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明：從一段痛苦的回憶看專制下人們心理的扭曲與創傷

下班了，一位同事來到我辦公室，遞給我一張通知。今晚我市的精神分析協會將舉行每月晚餐講座。主講人是林帝教授。他要講的題目是在獨裁專制統治下的心理創傷。林帝教授是位美國精神病醫生，他花了六年的時間去了解和研究對原蘇聯及東歐統制下的人們的心理治療案例。林帝教授指出：在專制統制下的人們常常表現出心理和行為的雙重性－－他們是被壓迫者同時又可以成為壓迫別人者。無論是被壓迫者還是壓迫者都會產生心理創傷。

我用心聽著，我想起了文革時我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文革開始那年，我才11歲，由於家庭出身不好，不讓加入紅小兵，我和一個同學坐在教室外面的墻根下，聽著從遠處操場上傳來的“造反有理”的歌聲和紅小兵成立大會的喧鬧聲，我陷入深深的自卑中。後來，念高中時，又因為出身不好而不能入共青團，父母都被送去離家很遠的農場接受勞動改造，我常常自嘆，自卑，心情總是很壓抑。可那時我是個很要強的人，我慢慢地在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中長大，開始相信“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並努力成為主流的一員。十八歲那年，我高中畢業，分派在山區插隊。知識青年住的地方叫“大西屋”，是本村富農的房子。解放後被沒收，富農的老婆
和兒子被趕到院子裏最小的耳房。“富農婆”身材瘦小，駝著背，她和她兒子平時很少說話，總是低著頭，一付被人欺負的樣子。

村裏很重視我們這些從城裏來的知識青年，我很快被選為村幹部，成為婦
女隊長，我覺得自己很“革命”，很“積極”。我每天早上負責給隊裏的婦女分配工作，組織她們出勤。記得有次三夏大忙季節裏，大夥都忙著收麥子，幾天幾夜沒睡覺。“富農婆”找我請假，好像是身體不舒服。我當時認為這是階級敵人故意破壞三夏大忙季節。就馬上在地頭召開批鬥會，並非常自豪，馬上寫了一篇稿子到公社廣播站向全公社廣播。我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沒有想到自己這樣做會不會對那可憐的老婦人造成什麼傷害。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一天我和醫生同事們一起討論有關人受到壓抑時的心理狀態，我突然想起了這件事，那老婦人瘦小，駝背的身影重新浮現在我眼前。想到自己曾給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帶來如此大的傷害，我感到從未有過的發自內心的深深的懺悔和負疚。我無法控制內心的自責和悔恨，流著眼淚把這個故事講給了我的同事們。從這件事，我體會到，和被壓迫者一樣，那些被挑動去壓迫別人的人何嘗不也是受害者呢？何嘗不遭受良心的譴責和心理的創傷呢？象這樣從一個被壓迫者變成壓迫別人者的例子在文革期間舉不勝數，其中許多人至今還在自責的痛苦中掙紮。

當年在種種的蠱惑人的宣傳的蒙蔽下，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鼓動下，對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教師進行人身侮辱，毆打打傷，打殘。如今他們又何嘗不受到深深的自責。當年在批鬥會上發言，因為受蒙蔽，揭發批鬥自己父母的孩子們，今天又何不受到良心的譴責。這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不能忘記的沈重教訓。事實上，專制下的信息封鎖和思想控制、暴力強制洗腦、調動群眾鬥群眾，才是導致心理創傷的罪魁禍首。在專制統治下，當權者為爭奪權力，為達到其政治目的以欺騙手段做的種種顛倒黑白，惡毒中傷的宣傳迷惑著人們，最可怕的是，它將仇恨裝進人們的心中，人性中本來的善良在這種仇恨和對當權者專制的恐懼中一點一點地被吞噬。不怪乎許多中國人對於正義的呼聲表現得越來越麻木，甚至有些人是非不分，善惡不明，以至做出許多助紂為孽的事情。

目前江澤民在中國發動的對千百萬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的殘酷鎮壓是其專制統治的又一罪表演。他導演了“自焚”，“自殺”，“殺人”等等醜劇，利用媒體鋪天蓋地地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李先生進行惡毒攻擊和誹謗，其目的是為了挑起不明真相的人們對法輪功的仇恨，進而達到其陰險的目的。他挑動和強迫法輪功學員的單位領導，街道委員會，甚至學員的家人來迫害善良的法輪功學員，使他們造下深重的罪業，要知道“善惡有報”，人做了什麼不好的事，都要去償還自己給別人造成的傷害。

我想用這段痛苦的回憶，勸告那些還在受蒙蔽的人們千萬吸取文革的教訓，切莫偏聽偏信，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明辨是非，在善與惡中做出正確的選擇，擺正自己的位置。

發稿：200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