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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國家”何以“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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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族主義”何以“理性”,又何以“現代”?

◎ 任不寐

在鼓吹“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這方面,法西斯國家是最傑出的代表。希特勒說:“民族社會主義不是把個人或人類作為其觀點和決策的起點。它有意識地把‘民眾’作為整個思想中心。”墨索裏尼說:“在法西斯主義者看來,一切都存在於國家之中,在國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東西,更沒有什麼意義而言”。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日益成為進步哲學和落後哲學的主要分野。我的觀點是,“社會”、“國家”等“大詞”相對與個人而言,不僅是次價值或僅具工具價值,而且是不“真的”。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原始文化,民族主義就是一種“情感”,而且是一種原始情感。它在學術視野中是一種文學抒情,在政治生活中是一個謊言。我不知道“民族主義”何以“理性”,又何以“現代”?同樣,“現代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同樣是不真的,因為這些“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在殖民時代以前就“獨立”地存在了。


我認為麥克斯·施蒂納首先是人類思想史上最誠實的思想家之一。施氏為自由主義對國家主義進行第二次反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比如他正確地批判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必然使人淪落為遊民(因為人喪失了財產),他也對人類充滿了真誠的愛;他最早為一些淩駕於個人之上的集體符號送葬,他意識到非人格的集體符號(國家、人民)已經是人的一座座精神監獄。


作為經驗世界的事實,“民族-國家”是一種虛妄和一場陰謀

阿道爾諾(TheodorW.Adorno)說:“總體性是不真的。”人格化的國家是一個假概念,或者說,是一個偽概念,一種虛妄。用汪丁丁的話講,這個問題就是:“民族”或“國家”是如何可能的。“民族-國家”只是本質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實體性概念,但不是實在世界或經驗世界的實體性概念;它是不能證明的,也是不能“在場”的。黑格爾在這兩個世界的邊緣上騎墻,他在精神世界裏反駁別人對他的“國家”的批評,又偷偷地溜回現象界為弗裏德利希-威廉的“國家”辯護。這種騎墻作風是所有的“愛國主義者”的共同伎倆。

個人存在不僅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第一個事實,也是它唯一的事實。“愛國主義者”看不到“國家”的背後是幾個極端利己主義者。我們有必要指出,“國家”不過是一副面具。

人類可以這樣化分為兩類:承認自己是利己主義者的利己主義者----這類人的確是少數,和否認自己是利己主義者的利己主義者----這類人很多,民族、國家、人民、集體、社會、大多數等等“大義名分”是他們千古不變的面具。撕破臉皮的國家主義者的宣言是:“朕即國家”;半掩朱顏的國家主義者的法律是:“批評領袖就是反對國家”。由於“國家”不能“親自”解受禮拜,因此“朕”是大義名分的熱烈鼓吹者和最後受益人。他們以國家名義占有個人財產,踐踏個人權利。霍布斯認為“公共權威”的建立可以制止人們的偏私與天然沖突(他對人性的理解是片面的),給社會提供“安全保障”,事實上,這個“公共權威”----由於它必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現----正是一種潛在的“偏私”和“沖突”;在缺乏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這個代表者或篡奪者是最大的“偏私”和最大的“沖突”。


作為思維世界的事實,“民族-國家”何以“尊嚴”?

作為思維世界的“事實”,“國家”存在。但我認為,國族中心主義遠遠不是最高尚的哲學,可以說與“尊嚴”和道義無關。別爾嘉耶夫說:

