壓力而形成的精神病的危險，但是，這種分裂也使我們損失了那種認認真真正視人生的勇氣和把握人生的力量。做戲做得多了，自己實實在在在的思想也的不到了，各種行動都變得軟弱了。這是對一個民族生存活力的銷蝕，雖然表面上並不使人感到痛苦。

也許，以上話語，全屬多余。控訴歷史，還不失為一種心理的宣泄；剖析事實，反省自身，不會令人愉快。最初看到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主人公不是覺悟的英雄，就是陷於絕境的受難者，曾經感到毫異覺得和自己的經驗不符，更不要說這些描寫中往往存在不少人為編造也填補不好的漏洞。然而漸漸也悟出了編者用心良苦。這兩種人都不存在的道德選擇的問題。前一種是因為已經作出了選擇；後一種人，身陷絕境，毫無辦法，為了證明他的毫無辦法，還得添加一些偶然因素，這樣，他毫無選擇的余地，也就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道德問題對他來說不復存在。這種“英雄+造反派+受難者=文革”的模式，雖然簡約太甚，卻也使人心安。對一段親身經歷的歷史的認識，要從感性的真實走向理性的真實，首先就得克服一種內心的障礙－－心靈由於懼怕正視事實可能帶來的痛苦而產生拒斥。我們面臨的問題，可能並不是僅僅是缺乏認識能力，而且還可能是我們不願意對自己作出理性的、批評的判斷。然而，既然我們已經經歷了“文革”的苦難，也就不該懼怕正視歷史。難道我們只配在高壓下順從，卻不能在太平的年代主動承擔相形之下多麼微小的反省的痛苦？

把“文革”和“文化”相聯系，強調“文革”的文化原因，並不是要把“文革”的責任推向一種虛無飄渺的根源。首先，不能把“文化”當作一個空洞玄妙的概念使用；其次，“文化”的內涵並不止於一些形容詞所描述的特征；再者，“文化”也並不只體現於古代的經典著作中。文化活生生地滲透於歷史過程中。文化的研究不能離開歷史生活的研究。對“文革”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思考，是我認為那種認為“文革”是和“五四”相似的對傳統文化的“斷裂”的說法，是輕率的。但我也認為，對這一問題進行切實的討論，將有助於把時下正熱的文化討論推向深入。

（全文完）

發稿：2002年5月2日    更新：200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