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清算江澤民的十三年

為了安撫江澤民失落的心，為了滿足江澤民的虛榮心，也為了對外顯示中共的“安定團結”，目前中共傳媒對江澤民仍是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其中最重要的是為江澤民的十三年評功擺好。江澤民這十三年做了些什麼？既然全中國數千家的數千家傳媒都為他評功擺好，筆者就不妨唱唱反調，希望能夠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1)經濟方面

一，怎樣看經濟的成長

目前最蠱惑人心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北京一直自吹自擂說是歷史上最好的時刻，江澤民也以此作為自己留任的本錢。江澤民精通“形式主義”，在大城市廣設“窗口”，所以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

江澤民剛上臺時，中國的經濟還在“治理整頓”，因而負增長，那時主要李鵬負責。但是江澤民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講話中聲稱“和平演變”構成了“現實威脅”，推出“反和平演變”的工作中心，爭論姓“社”還是姓“資”，還揚言要私營企業“傾家蕩產”。

為此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發表南巡講話，差一點把江澤民拉下臺，其後中國經濟才恢復增長。根據官方數字，至今每年的增長率都在百分之七以上，有若幹年份還是兩位數字，但是水份很多。江澤民吹噓他的十三年，固然貶低鄧小平的作用，更完全抹殺中共改革開放的開拓者胡耀邦和趙紫陽，胡趙作為改革開放的開荒牛承受“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巨大壓力，並且先後下臺。江澤民坐享其成，還要走回頭路，只是走不回去了。

江澤民的開放主要為金錢而開放，以投入來推動成長，很少有改革措施，若幹改革主要也靠朱熔基推動，但國企改革等沒有成功。

二，特權階層貪汙腐敗促使貧富差距擴大

中共的改革開放並不全面，政治經濟沒有兩條腿走路，而是只發展經濟，不改革政治，造成制度性的腐敗和社會矛盾的加劇而影響社會的穩定。這個情況鄧小平要負一些責任，但是江澤民要負最大的責任。

鄧小平曾經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反對平均主義的口號沒有錯。問題只在於，既然共產黨號稱是“為人民服務”，不應該自己家族利用特權“先富起來”。因為鄧小平不能以身作則，再加上黨內保守勢力還比較強大，所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被停止下來。以後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只是開放讓外國資金、管理和技術進來而拒絕外國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絕對權力得不到制約，中共的腐化也就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

“六四”以後，江澤民如果能吸取這個教訓，是推行政治改革和阻止貪汙腐敗與貧富差距擴大的機會。但是江澤民沒有那樣做。這一年的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全體會議，其中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三，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四，嚴格按規定配車，嚴格禁止進口小轎車；五，嚴格禁止請客送禮；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汙、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但是沒有哪一條真正做到，還愈演愈烈。但這也說明，中共領導人對腐敗問題心裏非常清楚，只是不願意根治而已，甚至以腐敗的利益來維系全黨的團結和政權的鞏固。

江澤民也可以辯解說當時實際權力還在鄧小平和其他元老手中。但是其後不久，除了鄧小平和薄一波，其他元老相繼去世。而鄧小平也病重不能管事，一九九四年九月下旬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就聲稱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對第二代的接班工作，也就是說江澤民成了名副其實的“核心”。但是腐敗更厲害，因為江以反腐敗為名打擊鄧小平家族，江家起而代之。

也是一九九四年，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恒用數百萬元人民幣買下上海市經委價值上億元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而開始他的“電信王國”生涯。一九九九年，江綿恒更出任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且不說江綿恒何德何能出任這個有崇高學術地位的職務，江澤民更打破鄧小平和陳雲所立下的規矩：高幹子弟做官的不經商，經商的不做官，江綿恒官商通吃，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其後的反腐敗也證明，只要是江澤民的人，如外甥邰展、愛將賈慶林夫婦等雖然貪汙腐敗，但都被保了下來。

特權促使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兩極分化。中國三位親官方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報告，為了防止中國再次出現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防止中國出現第二個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動亂，他們向中國決策者和相關部門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他們發現，目前中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一到兩億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滿意者在三千兩百到三千六百萬人，其比例在7-8%。但如果加上貧困的農村人口，數目就相當可觀，大概有一半。

胡鞍鋼去年分析中國大陸國情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第一世界，就是指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發達地區。第二世界，則指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上中等收入地區，如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等地。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包括沿海地區的河北、東北、華北中部部分地區。第四世界，是指中西部貧困地區、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低收入地區。中國大陸目前約有一半以上的地區屬於第四世界。

