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以精神與道德的吸引力震撼中南海

北京當局卯足全力鎮壓法輪功，被西方媒體譏評為世紀末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所謂的荒唐，當然是指法輪功組織的屬性、功能、作為，均未對社會造成危害，根本不值得如此大動幹戈，盡管它信眾逾千萬，遍布城鄉各地。 通過它的傳播途徑與內涵即可明白。法輪功的傳播途徑相當獨特，即循著親、友兩條線路延伸。這種傳播方式，顯示了中國人以家庭倫理為社會內核的傳統，至今仍無太大改變，其重要性和信息傳遞的效果，比社會組織效率更高。

此外，法輪功風行一時的潛在因素還有：一、倡導的“真、善、忍”，與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十分合拍；二、將氣功與宗教結合起來，互為一體，天衣無縫，令人耳目一新；三、人數雖眾，卻沒有嚴密的組織系統，“大道無形”。然而令江澤民備感憂慮的也正是這些，試想在民心趨向法輪功的時代，誰還會買共產黨的賬？誰還對空泛而教條的社會主義制度抱有希望？ 江澤民日前表示，「我就不信我們治不了法輪功！」他把法輪功視為心腹大患，並且欲置法輪功於死地，不僅僅因為今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萬名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令北京當局感到難堪；不僅僅因為法輪功組織無懼鎮壓、前仆後繼到天安門前抗爭，為中共人權紀錄抹黑；也不僅僅因為法輪功學員每天捧讀李洪志的「轉法輪」，而無心「三講」（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 更重要的是江澤民擔心法輪功數量眾多、對當權者心懷不滿的人，做出組織與行動上的示範。

中共統治集團以「階級鬥爭」起家，對付挑戰者堪稱經驗豐富，無須絞盡腦汁便有許多現成的辦法可用。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對「邪教」的解釋是：一、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系統組織；二、神化首要分子；三、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四、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諷刺的是，上述幾點與早期二、三○年代共產主義運動極為類似，與現在共產黨的作為也相去不遠。例如，草創時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哪一個不是宗教狂，為烏托邦九死而不悔？即使到大躍進之後，餓殍遍野、物質匱乏到極點，還是有那麼多共產黨人信念不衰，不是對異端邪說的迷信又是什麼？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狂熱的宗教運動，國家幾近崩潰而不覺，毛澤東思想中「人極」思想，以為人力必可勝天，人可以完美與神一樣，人可以取代上帝等等，不是邪教又是麼？

開動強大的宣傳機器將一種新生事物打入「另冊」是中共的拿手好戲，五十年代「反右」是如此，六十年代「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如此，八十年代「反自由化」亦復如此。

資料顯示，官方媒體對法輪功討伐的力度和密度，創下文化大革命結束二十年來的新紀錄。專政機關對法輪功信徒的拘捕與審查，與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如此大規模、且牽涉面極廣的取締法輪功運動，並沒有在社會上造成「同步震蕩」。究其原因竟然是法輪功的說教對信徒發生抑制作用。在許多人看來，如果說李洪志的“法輪大法”是"歪理邪說"，那麼當局的批判、鎮壓更是荒誕不經。 從這個層面看，中共將法輪功連根拔除的作法勢必徒勞一場。即便在高壓之下法輪功銷聲匿跡、轉入地下，也並不意味大陸社會就“安定、團結”，或許是在厚積各階層反對力量，等待更劇烈的下一次爆發。

事實上也是如此，從北京公布取締法輪功決定至今，每天都有法輪功信眾赴北京請願的事情發生，各省市駐北京辦事處、聯絡處，幾乎每天都要把被北京公安部門拘留的法輪功信眾領回，並強制遣返回鄉。如果把各地公安幹警在主要道路口岸截獲的上訪信眾計算在內，法輪功“頑固分子”之數量肯定相當驚人。

眾多法輪功學員無所畏懼，原因在於他們的確是本著強身養性的目的修練法輪功，他們對本身動機與理由上的正當性毫不懷疑，他們對當局不去下決心處理真正對社會有危害的貪汙腐敗，更是不解和不齒。甚至，他們當中有相當一些人根本不怕被拘被罰，反倒以此作為修練法輪功過程中的考驗。 一如十年前「天安門的孩子」，現在法輪功學員一脈承襲了“反抗但不抵抗”的和平反對精神，束手就縛、忍受暴力，而宗教的色彩更增添了殉教的動人力量。這對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國家和人民而言，尤其有共振的震撼作用。換句話說，法輪功令當局防不勝防的，還不是秘密行動能力，而是其精神與道德的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領導集團的權力中樞向來缺乏處理社會問題的機制，長期獨裁、專制，排斥所有其他非同路性組織，反倒為異見者提供了土壤。十年前是學運，今天是法輪功，明日代之而起將會是其他組織，這既是中共政治制度自身造成的結果，也是世界民主化的必然趨勢。
（來源於一位旅美政論家的評論） 轉自<<東西南北>>

發稿：2001年2月28日