“民族主義比國家主義更能誘惑人和奴役人。……民族的利己主義同個體人的利己主義一樣不道德,一樣應該受到譴責。而一般人卻把民族利己主義認作人的道德責任…當人的邪惡註入那種被判為理想和超個體的價值,即集體的真實性時,邪惡就轉化為善良,甚至還轉化為責任。…民族主義最寵愛謊言。…民族與人民是兩碼事。對自己人民的愛,顯露人的善良情感;而民族主義則需要仇恨和鄙棄其他的人民。民族主義是潛在的戰爭。當人們談論經由民族主義產生的眾多的沸沸揚揚的謊言,如民族的理想、民族的幸福、民族的統一、民族的使命等時,那‘民族的’僅僅指擁有特權並占據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和擁有財產的階級。…民族主義都不關註人…民族自我中心主義、自命不凡同個體人的這類東西沒有任何區別,全都是惡和愚蠢。……人早已被它攪得昏昏然,即使最平庸和最愚蠢惡人,也自信自己分領到了民族的和人民的聖光,會頓覺自己頂天立地。這種奴役與誘惑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它給人以強烈的拔高感。…情感沖動在民族主義那裏泛濫成災。”

其次,我們得區分兩種不同的種族中心主義思潮。一種是肯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鼓吹熱愛自己的民族,但也深刻地反省本民族的各種劣根性,同時不持排外主義的情緒或陰謀貶低異族。這種民族主義可以勉強說是“積極”的和“成熟”的民族主義。盡管它未必是高尚的,但它是正常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與之相對立的是否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唯我獨尊,完全否定異族文化。否定的民族主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進攻性的否定民族主義,如“優秀種族統治論”和“天下論”。這種民族主義是人類戰爭的理論策源地,它本身就是“反人類罪行”。與之相對的否定民族主義是防禦性的否定民族主義。這種族主義因自身文化處弱勢地位而拒絕參與全球化進程,並總是從“美國也有臭蟲”和“國情特殊”這兩種發現中說明自己的合法性,這種消極的態度置本民族於世界潮流之外,並成為文化愚昧和政治專制最後的護身符。“國粹”派是這種實用主義的民族自卑證的突出代表。否定的民族主義不僅不尊重個人尊嚴,而且必然以“國家尊嚴”的名義踐踏個人尊嚴,也破壞對世界性問題的負責任的國際合作。

霍克海默在批判同一論的同時,也提醒我們警惕“過分的經驗論導致事實的神聖化”這種新的片面性。我們說“國家”是一種虛妄,是指把觀念中的“國家”作為經驗事實這種努力。“國家”作為一種觀念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它以至少以下幾種“指代工具”的形式存在於話語世界:

第一、“指代”確實被授權的、在某些特定時期並僅僅在這樣的時期就某些事項並僅僅就某些事項代表我們的“政府”。梁啟超說,愛國主義要嚴“國家”和“政府”之分,我贊同這個觀點,但我的結論可能正相反,愛“政府”比愛“國家”更真實,因為政府畢竟是人組成的,“國家”卻不存在。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樣的“政府”是“可愛”的。

第二、“指代”“祖國”。“祖國”是一種道德上的判斷,是一種歷史性的“道德需要”。貝內德托-克羅齊說“對祖國之愛是一種道德觀念。……既然祖國是一種道德觀念,因此它與自由思想有著緊密的聯系。”愛祖國的前提同樣是在道德上,“祖國必需是可愛的”。

第三、“國家”是精神世界的事實或實體性概念,它不能下落到現實。它有助於思維的“便利”,是思維運動的概念工具。它與“愛”和“尊嚴”無必然聯系。

第四、“指代”與某一生存空間相吻合的、互相聯系的、在某些方面“同質”的人文關系和非人文關系的總和。它是文學的對象,不是哲學的對象。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炎赤部落的沖突,還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城邦之戰,部族之間為生存資源和集體榮譽交惡由來已久。羅馬帝國的崩潰開始形成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輪廓,它的崩潰方式及基督教的整合作用,形成了歐洲多國體系下的“競爭中的繁榮”這一特殊的西方民族國家主義。在東方,草原部落的歷史性騷擾,近代西方野蠻的“撞擊”特別是日本瘋狂的侵略,以及近代以來東方世界反殖民主義的勝利,形成了一種“防禦下的安全”這一特殊的東方民族國家主義。至少在本世紀中葉以前,世界史是民族國家主義不斷強化的歷史。

道德誠實是最基本的尊嚴意識。“個人的勝利”(托夫勒)是常識的勝利。


(摘編自<<思想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