以上情況也表明，哪裏外資多，哪裏就富裕。因此不是江澤民的本事，而是外資發展了中國的經濟。

最近路透社引述裏昂證券（北京）新興市場策略師羅思曼的話表示∶“農村所暴露的問題是中國能否在下個十年繼續成長與穩定的最大風險”。在二○○二年，每位農民的年凈所得只有二七二美元，只達都市居民的三分之一。都市與農村所得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數，從一九七八年的0.21，上升到二○○二年的0.46，早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因此下崗工人和農民的抗爭和社會上對現實不滿的極端事件遂常常發生。

三，國有企業帶來的金融黑洞

但是中國社會的危機不止是這些低收入者。江澤民拒絕政治上的改革，導致國有企業的改革因為意識形態的阻礙也停滯不前，“抓大放小”和“債轉股”都失敗了。再加上貪官汙吏的並吞，造成金融業的大黑洞。

中國的國家銀行因為負有向國有企業貸款的任務，大量貸款無法償還而形成銀行的壞帳。北京當局一直回避壞帳的嚴重性，以免引發社會的恐慌而發生擠提事件。實際上按照國際標準，這些銀行早就資不抵債的破產了。官方公布的壞帳數字永遠是25%左右，外界估算則接近40%，約四千七百億美元，將壞帳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一千七百億美元以後，也還是這個數字。舊的問題沒有解決，銀行持有大批債券和房地產貸款形成的不良資產，又成為銀行的新包袱。中共官員已經擔心房地產泡沫的爆破，西方媒體也作出了警告。而這些年來官方所承認每年平均大約二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更是擴大了這個金融黑洞。

現在是八萬億元人民幣的存款在掩飾銀行的破產，一旦民眾對銀行失去信心而擠提，金融就可能崩潰。因此這方面中共相當小心翼翼，除了對金融信息的報喜不報憂外，還一直硬撐股市，取消國有股的減持，炮制利多消息，掩蓋上市公司的醜聞，推遲泡沫的爆破，以免拖累銀行業。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股市也是欲振乏力，成交金額日益縮小，今年八月份比七月份減少40%，然後經歷了“黑九月”的大跌，人們對後市都不看好。官方公布的證券公司不良資產率也達一半，一旦引爆，也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四，通縮帶來的問題

由於經濟發展的成果落在極少數人手裏，大部份人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明顯提高，因此消費能力沒有增長，以致出現通縮的情況，也就是供過於求，因而商品價格下跌，帶來經濟的萎縮。

中共解決的辦法主要是增加政府的投入，包括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和增加公務員的工資。但是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因此產生兩個負作用，一是財政赤字擴大，二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兩者都已經接近或超過了警戒線，所以北京又發動了一場打擊偷稅漏稅的運動來增加政府收入。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後果如何，我們都清楚。

(2)政治方面

一，政治改革可以說毫無寸進

江澤民在剛上任時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工作中心；其後雖然沒有再明確的提出，但是一再告誡要反對西方國家的西化和分化陰謀。所謂“西化”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所謂“分化”就是指由於民眾和黨員接受西方理念而成為異議人士形成中共的反對派，影響江澤民的獨裁統治。

在江澤民時代，唯一對外宣揚的政治改革是所謂“村民選舉”，但是從一九七八年啟動到現在，還是很多問題，例如不是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就是黑社會或金錢的介入。大躍進時期中共宣傳“一天等於二十年”，現在是二十年等於一天。所以中共只可以欺騙外國人，對內宣傳也不多。最近城市居民委員會也試行“民主選舉”，但是更多的也是形式而已。何況這些並不是權力機構，所以還沒有涉及到對制度的改革。

二，嚴格監管資訊的流通

1，中宣部經常發布文件頒布禁令，近來最著名的就是規定三十二個方面禁區和必須“慎重掌握”的領域，傳媒動輒得咎。

2，違反的給予調職、革職的處分，或部門及機構的“整頓”，乃至關閉，最近更宣布用黨紀處分來約束黨員。有的甚至予以逮捕，如姜維平。國際記者組織多次評江澤民為“公敵”。外國傳媒更常常被幹擾或封殺。

3，加強互聯網的監管。設立網路警察外，更大大提高封網技術，以嚴刑對付犯規者。甘肅省一位異議人士下載五百篇“反動文件”並通過網路同海外異議人士聯系被判十一年重刑。最近更封殺google等搜尋網站。此外，對網吧也一再“掃蕩”。

