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當代“比丘”的不幸遭遇

兩年前，一個憂國憂民的虔誠佛教徒，出於“普渡眾生”的信念，僅僅因給中共政府寄發公開信，反對對臺用武，便被逐出寺院，至今處境艱難，無法安身立命，故申請出境，又遭政府拒絕，其命運之坎坷，可鑒當今“紅色中國”人權之現狀。法師每每找我苦訴衷腸，我為無力為他伸張正義而愧疚難當，故僅作俚文，聊以告慰。

慧真法師法名親原，1938年出生於河北邯鄲地區永年縣。該地自古都是兵家必爭的交通要塞，慧真法師少年時代就飽受戰禍之苦。1944年以來，國共兩黨軍隊內戰不止，在該地區形成拉鋸戰，無數百姓慘死於此，碎屍遍野，流血染河。慧真親眼目睹了永年城被圍困兩年，百姓戰死餓死過半的悲慘景象，因而便形成了他畢生反對暴力戰爭，厭惡階級鬥爭的價值觀。青年時代，他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慘遭中共極左路線政治迫害。文革後，冤案雖得昭雪，但青春已竭，白發上頭，其時心灰意冷，故頓入佛門。1985年他正式出家，1986年在南京市棲霞寺受俱足戒，1987年遷居該寺常住。但時至1989年，中國大地竟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血案，法師因同情學生運動，被迫離開該寺。從此慧真成為一個居無定所的當代比丘。

“六、四”後，慧真法師因又一次目睹了中共鎮壓學生所釀成的血案，和重提階級鬥爭的不幸，再次喚醒了他要用有限之年批駁謬誤，反對暴力的良知。慧真法師認為，出家人應當首先是一個愛國的好公民，不弘揚真理，批駁謬誤，又何談“普渡眾生”？為此慧真法師又以出家人的真誠，在當時萬馬齊喑的背景下，開始撰寫一封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及政協的“萬言上書”。該書坦陳已見，直言不諱地從理論上批駁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的荒謬性和有害性。特別是對中共用坦克鎮壓學生的強烈譴責。慧真法師寫道：“執政者對千萬愛國學生的請願無動於衷，竟調集軍隊、大炮、坦克堵塞言路。言路被堵塞，即是追求真理的路被堵塞。”最後，慧真法師希望國家能“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認識馬列主義這些美化階級鬥爭，提倡階級鬥爭，挑動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鋼，以階級鬥爭為榮，以階級鬥爭為樂的謬論邪說的危害，認識階級鬥爭的種種實質危害，進而共同探尋一條解決階級矛盾的正確途徑。”

正值此時，慧真法師輾轉來到山東省青島市湛山寺暫時掛單，便將其反復修改，完成的近兩萬字的《萬言書》，虔誠地呈交青島市政府，希望其轉呈中央。然而沒過幾天，市宗教局幹部就牽頭，由市佛教協會秘書長、湛山寺方仗、監院共同開會，批判慧真法師，會後又將他逐出該寺。從此慧真法師又開始浪跡天涯，所到寺院竟都不顧佛門道義，不予收留。例如，山東省煙臺市竹林寺妙光法師就對前往要求掛單的慧真說：“你是在黨中央都掛了號的法師，我們可不敢留單”。

三年前，慧真法師又幾經周折，經山東省佛教協會朋友協調，來到青島市郊區的一處尚未開放的法海寺。該寺當時僅慧真一位法師。1999年下半年，中共因臺灣李登輝發表“特殊兩國論”發起新一倫“文攻武嚇”浪潮，海峽兩岸大有戰爭一觸即發之勢。為此對戰爭深惡痛絕的慧真法師，再次不顧個人難境，發出一封佛教徒致中央政府的公開信。該信抨擊戰爭罪惡，反對中共恃強淩弱，認為中共武力攻臺是“無道罰有道”。他在該文結尾時寫道：“中國古代聖人說：‘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這是千真萬確的普遍真理，為什麼力不可恃？力量對比是在不斷變化的，它必然受到人心向背的制約和規定，所以只有恃德，順應人心所向，才能取得最後勝利，反對戰爭，擁護和平，厭棄階級鬥爭，歡迎和平協商，統一分歧，化解矛盾，實行互利的階級合作，這就是人心所向，也是人民群眾的真實利益所在。”

該公開信在上呈中央的同時，又在海外的論壇上發表，導致大陸官方震怒，即將慧真法師逐出法海寺，引發海外新聞報道。至此，慧真法師再次拖著老邁之身，南北流亡，途徑江蘇省無錫廣福寺，得以勉強棲息，但不堪該寺知客嚴密監控，又輾轉至浙江湖州道場山萬壽寺，仍倍受監視與淩辱而無法安身。為此他第三次致書中共，批駁政府容不得異己，要求申領護照，出國考查（已被當局拒絕）。慧真法師在該信中寫道：“為什麼一而再地把我逐出寺院？我沒犯國法，沒違反寺規，就因為我寫了兩篇文章----自我經歷，親身感受，使我不得不相信，當今的統治階層，確乎容不得異己，聽不得不同的聲音。我忽然記起‘六四’請願學生遊行隊伍中很多人用膠布貼嘴巴的情景。真要以他們為榜樣嗎？”在中共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中，慧真法師不僅無法做一個有良知、有權利的正直中國公民；而且不能做一個弘揚真理，誠心向佛的比丘。若留不得，若去不能。這究竟是為什麼？(2001/2/27)


發稿：200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