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良知、尊嚴和自由而寫作

俄羅斯是幸運的，在極權統治的恐怖和黑暗中，依然有許多作家挺起良知胸膛，為尊嚴而寫作。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蒲寧、紮米亞京、布羅茨基、布爾加科夫、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他們用個人的尊嚴贏得了一個民族的尊嚴，使俄羅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能透過層層鐵幕射出人類永恒的精神之光。俄羅斯作家對苦難的承受和對良知的承擔是大義凜然的。1934年，曼德爾施塔姆已在空氣中嗅到災難的氣息，他對阿赫瑪托娃說：“我已做好死的準備。”（4年後他死在遠東一座勞改營裏）1936年，當他已經完全失去自由時，他在一首詩裏從容地寫道：“窒息之後，我的聲音裏/傳出了大地的聲音——這是最後的武器……

這群為良知和尊嚴而殉道的俄羅斯作家，始終沒學會俯首貼耳、卑躬曲膝、搖尾乞憐，更不會與專制下的罪惡同流合汙，助紂為虐。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充滿勇氣地作出對荒謬時代的道德和美學的審判。因而他們始終沒有被這個荒謬時代的荒謬所淹沒、所吞噬。

然而，在類似的社會背景下，中國作家卻毫無尊嚴和責任感可言。最好的表現也是獨善其身，如沈從文躲進了古代服飾研究，錢鐘書一頭紮進了唐詩宋詞，幾位最有才華的詩人只知埋頭翻譯。胡風是承受苦難最多的作家，他的思想卻一直未能超越“君臣”的藩籬。50年代初，他歡欣鼓舞地寫了一首長詩《時間開始了》，在時代奏出的個人迷信的序曲中增添了一個音符。1955年他被毛澤東親自打成“胡風反黨集團”、親自下令逮捕以後，他在監獄裏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眼裏朦朧望聖旗”，這一“望聖旗”的心態，他幾乎到死也沒有改變。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把屈原做為人格榜樣，而屈原最可悲的地方正在於他的忠君，苦難的神聖意義在忠君的愚昧中被消解了不敢設想，假若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布羅茨基、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都像屈原忠於昏庸的楚懷王那樣，“信而被謗，忠而見疑”，是受冤枉而被迫害的，並不是為了堅守人的良知、人的尊嚴、人的自由而被迫害的，並不是為了堅持“詩與帝國對立”（布羅茨基語）的美學立場而被迫害的，他們的苦難，

他們的作品還會像現在這樣放射神聖的光輝嗎？

讓人痛心的是，在那些災難和恐怖的年代，大多數中國作家把保存自己當作唯一的人生準則，完全放棄了良知、尊嚴和理性。他們像一群被關在同一個瓦盆中的蟋蟀，在某一根草居心叵測的撩撥下，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搏鬥，你咬我，我咬你，各個窮兇極惡地要把對方咬死，最終人人逃脫不了悲慘和屈辱的結局。什麼“胡風反黨集團”，什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最初都是作家整作家整出來的，然後才被當局所利用。這讓我想起古羅馬鬥技場上的情景：一群奴隸挺著劍和矛在籠子裏殘酷地搏鬥著，奴隸主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坐在高高的看臺上談笑風生……在對胡風、丁玲等人的圍剿中，作為文化部和作協領導的那些作家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其他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一起揮戈上陣，萬箭齊發，萬炮齊轟，惟恐心一軟即被牽連進去——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實則為了保全自己，便棄良心、人道、情義如敝屣。現代文學史上許多名聲如雷貫耳的作家，在同伴落難時不僅不去搭救，反而爭先恐後地落井下石，其自私卑劣足以讓後代瞠目結舌。

永遠不能洗刷的恥辱在於：在相似的社會背景下，堅守良知和尊嚴、為美學殉道的俄羅斯作家的名字有長長的一大串，而中國作家……幾乎一個也找不出來！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學家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蒼白。

中國人太聰明，中國作家尤其聰明。中國作家和俄羅斯作家都承受了無比深重的苦難，但俄羅斯作家是化苦難為力量，化苦難為信仰，化苦難為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和犀利的批判武器，化苦難為博大的悲憫和深刻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而中國作家從苦難中汲取的僅僅是求生的“智慧”。他們在無窮無盡的苦難中學會了明哲保身，學會了見風使舵，學會了隨波逐流，學會了對“皇恩浩蕩”的等待和依賴，學會了以沈默和無所作為來維護自己的“清白”與“德高望重”，學會了以效忠和檢舉來保護自己的性命、利益、名聲與地位；有一部分作家甚至學會了阿諛奉承，學會了趨炎附勢，學會了賣友求榮，學會了公報私仇，學會了不知廉恥，學會了虛偽和殘忍。他們最陌生的一些詞是：挺身而出、承擔、勇氣、血性、信念、人類良知、自由與尊嚴……

我清醒地知道，我之所以能這樣無所顧忌地批判我的前輩，是因為我占有時間賦予我的道德優越感，倘若我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作家，我肯定逃不了中國作家群體的軟弱和怯懦。即使是社會政治環境與50年代相比有明顯改善的80年代和90年代，在我和我的同代作家、詩人中間，那種中國作家固有的怯懦和自私，一不小心也會露出尾巴。正因為如此，我們尤其不能回避中國作家的歷史恥辱，尤其應該深刻地反省和懺悔，尤其應該把良知、尊嚴和自由這幾個字永久地刻在我們的靈魂上，刻在我們的傷疤和骨頭上，尤其應該銘記布羅茨基的兩句話——“詩人為文明之子”，詩是“被人類良知照亮的藝術之光”。

發稿：2002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