但是這些做法並未能盡全功。《南方周末》改組三次，總編輯江藝平和錢鋼先後下臺，但是最近報導九月十四日南京大毒殺案的一篇文章仍被槍斃。原因是媒體工作者的良心和市場化的影響。

三，大肆鎮壓異議人士

江澤民上臺後一直不給六四平反，把話說死，而且繼續鎮壓異議人士。

一九九八年鎮壓新創立的民主黨，有近四十位身陷囹圄。

一九九九年鎮壓法輪功，至今已有近五百人被虐待至死。

二○○一年“九一一”之後將分離主義組織打為“恐怖組織”。

對地下教會的鎮壓沒有停止過，動輒逮捕幾百人，並鏟平教堂。

在這些鎮壓活動中，以鎮壓法輪功規模最大，也最殘酷，並且以政治運動方式進行，魔手還伸到國外。這個鎮壓運動主要是江澤民個人的意見，其他領導人很少表態。

這些事發生在北京簽署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之後。在這之前江澤民宣揚人權就是禽獸之權。這些說明中共簽署國際公約並不是要遵守它，而是要改造它，使之符合中共的標準。

四，在黨內拉幫結派，打擊異己

首先對付威脅江澤民權勢的太子黨，如打擊周北方，再打擊鄧小平家族；其後打擊最大的地方勢力，如北京的陳希同和廣東的歐陽德和於飛，鞏固了江澤民“上海幫”的地位。

於是再開展“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以“講政治”為主，要全黨統一在江核心周圍。大貪官胡長清等就是在“三講”過關之後被槍斃的。二○○○年開始的“三個代表”，則是將官僚資本家合法化，真正目的不是吸收資本家入黨，而是共產黨員合法的變成資本家。從江澤民要私營企業家“傾家蕩產”到江綿恒“發家致富”，就是江澤民心路歷程的最好寫照。而江澤民利用“反貪”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更使全黨搞得烏煙瘴氣。

五，收買社會菁英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江澤民收買知識分子，收買國家幹部，給他們高收入高工資，容許適量貪汙。因此不少似是而非的歪理由他們炮制出來了，如對六四鎮壓的辯解，現在是最好時刻等等。

如對六四鎮壓的辯解，說如果吾爾開希上臺比李鵬更糟。實際上當年學運是自發產生的，目的只是要求推動政治改革，打倒“官倒”。王丹和吾爾開希並不是“吾欲取而代之”奪取政權，否則不會遠離工農民眾。何況怎麼可以把還在讀書的他們同在政治鬥爭和官場中滾爬了數十年的李鵬相比較呢？而目前是最好的時刻的說法也有問題。經濟上的原因上面已經說過，至於政治情況，例如人們可以在私下罵共產黨江澤民，對異議人士也不是同以前一樣隨意槍斃，傳媒出版物有時出現一些不同聲音等等，那不是江澤民不想管，不想殺人，而是現在江澤民管不了這樣多，隨意殺人的後果他也不是不知道，六四屠殺後全世界的制裁還歷歷在目。

(3)道德倫理方面

毛澤東時代，為爭奪政治權力而不擇手段，念念不忘“權”字；鄧小平時代，為爭奪經濟利益而不擇手段，全民“向錢看”，成功轉移了民眾的政治視線。江澤民時代，既要政治權力，又要經濟利益，以江綿恒官商合流為代表。因此整個社會、整個民族陷入道德淪喪的境地。例如黨內鬥爭已經沒有什麼改革保守的理念，純粹是利益之爭，用在反腐敗上面，只能越來越腐敗。

官僚草菅人命。尤其煤礦事故接連不斷，煤的年產量中國十二億噸，美國十億噸，但中國的煤礦事故死亡率遠高於美國，每年平均死亡是六千到一萬人之間，美國則是四十人。惡性的社會安全事故更是不斷。例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大舜號》渤海沈船事件，二○○○年十二月洛陽娛樂場所大火，二○○一年三月江西芳村小學爆竹工場爆炸和石家莊大樓連環爆炸，今年九月南京食品大毒殺事件，死亡人數動輒數十數百，不見黨國領導人表示哀痛和出來道歉，各級領導人還千方百計隱瞞死亡人數，封殺傳媒的報導。政府這種態度，民眾也是如此，見死不救的新聞比比皆是，歹徒作案自然也不把殺人放火當作一回事。還虧江澤民吹噓“以德治國”。

(4)兩岸關系方面

在六四之後，大批臺商趁西方國家制裁之際，投資大陸。李登輝也廢除了臨時戡亂條款，使兩岸關系進一步正常化。但是在鄧小平病重之後，江澤民為了在“統一大業”上立功，便在一九九五年年年初提出江八條。由於臺灣方面沒有熱烈響應，江澤民惱羞成怒，借李登輝訪問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在七月發動臺海軍事演習，開“文攻武嚇”的先河；更在第二年臺灣直接選舉總統時，向臺灣的基隆和高雄海域發射導彈。從此兩岸關系陷入緊張狀態，在李登輝發表“特殊兩國論”和二○○○年總統選舉時，北京繼續發出戰爭叫囂，不惜“打爛重建”。江澤民以為武力恐嚇可以逼使臺灣“統一”，但是實際效果是贊成統一的臺灣民眾越來減少，民心越走越遠。

而中共在九七年收回主權，並宣揚洗刷了“百年恥辱”的香港，首五年經濟大倒退，第二個五年一開始就政治大倒退。香港繁榮不再，基本法所肯定的公務員制度被否定，香港的司法獨立被蠶食。江澤民欽點了昏庸無能的董建華擔任特首，在第一屆施政失敗後，江澤民為了自己的面子，不顧廣大香港市民的反對，再力挺第二屆。結果“一國兩制”不能垂範臺灣。

(5)外交方面

“春秋外交”：江澤民結合外交和旅遊，跑遍了好多國家。所謂“春秋外交”就是專門選擇春天和秋天的旅遊季節開展外交活動。訪問大國是為了體現中國的大國地位，滿足他的虛榮心；訪問小國也是為了打壓臺灣，不給臺灣有國際空間。

“大國外交”：江澤民在一九九三年兼任國家主席後，因為虛榮心決定了他背棄鄧小平所提出的“決不出頭”的二十四字方針，改行“大國外交”，以訪問大國，同他們的領導人通熱線電話為榮，甚至不惜賣唱賣笑作秀，喪盡人格國格。

“兩面外交”：對美國，為了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抵制民主和人權的觀念，在國內制造反美情緒；但是對外政策上，因為在經濟和科技上有求於美國，又要訪問美國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因此就在反美和親美方面走鋼繩，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需要突出不同重點，有時候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有時候又像妓女諂媚嫖客一樣。這同清朝末年慈禧太後的表現類似。目前為了要達到去布殊的牧場吃烤肉的虛榮心，對美國低聲下氣。

“賣國外交”：對俄國，主要是拉攏。目的兩個：一，對付美國；二，希望俄國恢復舊日獨裁政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江澤民花了很大代價同俄國結成“戰略夥伴”。一九九○年四月李鵬訪問蘇聯，其後李鵬和江澤民每年輪流訪問俄國，或邀請俄國領導人訪問中國。一九九一年五月江澤民訪問蘇聯時簽署中蘇東段邊界協定；一九九四年九月，江澤民再訪問俄國，簽署中俄國界西段的協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中國，在北京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兩段的敘述議定書》；二○○一年七月江澤民訪問俄國，同俄國總統普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肯定了邊界條約。這些條約默認了十九世紀滿清政府同沙皇俄國簽署的九個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在一九七二年進入聯合國時曾經表示不承認所有不平等條約，俄國政府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也曾經表示要歸還過去沙皇俄國侵占中國的領土。但是都給江澤民輕易的賣掉了。而在勘定有爭議的地段時，江澤民又進一步出賣國土，例如對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約七到九成劃給他們，中國只拿到一到三成；為拿回珍寶島，讓出一百五十倍大的土地。但是這些對老百姓都秘而不宣。

此外，中共向俄國購買了大量軍事裝備。據詹氏國防周刊指出，二○○一年俄國對中國的軍售額為二十億到二十二億美元，占俄國全部軍火出口總額的一半，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軍火進口國，而今年的簽約總額更接近五十億美元。有了這樣大的利益，所以俄國在靠攏美國的同時，不時安撫江澤民，特別是鼓勵中共擴充軍備來對付臺灣。

中國傳統外交是“遠交近攻”，江澤民卻來個“近交遠攻”，以出賣土地給鄰國來抗衡遙遠西方國家的民主理念，以保住獨裁政權。寧贈“友邦”土地，也不可讓政權轉到民眾手裏。這就是江澤民外交路線的本質，也是江澤民同中共獨裁政權反人民的本質。

(爭鳴)


發稿：2002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